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修建搁置和后期放弃的原因及影响

关于高宗总章年间创建明堂活动失败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此次总章年间明堂创置活动失败以及高宗朝以后再未提及此事，与高宗中后期高宗与武后的争权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40]，但是仅限于推论，未有切实史料支撑。也有学者认为此次明堂创置失败是因为这一时期蔓延京师、山东、江淮等地的天灾饥荒，但这并未解释此后高宗朝不再关注明堂的修建[41]。关于这次创置明堂失败以及此后高宗朝不再关注明堂修建的原因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到原始史料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总章年间明堂创置失败的原因，《通典》中谈到“总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规制……诏下之后，犹详议未绝，后竟不立”[42]；《旧唐书·礼仪志》中记载是“诏下之后，犹群议未决。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资治通鉴》中认为“诏下之后，众犹议未决，又会饥馑，竟不果立”[43]。这些记载比较模糊，均未谈及总章年间明堂建设失败的具体原因。事实上，在总章二年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干旱、饥荒问题，以致此年九月高宗为了徙吐谷浑部落而欲进行的出兵吐蕃的意图也因臣下的议论不绝而被迫搁置[44]；到总章三年，旱情仍不见缓解，《通鉴》认为高宗出于禳灾的需求进行了改元[45]，到了这年的下半年，情况依然未见好转，以致武后出面请求避位来禳灾[46]。所以说在总章二年和咸亨元年（670）对于高宗中央来说，应付天变应当是重中之重。而且受旱灾影响，武后也受到了影射，所以说因为武后势力的缘故使得明堂修建搁置的原因无疑是牵强的，并且在武后垂拱四年颁布的《亲享明堂制》中也明确指出：“伏以高宗往年，已属意阳馆……朕于乾封之际，已奉表上陈，虽简宸心，未遑营构。”[47]说明她对于高宗修建明堂是支持的。

如果说这样可以解释总章年间明堂修建的搁置问题，那么高宗后来放弃对明堂的修建也必须得到解释，因为我们很难从武后势力制衡的制度层面理解高宗在统治后期放弃修建明堂的行为。

事实上，在总章二年高宗颁布明堂制度后，因天灾及群臣反对的原因，高宗的明堂修建计划被迫搁置，但问题在于高宗此后再未提及建立明堂之事，这无疑是令人疑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总章年间及以前，建立明堂一直是高宗比较关注的事情。如要解释高宗放弃修建明堂的选择，我们还是需要从高宗个人原因和朝野局势两方面来看。

首先，从高宗的个人情况来看。自显庆之后，高宗受风疾影响，身体并不太好[48]。虽然在咸亨改元前后，并未有明确史料记载高宗的身体情况，但是史料在这一时期记载的一些天象已经影射出高宗此时身体欠佳：

总章二年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九度。[49]

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在东井十八度。[50]

李淳风曰：“日变色，有军急。”又曰：“其君无德，其臣乱国。”濮阳复曰：“日无光，主病。”

咸亨元年二月壬子，日赤无光。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浊气，色赤如赭。[51]

咸亨元年四月癸卯，月犯东井。占曰：“人主忧。”（七月）丙申，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52]

李淳风《乙巳占》云：“故日蚀，必有死君亡国之灾。”[53]而东井在京师分野，高宗正当其冲，又云：“日或黑或赤或黄，有军军破，无军丧侯王，若人君不闻道德，其臣乱国背上，则日赤。”[54]这一系列的或是意味着“死君亡国”，或是意味着“主病”等不祥之兆的天象，在这一时期频繁被记录于史书中，本身暗示着高宗此时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随后高宗更是在咸亨四年痁疾发作，不得不让太子弘代政[55]。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高宗身体欠佳，而不详天象又频发，矛头直指高宗。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追求“自我作古”的独特理想政治实践，已不再适合高宗此时的身体状况。

其次，从高宗执政思路的转变来看。自咸亨之后，高宗做了许多和之前的执政思路相冲突的转变。咸亨元年，高宗将原来龙朔二年改定的新官名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56]，而随后咸亨到上元年间的太子频繁监国事件，上元年间进行的议许敬宗谥号、重新审定国史、恢复长孙无忌名誉等一系列事件，从一定层面反映出高宗的执政思路在这一时期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57]。在高宗执政前期，为了从辅政大臣手中夺权和进行自己文治武功方面的实践，以礼法制作、征高丽、封禅等一系列事件为代表，其内政外交趋向于开拓性，而从总章之后，在身体日渐衰弱的情况下，对于高宗本人来说，锻炼继任者的执政能力、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在内政方面执政思路开始趋向于紧缩型。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对于“王者之堂”的修建不再热衷，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1]（唐）杜佑：《通典》卷四十四《吉礼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252——254页。

[2]（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亲享明堂制》，中华书局，2008年，第410页。

[3]吴丽娱：《试析唐高宗朝的礼法编纂与武周革命》，《文史》2016年第1期，第83页。

[4]《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849——862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四月丙戌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196——6197页。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四月己丑条，第6197页；孙英刚：《“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6——7世纪政治文化史的一种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收入氏著《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

[6][8]《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第67——68页。

[7]《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第1347页。

[9]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四章《灾异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5——210页。

[10]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39——40页。

[11]《通典》卷四十四《吉礼三》，第252页。

[12]《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335页。

[13]《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第853页；《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详议明堂制度诏》，第409页。

[14]《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第853——854页。

[15]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第31——38页。

[16][17]《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第854——855页

[18][42]《通典》卷四十四《吉礼三》，第253页。

[19]《旧唐书》卷七十八《于志宁传》，第2699——2700页。

[20]《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德传》，第2679页。

[21]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第203——219页。

[22][23]吴丽娱：《〈显庆礼〉与武则天》，载《唐史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www.xing528.com)

[24]《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300——1305页。

[25][26]孙英刚：《“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6——7世纪政治文化史的一种研究》，第43——47页。

[27]《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5页。

[28]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36页。

[29][40]李文才：《明堂创置的构想与唐高宗的政治心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56——62页。

[30]《旧唐书》卷二十三《礼仪志二》，第856页。关于该条建立明堂动机的阐述，同时见于《改元总章诏》《详议明堂制度诏》《颁明堂制度诏》《置乾封明堂县制》（收于《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总章制》，第14——15页；卷七十三《详议明堂制度诏》，第409页；卷七十三《颁明堂制度诏》，第409页；卷九十九《置乾封明堂县制》，第476页）。

[31]《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元年三月条，第6469页。

[32]田天：《秦汉帝国祭祀史稿》第二章第四节《与天下为始：汉武帝时代的国家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86——189页。

[33]〔日〕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第二章《长安被设计为一座宇宙之都》，高兵兵译，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8页。

[34]《唐大诏令集》卷九十九《置乾封明堂县制》，第476页。

[35]《资治通鉴》卷二〇一，乾封二年正月癸未条，第6465页。

[36]《资治通鉴》卷二〇一，乾封二年四月条，第6466页。

[37]（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七“永乐坊”条，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64页。

[38]〔日〕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第二章《长安被设计为一座宇宙之都》，第151——152页。

[39]《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二年三月丁亥条，第6473页。

[41]雷家骥：《武则天传》第五章第四节《从二圣到天后》，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43]《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二年三月丁亥条，第6473页。

[44]《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二年九月丁丑条，第6474页。

[45]《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咸亨元年三月甲戌条，第6477页。

[46]《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咸亨元年闰月癸卯条，第6479页。

[47]《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亲享明堂制》，第410页。

[48]《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5页。

[49][50]《新唐书》卷二十二《天文志二》，第828页。

[51]《新唐书》卷二十二《天文志二》，第832页。

[52]《新唐书》卷二十二《天文志二》，第854页。

[53]〔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一《日蚀占》，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54]《乙巳占》卷一《日占》，第16页。

[55]《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98页。

[56]《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95页。

[57]韩昇：《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史林》2003年第6期，第40——52页。

（曹建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