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睿宗的政治取向与心理塑造的关系

睿宗李旦作为李唐皇室的一员，尤其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嫡子，他注定不能与朝堂之事分开，不论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还是后期塑造的心理，都对他的政治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旧唐书·睿宗本纪》载：

嗣圣元年，则天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为皇帝，仍临朝称制。及革命，改国号为周，降帝为皇嗣，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圣历元年，中宗自房陵还。帝数称疾不朝，请让位于中宗。[27]

李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采取这样的政治取向，很可能是残酷的政治现实及其个人性格心理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唐代宫廷变数不断，政治斗争、悲剧时有发生，“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28]。包括前文提到的李旦之妃刘氏、窦氏的遇害，“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29]。武周代唐、神龙政变以及唐隆政变的发生，高宗之王皇后、萧淑妃，高宗之子李忠、李弘、素节、李贤的相继死亡，加之武则天在位期间实行的酷吏政治，诸如此类的事件都跟自己的亲人密切相关，稍有不慎，则天人相隔，残酷的政治现实令李旦内心产生了恐惧，对于朝堂政治畏而远之。不论是武则天、唐中宗时期的加封，还是唐隆政变后被拥立为天子，在政治任命上他一直都在极力辞让。

当初李世民由太子即位时也有过类似的“辞让”，但分析可知此二人的态度与心境完全不同。李世民是故意辞让，以此来显示其礼让和谦逊，换句话说，他是想立刻登基，但又要做戏，否则就不会在武德九年（626）六月发动玄武门之变，当月即被立为太子，八月即皇帝位，其速度之快表明他对皇位是觊觎已久的。而李旦“固辞”则是真心的，是多年的宫廷生活塑造的性格使然。在后宫，他深知宫廷内部的险恶，自出生以来，他见证了宫廷内的尔虞我诈。为了权势，父子、兄弟相残，他亲历哥哥弘、贤之死，显的废立，妃嫔的无辜被杀，更是亲历了自己在皇位上的废立，而这一切似乎都是自己的母亲武则天贪恋权势造成的，与其说是从小耳濡目染，不如说这种畏惧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生存与生活环境对他的心理塑造具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心理从他的政治倾向方面就自然表现出来。(www.xing528.com)

关于李旦本人，历史资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性格懦弱、没主见，心理不强大，政治手段不强硬……俨然一个与坐朝堂者不相符的形象。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李唐皇室子孙大都被武则天迫害过，又经历多次朝堂动乱，但李旦却独善其身，并从政近三十年，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资治通鉴》对此解释道：“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30]。显而易见，李旦在惨烈的唐王室宫廷斗争中能够存活下来，与其“宽厚恭谨”“安恬好让”的性格、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旦久居后宫，临近朝堂，亲历眼见，悟出“与世无争”“明哲保身”的真谛。笔者以为，正是残酷的宫廷生活塑造了李旦这样的心理，而这又对他的政治取向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景云元年（710）平韦后一党后，在立相王为皇帝时，《资治通鉴》载：

刘幽求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畴昔已居宸极，群望所属。今人心未安，家国事重……不早即位以镇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乎！”……甲辰，少帝在太极殿东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宫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乃以少帝制传位相王。[31]

李隆基对父亲睿宗的性格、心理进行了描述，而大臣刘幽求的跪请，成器、隆基的极言，再加上太平公主的拥护，相王李旦终于即皇帝位，隆基之言从侧面表明李旦推辞皇位正是其恬淡的性格所为。

李旦能够在动乱中免于难，一方面与他的性格心理、政治取向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朝臣的拥护有关。据《资治通鉴》载，李旦曾有两次遭人诬构参与谋反，险些丧命，最后都被臣下竭力保护而保全性命。武则天统治期间，有人告发皇嗣谋反，武则天立即派酷吏来俊臣审讯太子身边的家仆。在来俊臣的严刑审问下，家仆大都屈打成招，承认与皇嗣谋反。唯独太常工人安金藏坚持为皇嗣辩护，并剖腹明心，“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令舆入宫中，使医内五藏，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经宿始苏。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32]在安金藏的舍命保护下李旦逃过此劫。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常常在中宗面前陷害相王，指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诬奏相王与李重俊通谋。中宗召见萧至忠，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33]相王由是得救。笔者以为，这一切皆源于李旦宽厚、仁孝以及与世无争的性格心理，而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