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否定武则天时代-乾陵文化研究

唐玄宗先天元年以父亲睿宗禅位的方式成为唐朝的第五位皇帝。此前，唐朝经历了武周窃断唐朝国脉，中宗、睿宗虽恢复国祚，然政治上一直受武则天时代影响，纷争混乱不断的历史时期。在对待武则天的遗留问题上，唐玄宗自身与中宗、太平公主乃至睿宗都有巨大分歧。如果说后者对武则天都保有温情的善意，那玄宗则完全是以不破不立的新君姿态，非常希望唐朝能尽快摆脱武则天的影响，进入到崭新的时期。

在玄宗扫平太平公主之势力后，睿宗交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成为真正的太上皇。玄宗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明示新朝气象的行动。最具气象者便是改元“开元”，并加尊号“开元神武皇帝”。据《唐大诏令集》卷七《帝王·尊号册文上》群臣请上尊号表文，“夫开者泰也，罔弗享；元者善也，罔弗利；神者圣也，罔弗通；武者威也，罔弗服”[7]。在凸显玄宗武功卓越，时运亨通，无往不利之余，应该看到，“开元”体现了极强的新朝意识。班固《东都赋》云：“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8]《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云：“开元创历，迈德垂声。”[9]充分显示出开创新局面的新朝意象。

武氏亲族的主要政治人物，均折损于中宗太子李重俊的兵变之中。一些本依附于武氏后又依附太平公主的朝臣，大多也在太平公主之变后被贬斥摒弃，不再见用。但对于武氏的重新定位，最大可能地消除武则天的政治影响，玄宗仍旧不遗余力。

1.“十事要说”对武周政治的否定

在玄宗开创开元之世的过程中，姚崇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在开元伊始便向玄宗提出了一段纲领性意见，史称“十事要说”，《新唐书·姚崇传》对这十事有具体记载[10]，姚崇所云，严刑峻法、边事繁重、宠用佞幸、宦竖矫旨、地方贡献、贵属外戚、君臣失礼、谏臣遭厄、佛道营造，诸此种种皆有指摘武则天时期政治的取向。而十事之最后一事，谏言玄宗以汉朝为戒，更是明确指出外戚乱政之祸。如若从姚崇之言判断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任人唯亲、内征外伐，毫无可取之处。

但正如汪篯先生的判断，如果武周朝是这样混乱的局面，那开元之治的到来是无从谈起的，可见，这只是一种否定武则天的政治意见，而非事实。玄宗对边事、宦臣等问题的处理策略未必如姚崇所言，但这样否定武则天的政治意见却正是玄宗所需要的。

2.重议武则天谥号与废昊陵、顺陵

武则天的谥号在其死后有过多次复杂的改定，或尊或抑，每一次都伴随着相关的政治博弈。睿宗时期最后一次为武则天议定的谥号，是延和元年六月改定的“天后圣帝”。这个时期正是玄宗与睿宗、太平公主权力争夺白热化的阶段。将武则天的谥号重新改定为“帝”，有尊崇的意味，或许间接对太平公主及武氏相关人物（太平公主与武承嗣之子尚在）也有了尊崇的意味。玄宗在七月政变结束后，百务交杂之时，便于先天元年八月五日将武则天的谥号匆匆改为“圣后”，明确表达了否定武则天为帝之事。这次改定应是未来得及将太庙中的牌位进行修改，于是开元四年太上皇睿宗去世之后，十二月，朝廷对武则天的谥号有了一次重新议定[11]。这一次谥号议定，将武则天改唐为周称帝的事实描述为受到唐高宗托付的从权之举，再次明确提出去除武则天“帝”的称号，并将睿宗时期重新议定“天后圣帝”之号的责任推脱为岑羲等“不闲政体”。此次谥号的议定，也是武则天在整个唐代所获谥号中最简单的一个。

其次，与武则天的谥号问题相应，先天二年正月，玄宗还没有来得及议定来年改元问题时，便废除了武氏昊陵、顺陵之名，改称太原王墓[12]。昊陵、顺陵是武则天称帝时为父母所建，神龙政变后同样几经兴废，玄宗全面掌握最高权力后急于废除陵号，同样是对武则天皇帝身份的否定。

3.毁明堂与天枢(www.xing528.com)

武则天在建立武周政权的过程中，也建立了一些与之相应的政治象征，譬如明堂、天枢。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地方，《礼记》中便有“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的记载，唐代建国后对明堂制度和营建也有讨论，《唐会要》中有“明堂制度条”，对唐代关于明堂的制度讨论有详细记载，然而到高宗之时，唐代的明堂一直是作为郊祀之所而存在的。直到垂拱四年，武则天才将明堂作为朝廷日常“宣明政教、举行大典”之所建立起来。据《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

垂拱三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令沙门薛怀义充使），四年正月五日毕功。……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

证圣元年正月，诏十七日御端门，赐酺宴十六日，明堂后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明并尽。……至天册万岁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号通天宫。[13]

乾元殿是高宗时期修建的洛阳宫正殿，据《资治通鉴》记载，因诸儒议定之所“去宫太远”的缘故[14]，武则天在此修建了明堂。但近宫之所有很多，为何一定要拆除乾元殿来建立明堂？不得不说还是有宣示自己主权的意义。正是基于同样的意义，玄宗巡幸洛阳时，便下令拆除武则天所建的明堂，复造乾元殿：

垂拱四年二月十日，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至开元二十七年九月十日，于明堂旧址造乾元殿。[15]

虽然玄宗改造明堂所用的理由是“则天所造明堂，有乖典制”[16]，《册府元龟》记载则云：“今之明堂，俯邻宫掖，此之严祀，有异寅恭，苟非宪章，将何轨物？”[17]无论是“有乖典制”，还是“俯邻宫掖”，这样的理由和武则天改乾元殿为明堂时“去宫太远”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而经不起推敲，实质上，都是想要宣示政教场所的政治属性。

如果说明堂因为具备自古以来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天然政治合法性，所以玄宗在改造的过程中尚借用礼仪制度之因由，那么天枢作为武则天的独特发明，作为武周政治形象的代表更为明确：

夏，四月，天枢成……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18]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玄宗在处理这个代表性建筑时便也直接了起来，《资治通鉴》记载便是“毁天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