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关系的破裂：地方政权与士族的合作束缚

不管是门阀士族，还是关陇贵族，但凡成为一个聚合的团体，就必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36]。从这个角度看，打击旧士族、树立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新门阀”有其必要性。汪篯先生细数太宗君临天下二十三年间二十八位任职过的宰相的家世身份，其中没有一位出自山东高门。其打压态势确实一目了然。

地方政权与士族的合作关系不是长久之计。“两汉士族凝成，乃由于社会势力之存在，掌握政治权力的皇帝为增强其社会基础计，自西汉昭宣以降，采取吸收社会势力参与政权的办法而启其端倪……地方豪族之士大夫化，以及士大夫之家族化，走向了中古士族之道路”[37]。毛汉光先生这段话说明了士族缘起于皇权与社会势力的合作，其目的是增强对地方的控制，士族权力在地方的发展壮大实则是皇权的下移。迫于动乱的时局，为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尽快抚平战乱的影响，地方性政权往往选择了与地方大族分享权力，甚至合作的策略。汉族地方政权如此，胡族政权更是如此。因为地方大姓不仅具有文化优势、社会声望，同时也兼具地主的身份，是地方经济实体的拥有者。接受这样一批人进入政治系统，无异于充实了地方政权的实力。同时，士族所拥有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便于皇权把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

然而，士族门阀化程度越高，皇权就越容易被架空。门阀政治高度发展，士族与皇族平起平坐，甚至随时可以僭越的现象并非皇权政治所希望看到的。因为当皇权面临被架空的危险时，通常采取的措施有两种：一是想方设法加入士族行列，与高门打成一片，甚至通婚，消解皇族与士族的差异。曹魏以来的地方政权一贯采用此类柔性策略。但是这种策略的收效甚微，不少地方性政权的统治者是通过武力或者政变上位，其本身未必是一流高门，所以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很多高门士族甚至看不上皇族的示好，不屑于与皇族通婚，在架空皇权的路上越走越远。二是通过法律形式，干涉士族门阀的做派，树立中央权威。隋唐时期主要采取此类刚性措施，科举取士、重修《氏族志》、颁布禁婚令都属于该方面。地方性政权之所以采取柔性策略，还是受制于时局，因为世家大族不仅拥有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而且大姓之间关系盘根错节，刚性策略的采用势必会引起世家大族的集体反对，这是新生地方政权面临的最大隐患。东晋“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士族的实力派与皇族对话的典型状态。假设没有南渡士族的拥护，司马氏很快会退出政坛，宋齐嬗代即是很好的例证。

总之，魏晋以来，旧的门阀士族在与皇族的合作道路上逐渐偏离了轨道，作为权力实际拥有者的李唐皇室势必要扭转这样的趋势。贞观年间政局逐渐走向平稳上升状态，为树立“新门阀”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另外，诚如田余庆先生所言，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正常情况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38]。在政治动乱时期，皇权政治与士族政治平分秋色，实是一种非常态；那么在唐初时局逐渐稳定的情况下，推行“新门阀”政治，树立中央权威，复归皇权政治，有其必然性。

注释

[1]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46页。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31页。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34页。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34页。

[5]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0页。

[6]汪篯：《汉唐史论稿》，第260页。

[7]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

[8]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1980年第6期，第53页。

[9]参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收于《唐史学会论文集》（二），1986年。

[10]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1]赵克尧：《〈氏族志〉与唐太宗的关陇门阀观》，《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

[12]胡戟：《关陇集团的形成及其矛盾的性格》，《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第121页。

[13]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收于《唐史学会论文集》（二），1986年。

[14]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53页。

[15]（宋）李昉等编，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会校》卷一八四《贡举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2725页。

[16]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53页。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32页。(www.xing528.com)

[18]《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64——2365页。

[19]《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第2288页。

[20]《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第2703页。

[21][25]《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第2443页。

[22]（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铨曹》，中华书局，1956年，第21页。

[2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

[24]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61页。

[26]《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7——5678页。

[27]《资治通鉴》卷一四〇，中华书局，2011年，第4393页。

[28]宋艳梅：《永嘉乱后关中郡姓的地域选择与家族发展》，《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3——5页。

[29]朱大渭：《代北豪强酋帅的崛起述论》，载氏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第216页。

[30]《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第5678页。

[31]《南史》卷二十八《褚彦回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756——757页。

[32]《南史》卷二十八《褚彦回传》，第753页。

[33]（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崇礼乐》，中华书局，2003年，第397页。

[34]《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318页。

[35]《新唐书》卷九五《高士廉传》，第3842页。

[3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34——235页。

[37]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3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0页。

（马俊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