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宰相格局与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1.萧嵩、裴光庭与宇文融

根据王小甫先生的研究，吐蕃自开元五年就已经与突骑施苏禄结成同盟，与唐朝在西域展开较量。开元十五年，吐蕃攻陷瓜州，王君㚟被回纥部落杀死，河西已无名将。玄宗以萧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与吐蕃频频接战，大破之。十六年十一月，“加嵩同中书门下三品，恩顾莫比”[50]。

开元十七年六月，源乾曜、杜暹、李元纮一起罢相，萧嵩升为中书令，宇文融与裴光庭分别为黄门侍郎与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51]。这样的相权结构似乎是总结了之前的经验教训而定型的。最高有一位主相，下设两位次相，所不同的是，这三位宰相皆为政事型宰相，各有分工。这在玄宗朝也是第一次。其中萧嵩主管战事，宇文融治钱谷，而裴光庭的任务当中就包括铨选问题[52]。

但是，三相之间依然有矛盾。首先是萧嵩、裴光庭合力排挤宇文融。据史料记载：

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信安王祎，以军功有宠于上，融疾之。祎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弹之，泄于所亲。祎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贬汝州刺史，凡为相百日而罢。……

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谓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53]

信安王李祎时为朔方节度使，萧嵩入朝之后即由他对吐蕃展开进攻，并攻拔石堡城。宇文融因嫉功而使御史弹之，是不安于本职的表现，同时也引起萧嵩的不满。但裴光庭等人“言融之恶”，同样是出于排除异己并巩固自身权势的考虑。尤其是裴光庭入相短短十个月之内，就已经身兼门下省、御史台与尚书省吏部三司长官[54]，任职之广实属罕见。

在此后的三四年间，中枢便唯有萧嵩与裴光庭两位正相，但是，这二人也是“同位数年，情颇不协”[55]。所幸基本政事还能顺利进行。唐玄宗虽然在罢黜宇文融之后，因“国用不足”而复思之，但基于朝廷的财政状况已基本好转[56]，便没有特意在这方面另择专职宰相。到开元二十一年，裴光庭薨，玄宗令萧嵩择相，结果以韩休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是未曾料到，韩休属于谏臣型宰相，不仅常伺唐玄宗过差，而且数与萧嵩争论，“面折嵩短”，于是，萧嵩“乞骸骨”，玄宗令两人一同罢相[57]。

2.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

张九龄与裴耀卿的入相，有着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开元二十一年关中久雨害稼，唐玄宗被迫于次年正月东幸。在这种情况下，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而张九龄，正如吴宗国先生所言，唐玄宗是把他当成第二个张说来委以重任的。此二人经过短暂的过渡之后，在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分别升任中书令与侍中，同时又加入了一位次相，就是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林甫[58]。

从这一时期起，宰相开始进入分工合作处理同一政事的阶段。首先，为解决关中粮储不足的问题，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李林甫则负责减省冗官色役等，可谓既开源又节流。更重要的是，朝中两位正相双双担任经济使职，这在唐朝也算是开创了宰相负责具体政事的先河。其次，三位宰相又各有分工。裴耀卿主要负责漕运，张九龄作为中书令，除了总揽全局之外，更主要的是负责军事。唐朝在这三年之间，东、西二线作战，主战的虽然是突骑施、奚、契丹，背后操纵的却是吐蕃与突厥，事实证明，张九龄文才虽属上乘，武略却不孚玄宗所望。从这个角度而言，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末的罢相，并非以政争而罢，而是以不称职而罢。李林甫的主要任务，从最初的财政节流，发展到机构精简与各项制度调整，同时又改修格令[59]。三位宰相的分工与合作为开元二十五年全面改革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李林甫、牛仙客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张九龄、裴耀卿罢相，李林甫升任中书令，以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随后升为侍中[60]。相权结构似乎又回到了姚崇、卢怀慎时期的状态，但不同的是，宰相此时已经兼有正相与次相的双重功能。

唐玄宗以久在河西的牛仙客为相，本身就意味着朝廷政策的转变。一来，是在关中大兴和籴以取代江淮漕运；二来，是与吐蕃展开第二阶段的征战。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枢两位正相再次双双兼领使职。开元二十六年正月，李林甫兼领陇右节度副大使，二月，牛仙客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河东节度副大使，五月，李林甫又兼领河西节度使[61]。唐朝边境的主力军队皆属宰相调配。再加上李林甫本人还兼有中书令与兵部尚书之职，可谓将相合一，事权集中程度前所未有，备战级别仅次于皇帝亲征。

此后，开元二十七年四月，李林甫又以中书令兼吏部尚书，牛仙客以侍中兼兵部尚书，总领文武选事[62]。李、牛二人可谓是将政事型宰相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也在现有体制内上升到了权力的顶点。那么，君权需要焕发处理政事的另一种活力，也需要为保卫皇权而形成另一种制衡，突破口在哪里？突破口就是使职，军事使职与财政使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财、兵分途，也是财、兵分途的更高阶段。新一轮的使、相矛盾，加上太子、宗室、外戚等多重力量夹杂其间，这就构成了天宝时期政治的主要内容。

注释

[1]汪篯：《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一》《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载《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9——208页。

[2]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1页；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173页。

[3]李鸿宾：《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8——241页（原载《文献》1995年第3期）。

[4]（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九《县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40页。

[5]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05页。

[6]《唐会要》卷一《帝号上》，第7页。

[7]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91页。

[8]《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173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二年条，中华书局，2011年，第6814、6820——6821页。

[9]《旧唐书》卷八十八《陆象先传》，第2876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条，第6803——6804页。

[10]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51页。

[11]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60、62页；孙英刚：《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12]《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条，第6806——6811页；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四年条，第6826、6841——6843页。

[13]罗永生：《隋唐政权与政制史论》，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69——170页。吴宗国先生也指出，在整个开元、天宝时期，只有开元八年正月到十一年正月、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十月这六年中没有让侍中和中书令兼任行政职务（《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25页）。

[14]《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第2870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第6805页。

[15]《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72——174页；《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3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二年条，第6812、6817、6820页。

[1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第6850——6851页。

[17]《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第6826页。

[18]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9年，第69、97页。

[19]《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条，第6806——6808页。

[20]《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先天元年、开元元年条，第6790——6797页。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1]《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二年条，第6813——6814页。

[22]《唐会要》卷八十《谥法下》，第1735——1736页。

[23]《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3021页。

[24]《旧唐书》卷九十三《薛讷传》，第2984页。(www.xing528.com)

[25]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26]《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76——178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五年条，第6837——6849页。

[27]《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二、三、五年条，第6823——6824、6828——6829、6847页；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六年条，第6851页。《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76页。

[28]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第71页。

[29]《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六年条，第6851——6852页。《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第3090页；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81页。

[30]《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条，第6859——6860页。

[31]《旧唐书》卷九十三《王晙传》，第2986——2988页。

[32]《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3052——3053页。

[3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条，第6864——6865页；《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82页。

[34]《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年条，第6868——6872页。

[35]《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85页；卷九十三《王晙传》，第2989页。李鸿宾先生指出，王晙罢相是因为张说的排挤（《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第234页）。

[3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条，第6861——6862页。

[37]《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85页；卷九十九《张嘉贞传》，第3092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一年条，第6874页。

[38]《旧唐书》卷九十八《源乾曜传》，第3071——3072页。

[39]《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条，第6863页。

[40]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孟宪实：《宇文融括户与财政使职》，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7页。

[41]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169——170页；罗永生：《隋唐政权与政制史论》，第197——204页。

[42]《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条，第6890——6891页。

[43]《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3054——3055页。

[44]《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89页。

[45]《旧唐书》卷九十八《李元纮传》，第3074页。

[46]《旧唐书》卷一百五《宇文融传》，第3218——3219页。

[47]《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90页；卷九十八《杜暹传》，第3076页。刘安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1——192页。

[48]《旧唐书》卷九十八《李元纮传》，第3075页。

[49]《旧唐书》卷九十八《杜暹传》，第3073——3077页。

[50]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48——149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条，第6866页。《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91——192页；卷九十九《萧嵩传》，第3094页。

[51]《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93页。

[52]吴宗国先生指出，这个时期，内、外都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玄宗用宇文融解决财政问题；开元十八年用裴光庭为侍中兼吏部尚书，解决铨选问题；用萧嵩解决西北边防问题（《隋唐五代简史》，第172页）。

[53]《旧唐书》卷一百五《宇文融传》，第3221——3222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七年条，第6903、6906——6907页。

[54]丁俊：《李林甫研究》，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55]《旧唐书》卷九十九《萧嵩传》，第3095页。

[56]此时朝廷经济状况良好的表现之一，就是开元十八年春，“命侍臣及百僚每旬暇日寻胜地燕乐，仍赐钱，令所司供帐造食”（《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95页）。

[57]《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99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条，第6922——6923页。

[58]《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200——201页；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第174页。

[59]丁俊：《李林甫研究》，第99——211页。

[60]《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203——204页；《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第139页。

[61]《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六年条，第6952页。

[62]《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七年条，第6957页。

（丁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