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门阀的惰性与土著士族的特性

汉末至隋唐，数百年间政权更迭如天气变化，频繁而无章，比较有章可循的就是各地的门阀族阅。唐代史官柳芳曾这样总结各地高门的特征，“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米、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26]。

“侨姓”和“吴姓”指的是南朝士族两大组成部分。两晋之际，北方大姓产生了一次大的分化，部分士族随着东海王越过江，组建建康朝廷。这批南渡士族，就成为东晋第一批门阀。实际上，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这四大“侨姓”并不一直是南渡衣冠中的一流士族。琅琊王氏尚未渡江之前，其社会地位在平阳贾氏、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大族之下，投身东晋新朝廷后才逐渐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陈郡谢氏在东晋初的地位不如琅琊王氏，尊显于谢安淝水之战成名后。兰陵萧氏等级的提高则更晚，至刘宋末，才通过弑帝篡位跻身南朝高门之列。而陈郡袁氏的族谱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袁良。袁良以通晓《孟氏易》著称，官至太子舍人，其后“四世五公”，是四大“侨姓”中唯一当之无愧的旧高门。“吴姓”则是江南地区的土著士族，相对于过江“侨姓”，他们更具备旧士族的特性。吴中朱氏家族史可追溯到汉代朱买臣、朱梁，至三国时有吴郡朱氏、沛国朱氏两支望姓，分别以朱桓、朱异父子与朱治、朱然父子为代表；吴郡张氏是汉代张良之后，三国时期有名臣张温、张昭、张敦等；吴中顾氏可追溯到越王勾践七世孙摇，东汉明帝时有尚书令顾综，三国时以顾雍为代表；而吴中陆氏出自妫姓，汉代名臣有陆贾等，三国时期以陆逊、陆抗为代表。江南士族远不止四姓，而米、张、顾、陆的崛起，得益于孙吴政权对这四姓的倚重。孙吴时期，朱、陆两姓以军功显著，张、顾两姓则以才华出众、匡扶孙室而颇受尊崇。四大“吴姓”均出自汉代士族之门，谱系明确，作为孙吴政权重要的支柱力量，并称四大“吴姓”无可厚非。

山东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将相辈出。世代盘踞于此的名门望族其实远不止王、崔、卢、李、郑五姓，但作为山东甲门没有疑义。这五姓又可称作五姓七家，分别是太原王氏、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这五姓七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受推崇，山东高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作一流士族。甚至孝文帝改革时期，也特别注意与这五姓的婚媾关系。“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27]。正是由于五姓在山东享有稳定的社会声望，在历代胡汉政权中都占有稳定的政治地位，所以在永嘉之乱的时候，他们并不愿意南渡。

与山东甲门相比，关中“郡姓”的崛起历史要坎坷得多。据统计，关中“郡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至少四次较大的迁徙[28]：一是永嘉祸起之时，四散避居江左、河西、辽东、河北等地；二是胡亡氐乱，晋宋易代之际，关中郡姓以襄阳、寿阳等南北边境之地为方向纷纷南迁。这是关中郡姓南迁之主潮，拉开了他们各自家族依违南北、家于各地的大序幕；三是刘宋、萧齐政局动乱、宗室斗争时期，失势的南方房支投奔北朝，多以北朝都城为寓居地；四是梁朝灭亡、江陵陷落直至南朝结束，寓居江左的关中郡姓家族房支多作为败俘先后入关。总体上看，早期南渡的关中“郡姓”如京兆韦氏等，所携儒学传统与江南尚玄之风相左，家族声望难以为继；而弘农杨氏、河东柳氏、寿阳薛氏等晚渡士族，以军功发迹于南朝；其后，历经北魏拓跋氏和西魏宇文氏的兼容并包政策，关中“郡姓”又回到北方，之后又被高欢裹挟，仕于北齐。由于失去了可以依据的地域优势，关中“郡姓”一直在南北政权中颠沛往来。

代北“虏姓”的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代北所指的地域，“主要指代郡以北的六镇及朔、恒、燕三州”[29]，是该族群的发源地。代北所在地域正是北魏的政治中心。二是“虏姓”之名，是相对于汉姓的称谓，“‘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30]。代北“虏姓”源于孝文帝太和改制，部分士族化的鲜卑贵族，也是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下鲜卑军事贵族的主体。从北魏至隋唐，代北“虏姓”凭借军功或者婚姻关系，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www.xing528.com)

世家大族发迹于宗族乡里，共同的生存地域是同族人抱团取暖的根据，这一点在连年混战的北方尤其重要。保持固定的生存地域，意味着能够通过血缘和宗法关系，持续垄断地方官职，控制地方舆论，得到较高的“乡品”，不断取得新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同时，保持固定的生存地域，也意味着能够保有土地和财产等经济优势。然而，永嘉以后，战火频仍，部分士族不得不加入迁徙的洪流，当然也有一部分士族固守根据地，但无论迁徙还是留守，高门士族都惯于在族姓前面加上地域名称以示区别。

在胡汉政权的交替中，不论是一流高门还是次等士族，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与当下政权的合作，这是门阀士族的重要政治特性。然而，无论哪个地域的士族都从不专属于某个特定政权，其依附的最高标准是能否给家族带来实际利益。换言之，士族对地方政权并不具有专属性，这是其政治性的另一个方面。

商周易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然而，汉唐之间以文化和门第彰显的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某个政权或朝代表现出强烈的守望。中国古代经历了两段弑君篡位的高发期，一个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另一个就是胡汉政权混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举礼乐文化大旗，将儒学经术当作家族事业来经营，并注重门风、礼法的世家大族，却不是忠君爱国的典范。汉魏易代，颍川荀彧投奔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并拉拢了一批汉末大姓投靠曹操。晋宋更替，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仍盘踞新朝各个领域。更有甚者如刘宋的顾命大臣禇渊，“身事二代。彦回子贲往问讯照，照问曰：‘司空今日何在？’贲曰：‘奉玺绂，在齐大司马门。’照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彦回拜司徒，宾客满坐，照叹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31]当时的百姓讥讽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32]但是，从“宾客满座”的情形看，忠于某个朝代的士人在当时实属异类。

门阀族阅得到地方政权的认可，成为普天之下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身事二代”甚至数代，在汉唐门阀士族看来稀松平常，家族利益要远高于国家或朝廷的利益。这种家族利益至上的心理让旧门阀士族产生了一种惰性，即无论与哪个政权合作，旧士族的族阅一定要秉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