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年间用人择相问题探析

丁　俊

玄宗朝的政治，由于事关安史之乱，始终都是唐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汪篯先生在这方面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是关于唐玄宗稳定皇位的政策；二是吏治与文学之争[1]。这两篇文章都讨论到唐玄宗如何择相用人，以及朝臣之间的政争问题。汪先生认为，姚崇通过使诸王外刺、斥逐诛夷韦后和太平公主时翊赞玄宗的大臣这两项措施，巩固了玄宗的皇位。与此同时，姚崇也利用玄宗当时忌惮大臣的心理来排斥异己。他与这些功臣之所以互不相容，背后也隐含了吏治与文学的政见不同。这个理论延伸到张说与宇文融之争，以及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同样适用。汪先生此说对学界影响深远。吴宗国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与政事分途的观点，认为唐玄宗往往同时重用长于文学和精于政事的两派人物，实际上是用不同的人解决不同的问题[2]。李鸿宾先生在这方面也有过重要的阐发，指出玄宗至开元中期，已经从注意宰相的协调共事，转变为文学、吏治、将才杂用，只不过他认为这是出于“制衡”的需要，仍可备为一说[3]。

事实上，玄宗对于用人择相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天宝九载的一道敕文中讲道：“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4]此说虽在天宝年间，但想必此等观念一直存在。正如汪篯先生在分析唐玄宗君臣关于任用牛仙客的不同意见时指出，玄宗的看法是承袭两晋、南北朝、隋及唐初的观点，认为出身的正途是门阀，若打破此点，则用文学进身与由胥吏出仕并无不同[5]。具体到择相问题，文学也并非首要标准。宰相虽然应该兼具文才武略，唐玄宗本人也有着这样的主观愿望，但是若不能兼备，他首选的是武略，或者更确切地说，唐玄宗看重的是宰相有没有解决具体政事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开元年间的宰相任用，将属于单纯的政事分途，即使是张说、张九龄两位词人也不例外。在政事分途当中，逐渐凸显出财、兵分途这一主线，这是到开元中期出现的一大变化。与之伴随的是专业宰相或者专职宰相的产生。一言以蔽之，宰相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分工。(www.xing528.com)

根据《唐会要》记载，玄宗朝共任用宰相34人[6]。其中，韦安石乃睿宗时宰相，崔湜、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出自太平公主门下，崔圆、房琯、崔涣是玄宗在叛乱之后幸蜀时所任命，真正为唐玄宗所用的宰相共26人[7]。另外，《唐会要》的名单中还漏掉了一位，就是拜相七个月就被除名的薛讷[8]，因而实际上是27人。在这27人当中，刘幽求、郭元振、魏知古是开元初被姚崇斥逐的大臣，陆象先也由于太平公主拜相，在开元元年七月被罢相[9]，李适之、陈希烈、杨国忠、韦见素为天宝时期的宰相。因此说，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真正任用的宰相只有19位。这19位宰相各自因何而拜相，在相期间有何作为，最终又因何而罢，都是本文讨论的主旨所在。而对于玄宗而言，选择什么样的宰相，以及宰相之间以什么样的机制进行运作与协调，从而能够顺利地解决朝廷在各个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这才是他作为君主真正关心且为之不断调整的症结所在。

根据袁英光、王界云二位先生的看法，在唐朝的相权结构中，中书令或者侍中可谓正相，他官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进位宰相者，居于次要地位，次相每每是升为正相的预备职衔和必经阶梯[10]。吴宗国先生把他们称作普通宰相。而在中书令与侍中这两位正相当中，又是以中书令为主，孙英刚称之为首辅宰相[11]。也就是说，宰相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上层为正相，包括身为首相或主相的中书令，以及身为副相或辅相的侍中。下层为次相或者普通宰相，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临时过渡状态，二是为解决某一重大政事而专门挑选的专业宰相或专职宰相，如薛讷、宇文融之类。本文认为，开元年间的中枢政局中，正次宰相这两个层次并非一直具备，宰相之间的政事分途也并非向来如此，都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与具体政事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二者属于同一进程中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