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先生的观点：武则天的出生地问题及其历史记载证据

汪篯先生对于武则天出生地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其文如下：

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点的问题。郭老说武则天生于利州，我看不可能。历史上记载武则天的年龄，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活到83岁，有的说82岁，有的说81岁，还有一种说法是80岁。她死在神龙元年（705），从这一年往上推，如果武则天活到80岁，就应生于武德九年（626），如果是81岁，则生于武德八年（625），82岁则生于武德七年（624），83岁则生于武德六年（623）。而武士彟到利州应在贞观二年，因为在武士彟以前任利州都督的李孝常是在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谋反被杀的，这年十二月是己卯朔，戊申当是腊月三十日。

李孝常的事迹很清楚的，他是隋朝大臣李圆通的儿子，李圆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隋书》有传。唐能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手里掌握了粮食，而李孝常是华阴令，掌握永丰仓，唐高祖兵临黄河，李孝常降了唐，他的投降，使唐得到永丰仓的大批存粮。李孝常又是窦家女婿，和唐有亲戚关系。郭老怀疑贞观元年正月利州都督李寿谋反被杀，与李孝常的谋反是一回事。他说：“再根据《资治通鉴》，于贞观元年正月载利州都督李寿被诛；于同年十二月又载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谋反伏诛。在同一年中有两个姓李的利州都督谋反被诛，未免太凑巧了，我颇怀疑李寿和李孝常是一个人，谋反在武德九年十二月，伏诛是在第二年贞观元年正月，就很顺理成章了。”所以他就往上推，说李造反当在武德九年十二月，武则天可能就生在利州。其实，他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李寿和李孝常是两个人，李寿的来历，在历史上也是很清楚的。他原名罗寿，即隋大将军罗艺的弟弟，罗艺造反，李寿连坐被杀，此人与李孝常绝无联系。所以，郭老这个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历史记载从无武则天79岁之说，武则天最晚应出生于武德九年，而不可能出生于贞观元年。

郭老还提出三个证据，企图证明武则天生于利州。而这三个证据也都不充分。第一个证据是李义山《利州江潭》诗有自注云：“金轮感孕处。”郭老说：“这是说武后生于利州，即今四川广元县。”这条材料可以说明唐人有武则天生于利州的传说，但郭老认为：“李义山是唐代有名的诗人，距离武后之死仅一百多年。”根据这个，就可以看出，武则天是生于贞观初年，却不是严密的论断。传说只是传说，文人用传说来写诗作文，是不能据为信史的。李义山距武则天有一百多年，如果没有查考，并不一定确知武则天的年岁。举一个例子，白居易《新乐府》的第一首《七德舞》是歌颂太宗功德的。诗里面说：“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其实，李渊从太原起兵，即所谓“举义兵”以及夺取长安在大业十三年，太宗已经20岁了，第二年就是武德元年，他做皇帝在武德九年，如果18岁起兵，做皇帝怎能到29岁呢？他在18岁时，只是参加打仗，解炀帝之围，与“举义兵”毫不相干。作这首《七德舞》，白居易是用了功力的，他根据的是《贞观政要》，可是把书中“便为经纶王业”一句含义不明的话改为“举义兵”，就弄错了。当作史诗写的《七德舞》犹且如此，更何况李义山的感怀之作。从来传说很多，像有关诸葛亮、关羽、杨家将等的传说，当作历史故事听听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判断历史事实的根据。第二条根据，是引用1955年出土于广元县的《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那是五代时后蜀立的，而且上面有缺字，其中极重要的“始后生焉”一句的“始生”二字是郭老给补上的。纵使郭老补对了，碑的建立离武则天死也有254年，又怎能作为根据呢？第三条是《谭宾录》所记袁天纲为武则天相面事，显是后人附会的小说异闻，又没有记年代，更无法凭信。所以，我认为关于武则天的年岁，《资治通鉴》上的82岁基本上是可信的。郭老说司马光走中间路线，其实不是什么中间路线，而是根据《实录》写的。郭老比较相信稗官野史，这也未可厚非，但关于皇帝的年龄，我们还应当相信皇家的实录。总之，我的看法是：武则天活了82岁，生于武德七年，是武士彟在长安时生的。[23]

以上，全文引证汪篯先生的观点，汪先生属于郭老意见的对立派。尤其是最后部分，汪先生指出：“郭老比较相信稗官野史，这也未可厚非，但关于皇帝的年龄，我们还应当相信皇家的实录。”这里所说的皇家实录，即《资治通鉴》所据《则天实录》。对此，选择利州（广元）说的作者都不同意《实录》，而郭老最初把这种观点推给《通鉴》，也不说《通鉴》根据是《实录》。拥护郭老观点的人众多，但为什么《则天实录》不可信？这个问题却鲜见有人回答。

《则天实录》有两个版本，一是武则天去世之后，神龙二年（706）由武三思主编的《则天实录》。关于此书，《唐会要》有明确记载：

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赐物各有差。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又引古义，白于执政。宰相姚崇奏曰：……今史官刘子玄、吴兢等撰《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中宗《实录》，并成，进讫……监修官已下，加爵及赐。[24]

可知，开元四年（716）的《则天实录》，是对神龙二年《则天实录》的“重修”，或者叫作“删正”[25]。新版对旧版的删正，我们无从具体了解，就武则天的评价而言，旧版应该是以表扬为主，新版则多有批评，事关武则天的历史定位，这种修改可以看作是朝廷的正常行为。是非评价有所删正，那么事实部分比如武则天的年龄，也一并有删定吗？武则天的年龄问题，是无关是非的，不论是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还是孙子唐玄宗，在这个问题上忠诚于事实也是子孙孝道的反映，断不能允许史官随意改动长辈的年龄。(www.xing528.com)

《资治通鉴》所引用的《则天实录》，称“吴兢《则天实录》”，证明使用的是重修本[26]。而有关吴兢等史家严格按照直笔原则删定《则天实录》的故事，至今也是有案可稽的。《唐会要》有详细记载，证明吴兢是如何坚持直笔修史原则的，甚至面对当朝宰相也不屈服。其文曰：

长安三年，张易之、昌宗欲作乱，将图皇太子，遂谮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凤阁舍人张说为证。说初不许，遂赂以高官。说被逼迫，乃伪许之。昌宗乃奏元忠与太平公主所宠司礼丞高戬交通密谋，构造飞语曰：“主上老矣，吾属当挟皇太子，可谓耐久。”时则天春秋高，恶闻其语。凤阁侍郎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又谓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明日，上引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于殿庭，遣昌宗与元忠、高戬对于上前。上谓曰：“具述其事。”说对曰：“臣今日对百寮，请以实录。”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是日，百寮震惧。上闻说此对，谓宰相曰：“张说倾巧，翻覆小人，且总收禁，待更勘问。”异日，又召，依前对问，昌宗乃屡诱掖逼促之。说视昌宗言曰：“乞陛下看取，天子前尚逼臣如此，况元忠实无反语，奈何欲令臣空虚加诬其罪。今大事去矣，伏愿记之，易之、昌宗，必乱社稷。”天后默然，令所司且收禁。掌谏议大夫、知政事朱敬则密表奏曰：“魏元忠素称忠正，张说又所坐无名，俱令抵罪，恐失天下之望。愿加详察。”乃贬元忠为高要尉，说流钦州。（时人议曰：昌宗等包藏祸心，遂与说计议，欲拟谋害大臣。宋璟等知说巧诈，恐损良善，遂与之言，令其内省。向使说元来不许昌宗虚证元忠，必无今日之事，乃是自招其咎。赖识通变，转祸为福，不然，皇嗣殆将危矣。）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刘五即子玄也。）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27]

张说当时屈服于二张的威逼利诱，答应出面作证，证明魏元忠有罪，但在多位正义人士的劝说下，张说悔改，拒绝作证。不过张说最终还是受了牵连，这也构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正如当时人的评论，如果最初张说就不答应，或许就没有此案。而张说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污点，希望修改历史记录，尤其是在他担任宰相大权在握的时候。但没有想到，遇到吴兢的坚决反对，这不仅说明当时的草稿都保留着，而且绝不可能修改。

张说要修改史书记录的事，《资治通鉴》记录在开元九年（721）刘知几去世的条目之下，其文如下：

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宰相的张说，后来“阴祈兢改数字”，即暗地里请求吴兢，希望吴兢改几个字，都被吴兢拒绝。张说在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开元九年九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29]。张说不仅是朝廷的宰相，因为“兼修国史”，也是史馆的领导人，如此直接领导，吴兢都敢于公开拒绝，虽然让同僚都很震惊，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吴兢所修《则天实录》的可靠品质。

具体到武则天的年龄问题，吴兢所修《则天实录》明确记载为82岁，如果不予以采信，必有不可信的证据。史家研究问题，总不能因为主观喜欢吧？郭老的考证根本没有完成，如果说《实录》不可信，那一定要给出根据。为什么《实录》需要在武则天年龄问题上造假呢？郭老坚信李商隐，说李距离武则天的时代比较接近，甚至说“在武则天生于广元这个问题上，我还是相信距武则天之死仅一百多年的李义山，而不敢相信距武则天之死已一千多年的同志们。请原谅我的顽固吧！”（《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这哪里是李义山与今天学者的关系呢？如果要论谁距离武则天生活的时代更近，那也是比较李义山与《则天实录》的作者，所以，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则天实录》，还是李义山的一个诗歌注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