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对隋唐政局研究的地位及启示

从20世纪40年代重点关注隋唐之际群雄盛衰兴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跟随农民起义研究浪潮，讨论隋朝灭亡之原因，汪篯先生对于隋唐之际政局的讨论持续推进，并逐渐系统，其研究成果不仅集中体现为数篇专论（如上文所提到的6篇，以及《关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问题》[17]、《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18]等），亦分散记载于其他诸篇（如《读〈旧唐书〉札记》一文中“卷一至卷五九”以及“卷一九四上”[19]、《唐太宗》一文之第二节“晋阳起兵”[20]等）。从以上述专论、散论所涉及的问题来看，汪篯先生对隋唐之际政局的思考，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农民起义与隋朝灭亡、贞观盛世的关系；第二，隋唐之际逐鹿群雄的政权兴衰，以及对隋灭唐兴的作用；第三，李唐自晋阳起兵至受禅建国、统一天下之全过程，以及具体细节。但很显然的是，相比于肯定农民起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群雄逐鹿、李唐建国对于隋唐政局、历史走势的重大影响，更早得到汪篯先生关注，且持续时间更长，讨论更深入，所得结论学术价值更高。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倘若在《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00——1981）[21]中查阅与群雄逐鹿、李唐建国相关的研究成果，汪篯先生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发表时间[22]皆未置首列，其学术史地位因而常常得不到足够肯定。仅以创建唐朝的晋阳起兵“首谋”者一题为例[23]。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谁是晋阳起兵“首谋”者，成为隋唐史领域热门论题之一。纵观20世纪之研究，最早提出太宗“首谋”的学者是范文澜，根据两《唐书·高祖本纪》之记载，范氏认为“李渊在晋阳起兵前未曾有过反隋的想法，积极准备起兵者是李世民和刘文静”。相比之下，持高祖“首谋”论的学者数量更多，其中似以吕思勉所持《旧唐书·李靖传》《宇文士及传》之证据更为确凿，又以李树桐所作系列文章（《李唐太原起义考实》《论唐高祖之才略》《唐高祖才略的真相》《论唐高祖成功及失败的关键》）[24]更为系统和深入。

事实上，汪篯先生对此问题亦有论述，并持高祖“首谋”之观点。《二十世纪唐研究》以《唐太宗》一文之分析——“唐太宗的皇位不是由合法继承得来，而是通过杀兄逼父取得的。这种行为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太宗在夺得皇位以后，就着手修改国史来为自己辩护……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成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他的皇位获得近似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作为其观点的概括，并指出“80年代以后的讨论，多数意见基本上与汪篯的观点相同”。这一定位恐怕与汪篯先生遗稿的整理、问世时间有关。

1981年，《隋唐史》正式出版，《唐太宗》等文章被学界所知，汪篯先生的观点亦被认可，且为高祖“首谋”论注入一股强大力量，但这一时间并不能作为汪篯先生持高祖“首谋”论断的时间。早在《隋唐史》出版前近40年，汪篯先生便已对这一“唐史中第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进行考察并形成文字，记载于《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之开篇：

唐朝的创建始于晋阳起兵。唐高祖李渊的这一叛隋的活动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真相本不易明了，及至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掉他的长兄李建成，夺取皇位以后，为想证明他继承皇位的合法，对于高祖一朝的历史，特别是这一段创立唐朝基业的历史，大加修改。因而，现存的史料，如依据贞观时房玄龄监修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写成的《旧唐书》，《新唐书》的《高祖本纪》《太宗本纪》，《通鉴》的《唐高祖纪》以及《册府元龟·帝王部·创业门》等，其中有关晋阳起兵密谋的纪录，又都是歪曲了事实的，不足凭信。[25]

在这篇长文中，汪篯先生按照时间先后将“李渊在大业后期的经历以及与晋阳起兵密谋有关的史料”进行编列，并逐条分析，从而得出“李渊在河东时，已萌叛隋之念，其所以未即举发者，特以时机尚未成熟”[26]、“贞观史臣虚美太宗之记录，断无可疑”[27]等结论。《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以系统研究李唐晋阳起兵过程为目的，而《唐太宗》一文为20世纪60年代党校授课所作，以全面、客观评介唐太宗李世民为核心，对于其在晋阳起兵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自然承袭前文观点。但《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直至1992年才凭《汉唐史》出版而问世，反倒失去了先声夺人的机会。(www.xing528.com)

与晋阳起兵“首谋”者相类，李唐在建国过程中与突厥之间的关系，亦是这一期间学界讨论较为热烈的题目。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讨论的基础，当属陈寅恪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所作《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28]，文中以“连环性”对隋末群雄称臣突厥的普遍做法进行概括，从而将“李渊一人岂能例外”[29]作为当时称臣突厥的客观原因。与陈氏几乎同时表态的还有罗香林先生，其所作《唐代文化史研究》一书中，便收录了《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30]一文，且观点基本一致。直到李树桐先生撰写系列文章（《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再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三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唐太宗渭水之耻的研究》）[31]时才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李氏认为太宗所言雪耻，指的是武德九年“渭水之耻”，而非高祖称臣之事，并系统讨论了高祖称臣说的“发生、演变、形成以及弥漫”过程。这一系列文章，直接针对陈氏“连环性”之概论，以及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专文《论高祖称臣于突厥事》[32]。

上文已述，1948年陈寅恪离开北京以前，汪、陈二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在导师陈寅恪的启发之下，汪篯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亦撰写《唐室之克定关中》一文，断言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陈寅恪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篇复加阐述于后，固皆确定不移之论也。细绎温大雅所书高祖报突厥以启，突厥报高祖以书及“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诸点，实已明言其不平等之地位，而高祖“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之语殆尤足显示其事，因为附识于此。所最可注意者，此时刘武周受突厥可汗之号及狼头纛之遗，乃突厥之傀儡政权。苟高祖不屈节称臣，则不足结其欢心；观高祖“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之言可知。[33]

这段论述明确提出其观点建立在导师陈寅恪论述之基础上，但对于陈氏所言“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34]，汪篯先生并未承袭，究其原因，一方面或由于其所持晋阳起兵“首谋”者实为高祖，另一方面恐怕与该文讨论之重心有关。《唐室之克定关中》虽以李唐起兵之初与突厥关系为发端，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唐高祖何以独能骤占斯区（关中），因之以奠定其三百年皇室之基础”[35]的原因。尽管汪篯先生自称这是导师“连环性”理论框架下的“枝节问题”，且“未能特有发明，尤不敢自谓可以佐辅寅恪师之说”，但此文与《唐初之骑兵——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与精骑之运用》一样，不仅论证了李唐与突厥的关系，而且为建立这种关系的意义找到了最终的落脚点——凭借与突厥的联系，获得突厥方面提供的马与骑兵，从而提高战斗力，迅速实现对关中地区的占领，并由此率先取得战略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说，汪篯先生对高祖称臣突厥问题的讨论，早已超越事实层面而进入价值层面，具有重要价值。

同样，由于文稿问世时间晚，汪篯先生的观点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被学界熟知，而陈氏、李氏有关高祖称臣突厥的不同观点，也未见在大陆史学界引发更为广泛、热烈的讨论。直到1981年《隋唐史》正式出版，汪篯先生的观点才被学界熟知，并迅速成为继续讨论高祖称臣突厥问题时的参照，且短时间内出现了一批反驳李氏观点的论著，如吕思勉先生所作《唐高祖称臣于突厥》[36]、黄约瑟先生所作《略论李唐起兵与突厥关系》[37]等。此外，在讨论高祖称臣与否的事实层面之外，亦偶有借此对唐太宗、刘文静与唐高祖、裴寂等关系的分析[38]。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学界的热烈讨论，有力地说明了汪篯先生之观点的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