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先生一生治学严谨，所写文稿、札记之多数未曾公开发表，而“文化大革命”初期先生的不幸逝世，更使大多论著惨遭散失，现今仅得见于《汪篯隋唐史论稿》（以下简称《隋唐史》）[1]和《汉唐史论稿》（以下简称《汉唐史》）[2]。两书之“后记”，各自叙述了其分部编选汪篯先生文稿、札记的依据。据《隋唐史》“后记”记载：
《论稿》的编选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汪篯同志解放后写的文章，共八篇。其中《唐太宗》《武则天》两文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第二部分是他解放前后时期写的关于唐前期政治斗争的部分论文。这是作者撰写的《魏晋隋唐党争史》第四、五、六章的一部分。其中除了《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与姚崇的关系》一文外，余均未曾刊布。第三部分文稿写作的时间比第二部分更为早些，从其内容来看，可能是作者所写的《隋唐之际群雄盛衰兴亡之连环性及其内部组织问题》手稿的一部分。[3]
又《汉唐史》“后记”云：
《汉唐史论稿》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1954年和1955年汪篯教授讲授秦汉史的部分讲义，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对于秦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和独到见解。第二部分是他60年代初研究和讲授汉唐土地制度所写的文稿和讲课记录……第三部分《隋唐史杂记》是60年代初写作《中国史纲要》隋唐部分时记录下来的作者对于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问题的思考，对当前的隋唐史研究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第四部分《读〈旧唐书〉札记》和第五部分文稿是40年代的旧稿，从中不仅可以窥见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而且在学风、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上都可以给后学者许多启发和借鉴，故一并收入。[4]
《隋唐史》先于《汉唐史》整理出版，集中收录了汪篯先生对于隋唐两朝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文稿，而《汉唐史》所收，涵盖时段更为广阔。两书虽涵盖时间跨度不同，但基本按照写作时间对文稿进行分组，从两段文字记载看，汪篯先生在20世纪40——60年代的不同时期，对不同问题进行过相对集中的思考和讨论。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汪篯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本文按照两书“后记”所总结的不同分期，将先生生前所作文稿按时间先后排序如下：
表1 汪篯先生不同时期所作文稿
经过整理，汪篯先生生前治学脉络得以大致呈现。20世纪40年代，先生以隋唐之间政局为核心关注点，主要讨论李唐起兵、建国，兼论逐鹿中原之群雄盛衰，其内容“可能是作者所写的《隋唐之际群雄盛衰兴亡之连环性及其内部组织问题》手稿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先生集中讨论了唐前期政治斗争，涉及太宗、高宗、玄宗三代，作为其“撰写的《魏晋隋唐党争史》第四、五、六章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想见，前三章内容当涉及魏晋至隋代政治斗争的内容。到了20世纪50年代，与农民相关的系列问题进入先生的研究视野，汉末、隋末农民起义成为这一时期先生重点研究的题目，加上需要讲授秦汉史，有关秦汉初年皇权、汉朝政治统治的思考，亦成为其授课时的讲义。20世纪60年代初，出于编写《中国史纲要》隋唐部分以及讲授汉唐土地制度的目的，经济领域成为研究重点，先生所论，对户籍、土地制度等均有涉及。
汪篯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时期选择对不同领域问题进行研究，并非单纯出于个人旨趣的转移，伴随着现实政局、社会思想的变化，先生对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阐发，成为当时史学研究的一个缩影。然其于20世纪40年代对隋唐之际政局进行的研究，不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行文风格，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论著明显不同。考其研究背景，当与受业于导师陈寅恪密切相关。
“自30年代初起，陈寅恪便把学术的主攻方向由佛学、敦煌学转到中古文史上。1931年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的20余年间，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5]，也就是说，直至陈氏1948年远赴岭南，中古史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依然作为其着力思考点。而汪篯恰好亲历了这一过程。1934年，汪篯先生即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跟随陈寅恪学习，这便意味着，汪篯进入隋唐史领域学习，与陈寅恪转向中古史研究的时间几乎同步，导师的关注点极易成为学生深入研究的基点；而学生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也很大程度上出自导师对整体局势的把握。
总的来说，汪篯围绕隋唐之际政局的研究，建立于陈氏所提出的两个重要理论之上。“陈先生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西魏、北周、隋、唐诸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例行所谓‘关陇本位政策’，很多复杂的政治斗争均与此有关”，而《隋唐史》所收《唐室之克定关中》，“则明显而系统地贯穿着这一重要论点”[6]；此外，“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达到了朴素辩证法的高度，力求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汪篯同志在《李密之失败与其内部组织之关系》《西凉李轨之兴亡》及《宇文化及之杀炀帝及其失败》等文中亦一再谈‘连环性’‘连锁性’问题，一望而知是在《述论稿》的启发下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7]。(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汪篯先生亦将导师陈寅恪目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见微知著的分析力加以继承，并实际运用于对隋唐之际政局的学术研究中，这一点不仅体现于《西凉李轨之兴亡》与《论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之间的异曲同工处[8]，亦常见于随笔、札记，如《读〈旧唐书〉札记》之卷五六《罗艺传》所言：
太宗即位，拜开府仪同三司。而艺惧不自安，遂于泾州诈言阅武，因追兵，矫称奉诏勒兵入朝，率众军至于邠州。
篯案：罗艺疑是建成之党。[9]
再如卷一《高祖本纪》中对晋阳起兵“首谋”者之分析：
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
篯案：高祖之镇太原，建成、元吉皆留河东，故建义首谋之功皆太宗化家为国之计也。[10]
这些只言片语的分析，虽然对问题点到为止，并未展开，但已然透露出其独到的洞察力，这种建立于细微史料基础之上的观点，又无不形成对晋阳起兵“首谋”论等核心问题的深层理解，和对隋唐之际政局的宏观把握。
于是，在《隋唐史》《汉唐史》所收汪篯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11篇文稿中，仅专门围绕隋唐之际政局的研究即超过半数：《唐室之克定关中》[11]、《唐初之骑兵——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与精骑之运用》[12]、《李密之失败与其内部组织之关系》[13]、《西凉李轨之兴亡》[14]、《宇文化及之杀炀帝及其失败》[15]、《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16]等。根据《隋唐史》“后记”称，汪篯先生甚至曾着手《隋唐之际群雄盛衰兴亡之连环性及其内部组织问题》的撰写，从而系统展示了隋唐之际政局之总体趋势。可以看出，不论论著数量、细节还是研究深度，汪篯对于隋唐之际政局的研究，在陈寅恪之基础上都有推进。有赖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与导师陈寅恪之间频繁的学术交流，汪篯先生虽身处战火，却始终专心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宝贵的学术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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