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睿宗的微妙政治取向

唐睿宗夹在两位颇有政治建树的统治者之间，因而显得平庸。在母后武则天统治下，他被立为太子并取代哥哥中宗即皇帝位，但犹如傀儡，权归母后，其后降为皇嗣，武则天称帝，在废立之间，学会明哲保身；当其子李隆基及妹妹太平公主联合铲除韦后及安乐公主一党后，他再次被拥立为大唐天子。当政期间，“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当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12]凡朝廷大事均询问太子及公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终他选择了退居上皇，太子隆基即皇帝位。李旦做了六年的傀儡皇帝，七年的皇嗣，那种处处受人压制、无权可用的经历，早已令他失去了对权力的渴望，掌握实权时，也不知如何运用。从政近三十年间，他经历了即位、废立，又退居上皇，其政治生涯可谓曲折多变。

唐睿宗的政治取向是微妙的，他对权位似乎并不看重。武则天时，“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13]。中宗时，“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14]。唐隆政变后，“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辞”[15]。诸如此类的“固辞”足以证明他对权势的淡薄，但他似乎又总是在放权中参政。他极力想逃离朝堂，摆脱政治，却从一出生，便被贴上“皇子”的标签。他的身份注定不能置身事外，面对父皇、母后、兄弟的封赏、贬斥，大臣的表请，他终究不能弃之不顾，都在“固辞”中接受。一方面是纠结心理的再现，另一方面也是他政治生活的反映。唐睿宗微妙的政治取向恰是他的性格、心理使然，本无“权力欲”，但置身宫廷、朝堂，在潜移默化中总会沾染一些。

在立太子问题上，睿宗的态度是“疑不能决”，睿宗最想立为太子的应该是长子李成器。笔者以为，文明元年（684）唐睿宗为皇帝时，成器曾被立为太子，因武则天称帝，睿宗被降为皇嗣，相应地成器被降为皇孙，且期间并无过错，因此当睿宗再次被立为皇帝时，理应立长子成器为太子。只是李隆基平韦后一党有大功，故成器坚决辞让，大臣亦屡次表请，睿宗在百般犹豫之下立三子李隆基为太子。《资治通鉴》载：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丁未，立平王隆基为太子。隆基复表让成器，不许。[16]

试想，唐代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决者大有人在，如唐高祖、唐太宗等，立太子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唐高祖在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之间犹豫不决，最终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而结束；唐太宗则在长子承乾、四子李泰的斗争中身心俱疲，又在三子李恪、九子李治之间犹豫不定；另外，武则天在晚年以武姓即位还是还政李家亦迟疑不决。但高祖、太宗、武则天在立太子问题上并未出现类似“辞让”现象，最后都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相比之下，唐睿宗更为特殊一些，他“疑不能决”“久不定”[17]，甚至成器“涕泣固请者累日”“以死请”[18]，睿宗这才答应立李隆基为太子。事实上，睿宗在立太子问题上认为，相对于强硬的三郎（李隆基），成器的性格作风更类己，不会对自己帝位产生威胁，且符合礼制，顺理成章。在武则天的多年影响与高压下，睿宗并不喜欢李隆基那种类似于武则天的作风，这应该是他“久不定”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因此睿宗在封隆基为平王后，不久以“左千牛中郎将、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司农少卿同正员、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太府少卿同正员、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卫大将军，太仆少卿同正员、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卫大将军”[19]。这应是睿宗通过再一次册封限制李隆基，以此平衡李隆基一党的政治与军事势力。可见睿宗实际颇有政治头脑，只是由于性格软弱，加之受武则天及李隆基、太平公主的压制，令他的政治才能无从施展。

事实证明，唐睿宗虽多次辞让以逃避朝政，但其实并未完全脱离朝堂。查询诸多史料，亦能看到唐睿宗参与朝政表现睿智的一面。如相王在平定韦后、安乐公主一党时，“（安乐）公主死，履温驰诣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声未绝，相王令万骑斩之”[20]，表现了睿宗的果决。另外，睿宗即位后与其他皇帝一样大封、任命朝臣，虚心纳谏，亲贤臣，远小人，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任用宋璟和姚元之为相。当时“璟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21]。这对恢复武韦之乱、中宗弊政后的政治格局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在唐睿宗从政期间，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睿宗其实早已察觉二者势力的膨胀，对双方的态度表现得十分微妙。睿宗传位时听公主之言告诫太子“昔舜禅禹，犹亲巡狩。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22]，这表明他对朝廷政事并没有完全弃之不顾。当时“（公主）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若市”[23]，甚至“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24]，太平公主一方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为此，宋璟等密奏睿宗将太平公主安置于东都，以巩固太子地位。但睿宗却以“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25]为由只下一道空令：“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26]。而事实上，以上人员的职务都没有变动，这应是睿宗通过太平公主的势力对太子一方的限制。同样，睿宗亦明白，如果任凭太平公主恣意妄为，朝廷形势必然恶化，中宗弊政也将再次上演，甚至导致女权再次当政。因此，太子势力的强大亦是对公主势力的牵制。但事实证明，睿宗平衡两方势力的效果并不明显，最终迫于压力选择退居上皇，远离朝堂，这是放权亦是参政。种种行为都充分体现了唐睿宗微妙的政治取向，这或许就是他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