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分歧引发政事分离

开元四年，突厥默啜败死，从此东突厥的势力退出了西域[25]。与此同时，契丹、奚降，唐朝复置松漠、饶乐二都督府，并且通过和亲关系稳定了两蕃，营州都督府也顺利重置于柳城旧址[26]。但是，唐朝也随之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就是如何安置突厥降户。这个问题看似并不棘手，但是唐朝居然有三位宰相的上任都与此息息相关。

1.从并、朔走出的宰相——张嘉贞、张说、王晙

早在开元二、三年，突厥诸部就因默啜年老、昏虐，陆续来降，“前后万余帐”，唐朝“以河南地处之”。开元四年，默啜死，回纥、同罗、霫、勃曳固、仆固五部落来附，于大武军北安置。次年七月，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于是，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张嘉贞为天兵军大使。此后，九姓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27]。也就是说，由于天兵军的增置，突厥九姓逐渐可以为唐所用。正如康乐所云，降胡此时仍为一支重要边防力量[28]。因此，玄宗“以嘉贞为忠，有大用之意”，兼之此前就已经“闻其善政，数加赏慰”，于是在宋璟罢后，便任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八年五月，转中书令，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相[29]。

张嘉贞入朝之后，张说成为新一任天兵军大使，很快就经受了一次降胡不稳的考验。《资治通鉴》记载道：

此事缘起于边将对降胡的不同态度。王晙镇守朔方多年，对于散居边境的降胡是较为防备的，他主张要么徙之内地，要么多屯士卒以镇之，甚至是付诸行动，伏兵诱杀之。朝廷对此应该是认可的，故擢用王晙为兵部尚书[31]。开元九年四月，兰池胡康待宾谋反，诏王晙率兵征讨，天兵军大使张说与之“相知经略”[32]。就这一时期而言，张说的军功与效用显然是在王晙之下的。但是，王晙与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不协，“晙所招降者，知运复纵兵击之，虏以晙为卖己，由是复叛”，玄宗以为王晙不能“遂定群胡”，同年九月，贬王晙为梓州刺史。于是，张说接替王晙为兵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33]。

张说入相之后，朝中两位正相中书令张嘉贞、侍中源乾曜俱在，张说以次相身份依然主管战事。开元十年四月，张说以兵部尚书兼朔方军节度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此时，康待宾余党康原子谋反，张说发兵追讨，于同年九月擒获康原子。并且采用了王晙当初的建议，将降胡内徙，“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随后，张说以“时无强寇”，奏罢镇兵二十余万，勒还营农[34]。北部边境问题似乎告一段落。

开元十一年二月，张说成功挤掉张嘉贞，升任中书令，其次相与兵部尚书之位还是由王晙来接任。王晙入朝之后，依然是专职宰相，主管朔方军事。只不过他很快再次被贬，左迁为蕲州刺史。王晙的两次被贬地方，或许都有张说的作用在内[35]。

2.内相与外将（相）及使职之间的矛盾

姚崇、宋璟之后，朝局内部开始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这既与主相的个人能力有关，也与政事发展的复杂情况有关。

首先是张嘉贞。张嘉贞自开元八年由将入相，经过短暂的过渡之后，升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朝继姚崇之后第二位中书令，也是当之无愧的主相。但是，张嘉贞对于朝局的把控并不成功，他与外将王晙以及次相张说皆有矛盾。

开元八年，朔方大总管王晙奏请东西联兵，调发拔悉密、契丹、奚与唐军一同掩袭突厥毗伽可汗牙帐。但是，事态正如暾欲谷所料，“晙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多不相应”，唐军无法出兵，而拔悉密嗜利先至，这导致突厥纵兵反击，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陇右羊马，“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36]。张嘉贞作为中书令对于外将所请“多不相应”，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政见不同的问题，而是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内。其背后原因大概也在于，张嘉贞同样是外将出身，深恐王晙军功太盛，危及自身的权位。

张嘉贞贬抑王晙，提拔自己的后任、同样是天兵军大使的张说入朝。但是，他没有想到，张说的政治资本远在他之上。于是，开元十一年二月，张嘉贞被贬为幽州刺史，张说兼中书令。史载，玄宗曾“敕嘉贞就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嘉贞既恨张说挤己，因攘袂勃骂，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37]。三位先后从并、朔走出的宰相，居然是以这样的场面共处。

其次是张说。张说是玄宗朝第三位主相。他处在一个较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矛盾多发的时代。张说除了与自己的前任后任张嘉贞、王晙皆有冲突之外，与副相源乾曜、使职宇文融之间也有矛盾，而且与宇文融的矛盾也直接导致了他的罢相。

源乾曜在玄宗朝任相时间较长，只不过“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38]。这其中有制度安排的层面在内，因为侍中本身就是副相，不能越居中书令之上。但是，源乾曜与张说之间也有过两次明显的冲突。(www.xing528.com)

第一次是关于宇文融括户。自高宗、武则天以来，逃户问题就一直未能得以妥善解决。开元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奏请括户，“源乾曜素爱其才，赞成之”[39]。当时张嘉贞为中书令，想必亦无异议，或者他的关注点仍在降胡问题。因此，即使有朝臣反对，括户还是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宇文融的权限逐渐增大。他所使用的劝农使系统，集地方监察与财务管理于一身，对地方行政进行垂直化管理，这势必与原来的六部统属寺监与州县的体制发生冲突，甚至危及宰相的权势[40]。因此，张说在升为中书令之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从此，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超然于三省之上，使职所主政务也被直接纳入宰相的管辖之下[41]。二，利用其宰相身份，对于宇文融的奏请，多予否决。由此引发宇文融、崔隐甫、李林甫与张说、张九龄等两派之间的争斗，张说也因此罢相。而在御史台对张说进行审问的官员当中，侍中源乾曜就在首位[42]。

第二次是关于封禅。据《旧唐书》记载，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而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禅，张说“固赞其事，由是颇不相平”。而且在封禅过程中，张说多用亲党，封赏结果也“颇为内外所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源乾曜在内[43]。

总之，源乾曜作为正相之一，对于政事是有发言权的，也是有立场的。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军事等客观形势的发展，以及具体政事的需要，朝中出现了升迁多途、入相多途的情况。

3.普通宰相内的财、兵分途

开元十四年四月，就在张说停兼中书令的前三日，唐玄宗任用李元纮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4]。《旧唐书·李元纮传》记载道：

十三年，户部侍郎杨玚、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择堪为户部者，多有荐元纮者，将授以户部尚书，时执政以其资浅，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元纮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明年，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5]

有关户部侍郎杨玚被贬一事，《旧唐书·宇文融传》记载与反对括户有关[46]，因此可以推测，上述称荐李元纮并支持擢授其户部尚书一职者，大概为源乾曜、宇文融等人，而进行反对的“执政”大概就是指张说。唐玄宗先用李元纮为相，后罢张说中书令，也可以佐证这一推测。重要的是，李元纮是玄宗朝第一位因为“堪为户部”而为相者。在此之前，只有薛讷、张说与王晙是由于战事的需要或者军功而位居次相。李元纮的存在足以说明，经济事务已经成为朝廷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同时也说明，继边事之后，善掌财赋也成为入相一途。

李元纮以中书侍郎的身份位居次相，加上侍中源乾曜，这两位宰相显然不能满足处理当时所有政事的需要，因此，同年九月，另一位由将入相者出现，就是杜暹。刘安志指出，杜暹为首任碛西节度使，统及整个西域军政，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突骑施苏禄，也兼有防御吐蕃入侵西域之责。杜暹“在安西四年，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心”[47]。

至此，相权结构调整为：上层为副相源乾曜，身居侍中；下层为两位次相，分别为中书侍郎与黄门侍郎，一主经济，一主军事。这就是典型的财、兵分途。

按照唐玄宗的本意，应该是源乾曜居中调停或总体维系，由李元纮和杜暹分别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分工处理政事，但是，这样的宰相格局并没有顺利地维持下去。《旧唐书·李元纮传》记载道：“（李元纮）与杜暹多所异同，情遂不叶，至有相执奏者，上不悦，由是罢知政事。”[48]也就是说，李元纮与杜暹先是有政见不同，而且是频繁的政见不同，这才有了个人矛盾，以至于各自上奏，把所有的难题都摆在了皇帝面前。

这种状况前所未有。就制度层面而言，源乾曜作为正相之一，没能起到主导中书门下的作用。就个人能力而言，这一任政府也是玄宗朝最为平庸的一届。李元纮与杜暹的个人操守都没有问题，都是以“清俭”或“公清勤俭”著称。但是，李元纮在治理财赋方面并没有宇文融表现得那么突出，而杜暹虽然以明经出身，却是“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49]。再加上开元十五年之后，唐朝与吐蕃的战事激烈，新的边境形势出现，此三人的卸任也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