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相与副手：阶段、政见分歧及新任相的加入

第一，宰相兼主行政事务的趋势越来越强。

罗永生指出，自开元初年起，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就已经有了兼主行政事务的姿态，也就是以中书令、侍中兼任尚书省长官（主要是六部尚书）[13]。姚崇作为“吏事明敏”型大臣更是如此。他在开元元年十月任相，就同时接掌了郭元振的兵部尚书一职。除此之外，经济事务也是他任相初期的一大政务内容。

早在玄宗即位之前，中宗、睿宗朝的财政状况已经非常糟糕，甚至到了“寻常用度，不支一年”的地步。唐玄宗在开元元年十月，也以岁饥引见京畿县令[14]。朝廷仓廪空虚，不外乎开源与节流两项对策，姚崇采用的是节流一项。

据史料记载，从开元元年的秋天一直到开元二年正月，这半年当中都没有降雨，可谓大旱。因此，正月丙寅，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二万余人。壬午，以关内旱，求直谏，停不急之务。二月壬辰，避正殿，减膳，撤乐。己酉，虑囚。四月辛未，停诸陵供奉鹰犬。五月己丑，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七月乙未，焚锦绣珠玉于前殿。戊戌，废织锦坊。八月壬戌，禁女乐。九月，下制不得厚葬[15]。

这场由中书令姚崇首先揭开序幕的历时近一年的大整顿，其实兼具肃净风化与增收减支的双重意义。唐玄宗也给予高度配合，避正殿、减膳、撤乐、虑囚、求直谏，这些都是历代帝王常见的弭灾措施。检括僧尼，具有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停不急之务”与罢省员外官等，包括停诸陵供奉鹰犬，都属于财政节流的内容。

宋璟入相，他的特色是严格官员的选任，持法刚正，敢于犯颜直谏，苏颋“为之助，相得甚悦”，但是唐玄宗对于宋璟是不满意的，“虽不合意，亦曲从之”。宋璟在经济方面的一大举措就是禁断恶钱，这项改革的不成功也是导致宋、苏二人罢相的直接原因[16]。

应该指出的是，卢怀慎与苏颋作为姚崇、宋璟的副手，虽然有“伴食宰相”之嫌，但是这其中也隐含了他们与主相之间并无政见分歧的因素在内。而且，卢、苏二人皆“清谨俭素，不营资产”[17]，此等清俭之风与开元前期财政状况不佳而坚持财政节流的大局是相吻合的。

第二，薛讷由将入相，同时又由相而战。(www.xing528.com)

玄宗初年的边境形势也是承前朝之弊，极为不利。在东北，契丹自万岁通天攻陷营州之后，与奚入侵河北，并在突厥势力的影响下，对唐叛服无常，唐朝被迫固守燕山山脉20年之久。吐蕃自睿宗初年取得河湟九曲地，加之对青海地区的控制，也对唐朝的陇右地区形成了极大的压力[18]。在这种情况下，史官不言姚崇主导军事，甚至《升平源》记载，姚崇在接受相位前向玄宗建议“三数十年不求边功”，这些都不过是主观修饰。事实上，唐玄宗之所以任用姚崇，就是因为姚崇“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所谓“每事访于元之（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其中必然是包含军政要务在内的[19]。

朝廷首先面临的是契丹、奚问题。先天元年三月，孙佺代替镇守幽州20余年的薛讷为幽州大都督，六月，试图收复营州，与奚战，大败，孙佺为突厥所杀。八月，唐朝于莫、恒、定、妫、蔚五州境内置兵，共屯兵五万。但是到十一月，当奚、契丹二万骑兵寇渔阳时，幽州都督宋璟还是闭城不出，奚、契丹大掠而去。此后，上皇遣皇帝巡边，唐玄宗采取了拖延战术，并于次年七月发动政变，夺取了皇权[20]。

换言之，收复营州正是唐玄宗即位之后面临的首要边境问题。《资治通鉴》记载道：

（开元二年，正月）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翙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东渔阳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并州长史、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信之，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上亦以冷陉之役（孙佺被杀一役），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甲申，以讷同紫微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群臣乃不敢言。[21]

这件事情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营州应不应该收复；第二，朝中出现意见分歧该如何解决。首先应该澄清的是，姚崇反对的不是收复营州，营州“镇彼戎夷，扼喉断臂”[22]，以姚崇对河北的独到认识[23]，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姚崇反对的是盛夏用兵这一作战时机与相关部署，将军杜宾客与之持相同意见[24]。而薛讷与唐玄宗出于收复营州的急切心理，坚持出兵。双方就此形成僵持局面。宰相的意见值得尊重，唐玄宗也没有就此对姚崇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那么如何解决呢？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安排，“以讷同紫微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薛讷由将入相，以宰相身份将兵出征。这意味着此次出兵并没有越过宰相层面，而是在宰相当中加入了支持出战的一员。而薛讷就是兼有决策权力与执行能力的专职宰相。

薛讷在这种情况下任相，在玄宗朝实属首例。虽然薛讷很快就由于出征失利而被除削官爵，但是这种宰相格局的开启，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