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皇室与旧门阀观念的冲突及优化

唐初政治社会的主流门阀观仍然遵照魏晋以来的传统。汪篯先生认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14]但是，正如晚唐文宗所说，李唐皇室又自认为是“数百年衣冠”[15]。于是李唐皇室普遍存在“‘自以为贵’的自骄和‘并不算清’的自卑两种矛盾心理冲突”[16]。另一方面，秉持魏晋传统的旧门阀根本无法接纳关陇贵族出身的李唐皇室。从组成上看，关陇贵族以武川系军事贵族为核心，杂糅了汉化的胡人和胡化的汉人，包括鲜卑贵族的“虏姓”、关中“郡姓”，以及河东、江南士族。虽然该集团中有部分旧士族，而且李唐皇室一再强调自己出自关中“郡姓”，但经陈寅恪先生考证，“疑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并进一步推测李重耳奔宋归魏之事，在唐代多部官修史书中“皆删弃不录，或者唐初史家犹能灼知皇室先世真实渊源，因有所忌讳，不敢直书耶？”[17]这是极有可能之事。所以，皇室的门阀观念往往与旧门阀的观念相抵牾。

唐高祖曾对外戚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乃不平矣。’威谢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18]窦威出自“河南窦氏”，其祖先可追溯到东汉大鸿胪窦章，是名副其实的旧士族，其自贬身份，故而让高祖非常满意。面对“河南窦氏”如是，面对其他旧高门如“河东裴氏”也是如此。高祖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19]河东裴氏是三晋望族，其家世能追溯到东周秦汉，门第之高不是一般士族所能企望。然而，高祖明知裴寂是“世胄名家”，却偏偏要和河东裴氏相比，而且还一再强调二者在门第上是可以相提并论、无愧于后世的。

在这一点上，唐太宗要谨慎得多。《旧唐书》卷二八《张行成传》载：“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20]在酒宴上，也许是喝得兴起，太宗有了如上言论。所谓“意有同异”，就是太宗自我标榜关中郡望，鄙薄山东郡姓。张行成闻言，当即制止了太宗。其原因有二：一是确如张行成所言，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观念下，用地域观念来衡量贵贱，示人以狭隘，等于自损天子身份；二是魏晋以来谱牒之风盛行，无论是地方还是朝中都有一批精通天下士族郡望的士人。比如，贞观五年担任吏部尚书的高士廉，“奖鉴人伦，雅谙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21]。吏部尚书识别天下姓氏之能力，可以参照则天朝的一件事，如意年间李志远负责铨选，“有姓方姓王者并被放，私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方’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加增文字。志远一见便觉曰：‘今年铨覆数万人，总知姓字，何处有‘丁’‘士’乎。此必‘方’‘王’也。’令史并承伏。”[22]贞观朝中，除了高士廉，至少还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一批这样的人存在，他们深知李唐皇室所谓“关中郡望”的水分，言之过多，等于自取其辱。(www.xing528.com)

旧士族的门阀标准有二：婚和宦。“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23]。汪篯先生对高祖十九女和太宗二十一女的通婚状况进行了梳理，发现主婿“没有例外，全部均出自勋贵名臣家，其中主要是关陇集团家族，名臣之家只占了一部分，而没有一个是山东旧族”[24]。因为，关陇贵族并非不想与高门旧望通婚，而是高门旧望犹自高标置往往不屑与之通婚；即便是没落的高门旧望，也倾向于巴结其他旧门，或者与富贵之家通婚，借机光复旧望或索取财富，甚至出现了“卖婚”的陋习。太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25]既然不被旧士族认可，那么李唐皇室就重新树立一个新的门阀系统。所以唐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重修《氏族志》，颁布“禁婚诏”，以“今朝冠冕”为准，从根本上改变门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