武承嗣是否杀害霸婢的主人？

两《唐书》都记载了一条有关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利用职权霸占诗人、左司郎中乔知之的婢女，并导致婢女自杀，继而罗织罪名杀害乔知之的罪行。《旧唐书》如是载：“则天时，（乔知之）累除右补阙，迁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1]《新唐书》记载与此相似：“垂拱初，（武承嗣）以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改纳言，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性暴轻忍祸，闻左司郎中乔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夺取之，知之作《绿珠篇》以讽，婢得诗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杀之，残其家。”[2]同样，《资治通鉴》也有类似的记载：“右司郎中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昏（婚）。武承嗣借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3]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华，知之时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读诗，饮泪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4]

之后，不少唐人笔记都有记述。例如《隋唐嘉话》《唐诗纪事》等，似乎这件事的真实性已不容置疑。但是，到底真相如何，不因附和者众而成立，也不因无人响应而不成立。下面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试做分析。

1.史书对乔知之婢女之死说法混乱。

乔知之的婢女，两《唐书》称之为“窈娘”，《资治通鉴》则称之为“碧玉”，“窈娘”和“碧玉”是否为同一个人，尚不得而知；其次，婢女之死各家口径也不一致。《旧唐书》称“婢感愤自杀”；《新唐书》称“婢得诗恨死”；《资治通鉴》则称“赴井死”，这就说明关于此条记载各家史书说法不一，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2.史家笔下所谓乔知之的受残害情况亦相互抵牾。

《旧唐书》称“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新唐书》称“承嗣怒，告酷吏杀之，残其家”。这个“残其家”不知是把乔知之的家抄了，还是把他的家人也杀了。《资治通鉴》则称：“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如果真“族之”，那么这就不是杀他一个人的事了，而是牵扯到整个家族成员，乔氏一族皆获罪，人人不得安宁。由此不难看出，这三处记载连续升级，从“诛之”到“残其家”，再到“族之”，一次比一次事态严重。特别是《资治通鉴》所说的“族之”，不知有何根据。如果按照最轻的族刑，只株连妻儿分析，岂不与《资治通鉴》记载的“知之为之不昏”相互矛盾？但如果说是株连到他的两个兄弟乔侃、乔备及其族人，似与事实也并不相符。《旧唐书》载：“（乔）侃，开元（713——741）初为兖州（今属山东）都督。（乔）备，预修《三教珠英》，长安（701——704）中卒于襄阳（今属湖北）令。”[5]唐玄宗开元年间乔侃尚在担任兖州都督，又怎会在乔知之去世时遇害呢？乔备曾被选入武则天预修《三教珠英》的写作班子，于长安年间任襄阳令时去世，似乎同样也没有受乔知之的牵连。

3.乔知之的死亡时间尚不确定。

关于乔知之的死亡时间，《旧唐书》说得很笼统，称之为“则天时”[6]。《新唐书》则记为“垂拱初”，即公元685年，但武承嗣“改纳言，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7]的时间是在天授元年（690），因此在时间记载上是矛盾的。而《新唐书·则天皇后中宗》载，（天授元年）“八月……壬戌，杀将军阿史那惠、右司郎中乔知之”[8]，似与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时间相一致。但陈子昂的《为乔补阙庆武成殿表》[9]有“今陛下应天受命”一语，说明乔知之在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称帝后还活着。因而，《新唐书》所谓的天授元年八月杀乔知之显然与事实不符。另外，《朝野佥载》有“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之语，而武承嗣被封为魏王是在武则天当皇帝的天授元年九月。所以，从《朝野佥载》来看，乔知之也不可能死于天授元年八月。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在记载此事时便把时间锁定在了神功元年（697）。据《资治通鉴考异》载：

《唐历》：“天授元年二月十日，诛乔知之”。新《本纪》（即《新唐书·武后本纪》）：“八月，壬戌，杀右司郎中乔知之。”卢藏用《陈氏别传》、赵儋《陈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营州（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叛，建安王武攸宜亲总戎律，特诏左补阙乔知之及公参谋帏幕。及军罢，以父年老，表乞归侍。”攸宜讨契丹在万岁通天元年（696），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还至散关（即大散关，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答乔补阙》诗云：“昔君事胡马，余得奉戎旃。携手同沙塞，关河缅幽燕。叹此南归日，犹闻北戍边。”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后。但《唐历》《统纪》《新纪》杀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据子昂诗必无误者，然云“犹闻北戍边”，则军未罢也。又武后云，来俊臣死后，不闻有反者。故置于此。据《朝野佥载》，知之以婢碧玉事为武承嗣讽人罗告之，斩于市南，破家籍没。此时知之在边，盖承嗣先衔之，至此乃杀之耳。[10]

以上记载属实吗？恐怕未必。卢藏用《陈氏别传》不到600字，一字一句反复读，也没有找到“特诏左补阙乔知之及公（陈子昂）参谋帏幕”的话。该文如是记载：“属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台阁英妙，皆置在军麾。时敕子昂参谋帏幕。”同样，赵儋《陈子昂旌德碑》也只说“特诏左补阙属之”，该文的表述是：“属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亲总戎律，特诏左补阙属之，殆及公参谋帏幕”[11]。乔知之晚年的职务是右司郎中，左补阙是十一二年前，即垂拱元年十月授予的职务。仅凭左补阙很难说就是乔知之。再者，天授以后，由于武则天开创了“试官”制度，因此补阙拾遗很多，不是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的歌谣吗？因此，《资治通鉴》怎么就能断定左补阙就是乔知之呢？另外，陈子昂的《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应是天授二年仲秋，陈子昂丁继母忧解官返蜀，途经大散关时作，比武攸宜讨契丹的万岁通天元年早五年，说明《资治通鉴》的记载与事实并不相符。

至此，并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乔知之曾随武攸宜讨契丹。

很显然，关于乔知之之死，两《唐书》的记载不甚明了，《资治通鉴》也是前后矛盾。

唐人孟棨的《本事诗·情感》也记载了这件事，甚至给出了具体时间：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愤痛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时载初元年（689）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12](www.xing528.com)

咋一看孟棨说得似乎天衣无缝，但细思之，则不尽然。因为孟棨不仅把武承嗣说成了武延嗣，而且对于时间的记载也不符合事实。据孟棨言，乔知之为“四月下狱，八月死”，似乎对于乔知之的死亡时间记载得十分准确。但前文已述，天授年间乔知之还活着，在孟棨这里怎么能说载初元年八月就被杀了呢？

4.乔知之的年龄也是判断此事真假的一个关键因素。

垂拱元年，铁勒九姓同罗、仆固等叛唐入东突厥，由金微州（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一带）南下烧杀掳掠，大唐边境受到很大威胁。垂拱二年，朝廷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北部）北上进讨。乔知之摄侍御史，监护其军，陈子昂亦随军出征。其间，陈子昂作《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说：“沧洲今何在，华发旅边城……无为空自老，含叹负生平。”[13]这说明乔知之垂拱初年已经是一个华发老人。

北征中，乔知之亦写有诗与陈子昂酬答。他在《拟古赠陈子昂》中称自己“勤役千万里，将临五十年”[14]。这个“将临五十年”，是说他此时已经快50岁了呢，还是说他已经在边疆“勤役”了近50年呢？如果是前者，则他此时已是不惑之年。这样一算，到《资治通鉴》给他定的死亡日期“神功元年”，也就60岁左右了。如果说真有一个貌美多才让他百般“宠爱”的婢女，此时大概也不过20多岁。按年龄推算，当这个婢女还未出生时，乔知之都已经30多岁了，在提倡早婚的唐朝，乔知之能在遇到她之前一直不婚吗？如果真如此，那么他的不婚大概是有其他原因吧，而不是因为爱这个婢女。如果说当时乔知之非常喜欢这个婢女，甚至为了她已经到了不婚的程度，那为什么不冲破重重阻力直接娶她为妻呢？如果是因为婢女出身低微而不愿娶她为妻或纳为妾，那就说明他也并没有像自己标榜的那样喜欢这个婢女。所以，即便“艺色第一”的婢女确有其人，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存在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乔知之尚且不愿摈弃门第之见，娶这个婢女为妻或纳她为妾，又怎么能要求年轻貌美的婢女为已然老态龙钟的他殉情呢？恐怕这些都只是封建史家的呓语。

5.《绿珠怨》与婢女之死并无直接联系。

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夜宿薄太后庙，见戚夫人、王嫱、太真妃、潘淑妃，各赋诗言志。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座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乃谢而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诗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急，今有死，不可及乱。”[15]

《周秦行纪》记事多诡怪，但并没有提及什么乔知之的窈娘，或者碧玉。以韦瓘的博学，不会没读过包括《朝野佥载》在内的唐人笔记小说，但他为什么没有把乔知之的婢女放到他的文章中以使之“锦上添花”，或许他也并不认为确有其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乔知之与婢女的爱情故事，其感人程度，也较之石崇与绿珠的故事逊色得多。

再分析《绿珠怨》。此诗全是以绿珠的口气说话。开始四句是绿珠回忆自己怎样来到石府以及二人如何相爱。中间四句是说石崇招摇，闺阁“不曾观（难）”，歌舞“借人看”，引起“意气雄豪”“骄矜势力”横刀夺爱。后四句是说“我”不愿意接受“辞君去君”之后那些无休止的悲伤，宁肯在高楼永别，为君殉情。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咏古诗。如果把乔知之代入的话，根本看不到乔知之对婢女的思念和对武承嗣的愤怒和反抗。如果说乔知之真的对婢女用情至深，此时送给婢女的诗，应该多是倾诉相思之苦然后设法营救之类，而不是暗示她以绿珠为榜样，让她去殉死。婢女虽出身卑微，可以当唐代的绿珠，但问题是，乔知之并没有像石崇对绿珠那样有担当。一个把身份、等级看得如此重的懦弱之人，又如何让人殉情？

6.武承嗣晚年权力有限且和酷吏关系紧张，不可能“讽”酷吏。

据《旧唐书》：“如意元年（692），（武承嗣）授特进。寻拜太子太保，罢知政事。”[16]这年武承嗣不过44岁，就被武则天“罢知政事”，失掉了有实权的职事官——内史（为正三品，执掌中书省，即宰相）职务，仅仅给了他一个荣誉职务——特进（位在三公下，为散官），之后又给了一个太子太保的身份，很显然在政治上他已然没有了实权。一般而言，大臣突然失去重要权力不仅心情懊丧，而且傲慢的做派也会收敛很多。纵观史籍，历朝历代发生的夺人妻妾之事，大都发生在恃宠而骄、血气方刚的青壮年贵族子弟身上。武承嗣作为朝廷重臣，至神功元年，已经临近“知天命”的年纪，他又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婢女那么骄横跋扈呢？

另据《旧唐书》：万岁通天二年，即神功元年，“俊臣将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相掎摭，则天屡保持之。而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乃弃市”[17]。《资治通鉴》也说：六月，“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之。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系狱……丁卯（三日），昭德、俊臣同弃市”[18]。也就是说，六月初三日，作为酷吏祸首的来俊臣，已走完了他残暴的一生。来俊臣一死，其他酷吏也便成了惊弓之鸟。《旧唐书》很关键的一句话是“俊臣将罗告武氏诸王……”，这说明，神功元年，魏王武承嗣与酷吏们的关系已经对立，不知道武承嗣还怎样对乔知之“讽酷吏罗织诛之”？那个酷吏是谁，给乔知之罗织的又是什么罪名，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对此均没有记载。由此也可以说明，所谓的武承嗣霸人婢女一事未必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