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与韩愈的关系及其影响社会背景

在《复性书》上篇的结尾部分，李翱明确提到“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复性书》上篇），侧面反映出了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层的信奉，造成了佛、道流行，儒道衰微的局面。因此，李翱创作《复性书》的直接原因便是要复“性命之道”，与佛教、道教抢夺信徒，建立儒家在心性观上的“道统”，增强儒学自信心。

加之自汉代以后，训诂章句的解经之风以及研究天人关系的传统儒学，忽视了继承与发扬先秦儒者在心性方面的探讨。唐末藩镇林立，社会政治关系复杂，佛教、道教的兴起则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提供了精神寄托与信仰，“而短于心性研究的儒学则有被佛、道特别是长于心性研究的佛学所同化的危险”[6]。李翱正是出于这种儒家文化的危机感和传续、捍卫儒家思想的责任感而在吸收佛教、道教心性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性情观。

还应注意到的是，从个人层面来讲，李翱的复性论也是对韩愈性三品、情三品论的修正。李翱与韩愈的关系问题，学界多有考察，多认为两者亦师亦友，关系密切。韩愈也在《与孟冬野书》中直言“李习之娶吾兄之女，期在岁后，朝夕当来此”[7]，印证了两者不仅在政治、思想上立场一致，还有一层姻亲关系。李翱对韩愈评价颇高，取字“习之”更有“学习退之”之意。韩愈的排佛运动、古文运动李翱都大力支持，对其“道统”之说也是深以为然，唯独其性三品、情三品的人性论将人性的先天差别说得太过绝对与僵化，不利于人性教化。正因如此，他著《复性书》便也有了弥补韩愈人性学说的现实意义，两者共同开启了对儒学体系的建构[8]。(www.xing528.com)

有学者指出，李翱的性情观之所以表现出矛盾，是“因为他讲的情，是在儒学的旗帜下，来贩卖佛学货色，只能遮遮掩掩”[9]，故而语意不详。通过以上对其性情观的思想渊源及社会动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其化用佛道人性思想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却非像佛教徒、道教徒那样“外天下国家”，反是要以人性本善、人人皆能成为圣贤来引导人们向善，走内圣外王之道，从而实现振兴儒学、平治天下的理想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