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出生地的争议及影响

郭沫若先生有关武则天出生地的意见，首先是在《人民文学》1960年第2期上发表的话剧剧本《武则天》中做了表达，他利用剧中人之口宣布武则天是出生在“巴蜀的剑阁附近”，“巴蜀才是我的故乡”。在剧本的附注，郭老注释道：“武后的父亲曾为利州都督，武后即生于广元县。”引发争论之后，郭老在1961年5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一文[1]，系统地阐述了武则天出生广元说。

关于武则天的研究，重点其实是整体评价问题，具体到武则天的出生地，最多属于武则天研究中的一个小分支而已。在郭老发表文章之前，与这个题目相关的研究文献大约只有一则：王家祐《广元皇泽寺及其石刻》[2]。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武则天的研究上，陈寅恪、胡如雷、吴泽、翦伯赞、吴晗、缪钺都有文章发表，迅速提升了武则天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上海《文汇报》专门发表《武则天评价问题综述》[3]，可见武则天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话题热度。

郭老发表五幕历史剧《武则天》，有利于武则天研究的社会普及，但当时武则天出生地问题还不是一个研究热点。在郭老发表文章之后，张明美等《四川广元皇泽寺调查记》一文[4]，可以看作是延续郭老观点的一个学术思考。根据梁永元先生的文字，这个调查记是受郭老的委托前往广元实地考察后的结果[5]。吴晗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文，其中涉及武则天是否出生在广元的问题，他认为武则天出生在四川是不大可能的[6]。陈振《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不同意郭老看法[7]。5月，郭老为此专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一文，反对陈振看法，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武则天出生地问题很快成为一个热点，支持和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现，立刻形成讨论热潮。

敬堂《武则天不生于广元的证据》一文，与郭老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针锋相对[8]。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9]也是反对郭老的观点。但郭老的战友似乎更多，钟华荣《皇泽寺与武则天》[10]，杨山等《在武则天的故乡》[11]、《在武则天祠庙周围》[12]等皆可以看作是郭老观点的支持者。董家遵《武则天父亲两任利州都督》[13]，支持郭老观点，并力图补上郭老论证的漏洞。后来敬堂又发表《有关武则天的两件资料（攀龙台碑与则天母墓碑文并序）》一文[14]，对郭老意见继续表示不同意。(www.xing528.com)

1962年9月26日，郭老再次上阵，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15]，把武则天研究尤其是出生地问题进一步推向高潮。这两个问题分别是“谁杀死了李贤？”“武则天的生年有问题”。罗元贞发表《武则天的籍贯和出生地》[16]，继续否定广元说。向灵发表《广元皇泽寺和武则天》[17]，支持郭老的说法。而胡守为《关于武则天生年的几段史料札记》[18]，不同意郭老说法。不过，60年代初期的讨论热潮没有继续下去，应该是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讨论中断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话题再续从前。熊克《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19]，坚持郭老武则天出生广元说。李端科《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再谈武则天的出生地》[20]，是反驳郭老观点的，认为武则天应该出生在长安。梁永元是郭老观点的积极支持者，他撰写的《武则天出生在广元》，收入广元市委宣传部《创业》1985年创刊号。伊显德同期发表《武则天生年生地考辨》，也持同类观点。罗元贞依然是反方代表，其观点见于《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再论则天籍贯与出生地》等文[21]。稍晚的一些论文，在拥护郭老的人群中，以韩昇先生为代表，他的《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其中第二节《武士彟与杨氏》、第三节《武则天出生的年代与地点》都与武则天生年有关，全面赞同郭老说法，认为武则天生于广元，时间为贞观二年[22]。

有关武则天的出生地和生卒年岁，因为证据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相对性，信息有不充分的一面，所以留下了争论的空间。但在证据都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如何选择证据，如何表达倾向，也不是没有底线。越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史学的重要原则越有必要认真坚持，主观的倾向性越应该接受史学基本原则的约束。证据，如何看待各种证据，尤其是对立观点的证据，这个史学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争论中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