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登位的高宗与议立明堂事件

永徽元年（650），在经过贞观后期立嗣风波的洗礼之后，高宗李治登上皇位。虽然李治在贞观后期才被确立为继承人，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多少优势，只是因为承乾太子和魏王泰争储导致朝局动荡，太宗不愿意让“皇位可经营而得”[4]的继位模式成为惯例，所以经过综合考虑才立当时身为晋王的李治为太子。

因为太子本身势力并不强，所以太宗也不必担心会对自己的皇位产生威胁，但是这样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太子本身势力不强，将来如何确保可以安稳继承皇位和统治天下？因此太宗通过让长孙无忌等人担任东宫官和制造“千年太子”政治谶言等方式稳固了太子李治的地位，强化了李治继位的正统性[5]。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高宗继位初期君权暗弱，辅政大臣权盛。

对于高宗而言，在即位之初还有一场颇为严峻的政治危机亟待化解。永徽元年，即高宗继位第一年，全国灾害频发，四月、六月晋州两度地震，是岁雍、绛、同等九州旱灾、蝗灾爆发，齐、定等十六州遭遇水灾[6]。这些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和善后还只是小问题，对于高宗而言，更严重的是这些灾异背后的政治内涵和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关于这些灾异背后的政治内涵，《旧唐书》的《五行志》中能反映出一部分内容：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侍中张行成曰：“……今晋州地震，弥旬不休，臣将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且晋州，陛下本封，今地屡震，尤彰其应……。”[7]

而随后永徽二年年初高宗颁布的罪己诏中对这些灾异也做出了回应：“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己，载深忧惕。”[8]但随后并未进行具体的阐述，只是依照以前故事的程式化回应[9]。

我们可以看到，在永徽元年的这一系列灾异中，真正对高宗触动较大的是永徽元年在晋州发生的数次地震，不管是高宗自己“政教不明”的自我怀疑，还是朝廷“女谒用事，大臣阴谋”的危机，都使得高宗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回应，重申和强调自己执政的正统性和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永徽二年（651），高宗继位以来第一次动议建立明堂。汉代以来，随着“月令明堂”思想影响的深入化，明堂的主要功能从祭祀和朝诸侯转变为祭祀和颁月令[10]，但是如果要建立明堂，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即祭祀对象是谁和明堂形制为何。

关于这次议立明堂中的祭祀对象，据《通典》载：“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11]此次议立明堂的活动中，高宗将其父加入配祀序列，其用意不难理解。高祖革隋命建立政权之后，以其父于明堂礼中配祀人帝，在贞观朝亦有明堂礼以高祖配祀人帝的做法[12]。高宗登基后于永徽二年奉太宗于明堂礼中，以太宗配祀人帝、以高祖配祀天帝，即是通过这种礼制形式来建立起自己与前代帝王、上天神灵之间的关系，从而确认和重申自身君权的正统性。

再者，在明确了祭祀对象之后，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堂形制。因此永徽二年七月二日高宗颁布要求大臣详议明堂制度的诏令[13]。关于明堂的形制，朝廷中形成了以太常博士柳宣为首的“五室说”和以内直丞孔志约为代表的“九室说”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并因此争论不休。直至高宗永徽三年（652）六月，出内样支持“九室说”，仍未敉平朝廷中的争端，此次动议也因此被迫搁置[14]。所以此次高宗支持“九室说”的用意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制度的渊源和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五室说”和“九室说”代表的是不同的礼制传统。明堂“五室说”当追溯到周人明堂，“九室说”当追溯到两汉，西汉王莽所修的元始明堂和东汉光武帝所修的洛阳明堂都采用的是“九室说”[15]。因此，明堂“五室说”实际上代表的是周代的礼制传统，而明堂“九室说”代表的是汉代的礼制传统，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付诸实施的其实只有“九室说”。从汉代以来，“五室说”只是停留在制度层面。所以为了尽快将明堂实体建筑落实，高宗选择两汉已有成例的“九室说”是可以理解的。(www.xing528.com)

关于高宗此次出内样支持“九室说”，《旧唐书》中有具体记载：

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16]

高宗此次九室内样并不完全借用汉制，事实上是做了一些变动的。元始明堂和东汉洛阳明堂由九室十二堂（九宫十二堂）组成，中间为太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室按东南西北的次序环绕太室，青阳等四室两侧有左右“房”，共八“室”，太室加八“室”即为九室（九宫）。而高宗在保持太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主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削减了一半左右“房”的数量，而这会使得明堂结构更加紧凑，太室及周围四室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太室的主体地位也就更加凸显。

虽然高宗有这种意愿，但是现实情况并不是如他所愿的。在永徽三年皇帝出内样支持“九室说”之后，情况并未因为皇帝支持“九室说”而发生改变，群臣仍争议不休，所以此事被迫搁置。

在永徽二年到三年这次明堂动议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有关明堂形制的争议。关于这次争议的情况，《旧唐书》中谈道：

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眕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帝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且止。[17]

《旧唐书》中并未谈到此次论争的具体时间，只是将该次论争系于永徽三年出内样之后，乾封二年之前。而《通典》中倒是给出了具体的时间定位，据《通典》记载，此次论争位于乾封初年[18]，但是这个时间定位是有问题的。据《旧唐书·于志宁传》记载，于志宁于永徽三年拜尚书左仆射，显庆四年（659）致仕，解尚书左仆射的官职[19]。而据该条史料记载，此次工部尚书阎立德也参议，阎立德卒于显庆元年（656）[20]。也就是说这次争议发生在永徽三年到显庆元年之间。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次争议中高宗又改变了自己之前的主张，改为支持“五室说”，而左仆射于志宁这种辅政老臣转而去支持原本高宗永徽二年到三年支持的“九室说”，令人颇为不解。

事实上，在永徽三年到显庆元年之间，在高宗初期的政坛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永徽六年（655）的“废后事件”。在永徽六年以“废后事件”为中心，高宗与朝臣之间的夺权以高宗的胜利而告终，高宗取得了对朝政的控制权，此时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被贬，长孙无忌虽然因为亲戚等原因还留在中央，但是也不再能对高宗统治构成威胁[21]。而这个阶段也正是高宗朝礼制建设的转型期，自永徽二年高宗下诏让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编修新礼，直至显庆三年（658）成书，但是以永徽六年为节点，实际上担任编修任务的人发生了变化，从永徽二年到永徽六年，以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为核心，而从永徽六年到显庆三年，则以许敬宗、李义府为核心[22]。这次关于明堂仪制的动议就是在高宗礼制建设的过程中进行的，换句话说，这次关于明堂的动议实为高宗礼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高宗《显庆礼》与《贞观礼》区别之一即为在郊祀制度方面弃北从南，转而去依持王肃的理论[23]。而王肃与郑玄关于明堂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明堂定义的理解，关于明堂形制“五室说”的观点二者并无异议[24]。高宗此时支持“五室说”，更多的是对王肃礼学的应用。但是我们会发现于志宁这种老臣这次反而支持高宗之前坚持的明堂“九室说”，这恐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了。虽然因为“废后事件”受到打击，但是此时以于志宁、长孙无忌等为代表的老臣还是在朝堂上占据着一定话语权的，所以此次关于明堂仪制的讨论再次被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