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子崖遗址这个“考古圣地”自从被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首次发掘而轰动世界后，由于种种原因，一度陷于沉寂，遭到了“冷落”，只得默默等待新的访客。没想到，这一等就是60年。
城子崖遗址1990年发掘现场
张学海主持发掘城子崖遗址
1989年6月，城子崖遗址终于迎来了新的访客，一支考古队悄然进驻。1990年春，对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展开，这是对该遗址的第二期发掘，也是1949年后对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本期发掘工作分4个年度进行，一直持续到1993年。时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学海是本期发掘的主持者，先后参加勘探和发掘工作的还有罗勋章、佟佩华、孙淮生、魏成敏、何德亮、靳桂云、王守功、李振光等考古工作者。因为1931年的那次发掘留下了一个悬念，即所发现夯筑城墙（被误认为“龙山城”）的年代问题，所以此次发掘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确认该城墙的年代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四面城墙上共开了七条探沟，其中北墙三条、南墙一条、东墙一条、西墙一条，并在西墙北段城址内、外两侧和南墙中段外侧布了两个发掘区，总发掘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西南部找到并重新清理了1931年发掘的C1-C4探沟。通过勘探和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城子崖遗址存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三个时期的城墙遗迹，最终确认第一次发掘时疑似黑陶期城墙应属岳石文化时期。在岳石文化城墙之下新发现有龙山文化城墙，从而破解了城子崖城墙的年代之谜，此即为“真假龙山城”的故事。
1991年城子崖遗址发掘出的夯土城墙
这正是“学者复探城子崖，龙山真假终分辨”。
考古发掘显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唯北墙东、西两侧内收而中部凸出。城址东西宽430米、南北长530米左右，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城墙建筑方式是外挖内筑，利于形成绝对高度，构成有效屏障。墙体夯筑方式较为原始。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是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基础上内收修筑的，平面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基本一致，但面积略有缩小，约17万平方米。岳石文化时期城墙的构筑方式是基槽夯筑，在西墙北段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城墙基槽内侧版筑痕迹清晰完好。周代（即春秋时期）的城墙修筑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墙之上或内侧，面积更小，残存无几。
关于“三城叠压现象”，有人质疑为何没有商代城址，也就是说为何直接从岳石文化时期过渡到了周代？难道在商代时，城子崖遗址所处地带就没有人居住吗？其实，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早在商代末年，有个小国就在城子崖一带建都了，它就是谭国。此国虽然国小势微，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要不是后来得罪了齐桓公，也不至于落得个灭国的下场。
关于这段历史，得从春秋初期齐国的主宰齐襄公谈起。据说，因齐襄公荒淫无道，引起了内乱，所以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逃到他国避难。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所以他就逃到了鲁国。公子小白则先逃到了谭国，而谭国却对他不待见，没有给予应有的礼遇。于是，公子小白便逃往更为偏僻的莒国。不久之后，齐襄公和公孙无知（齐僖公侄子）均在内乱中丧生，齐国需另立新君。流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得知后，都急着想赶回齐国接班，最终公子小白以“假死”骗过公子纠和管仲，在师傅鲍叔牙的辅佐下率先赶回齐国，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春秋霸主——齐桓公。然而，在公子小白成为齐桓公之后，天下诸侯大都前往祝贺，谭国国君却既没亲去也没派人道贺。面对“新仇旧怨”，齐桓公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在即位后的第二年就派兵把谭国灭掉了。因此，考古工作者在城子崖遗址上层发现的周代（即春秋）城址之所以残缺不全，城垣所剩无几，很可能就是当年齐桓公派兵“屠城灭国”造成的。可叹，“傲慢无礼”“不识大局”的谭国国君只因为对公子小白的两次“不敬”，就招致了丧身灭国的下场，数百年古城辉煌自此烟消云散。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齐师灭谭”并非缘于谭国国君“无礼”，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弱小的谭国占据了一个要害之地，阻挡了齐桓公争霸中原的步伐，所以消灭谭国是必然的、早晚的事。由此可见，城子崖一带自古就是一个交通要塞和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何缘故，谭国终究是被齐国给灭了，悄然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一座残破不堪的故城尘封于土下，为城子崖遗址增添了一份沧桑，蒙上了一层神秘。
虽然谭国故城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却留下了一段千古爱情传奇。世代相传、妇孺皆知的“牛郎织女”神话，据说就是由谭国的一位士大夫最早记载的。他所作的一首《大东》诗现留存于《诗经·小雅》中，诗中明确记载了关于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由此可见，“牛郎织女”这一千古流传的爱情神话很可能是发源于城子崖。
相隔60年的两期考古发掘证明，城子崖城址是中国古代东方的中心之一。可以说，这两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均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其中，因为1930年至1931年第一期发掘的重大收获及价值，城子崖遗址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1990年至1993年的第二期发掘，则被分别评为全国“七五”期间和1990年双“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于1994年荣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国家田野考古发掘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而在1991年秋于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界的一大盛事。
城子崖遗址的两期大规模考古发掘，揭示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其中，除了龙山文化城址之外，岳石文化城址无论是规模还是建筑工艺水平，都是空前的，甚至超出了同时期二里头文化的相关发现。鉴于城子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该遗址岳石文化城址的重要性，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第三阶段之后，该遗址被纳入工程中的相关课题，并持续至第四阶段。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子课题，自2013年10月至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展开对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3月至7月的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发掘收获很大，确定了城子崖岳石文化晚期城址北城门的存在，基本弄清了城门结构，并探明了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多年）、岳石文化时期（距今3000多年）和周代（距今2000多年）的城墙及壕沟的演变关系。据此次发掘的执行领队朱超介绍，北城门位于城址纵中线北端偏东处，门道西侧现存一长条形基槽，基槽里南北直线分布着12个柱洞，直径在25—30厘米，每个柱洞底部均有垫石，因此当时应该有12根柱子，整个门道长约10米。根据现有结构推测，当时城门应该有类似门楼的上层建筑。关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城墙、壕沟的演变关系，朱超认为周代城墙留下的遗迹极少，推测可能部分区域沿用了岳石文化晚期的城墙。而根据此次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城墙紧贴现存的城子崖台地外侧，采用平地堆筑法建造，夯层不甚规整，城墙高不过2米，防御功能有限，防御主要还是依靠城外深达7米，宽约30—50米的壕沟。到了岳石文化早期，依然沿用城墙与壕沟相连的防御模式，但这一时期城墙建筑技术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束棍夯筑和版筑两项筑城技术的普遍使用大大增强了城墙的坚固程度，使城墙增高成为可能。束棍夯筑是把数根木棍绑在一起夯打，夯窝密集清晰，夯土坚硬。版筑就是用夹板挡土，这种技术使得城墙外侧陡直规整。到了岳石文化晚期，城墙和壕沟完全分离，间距15米左右，城墙高达4米以上，防御功能主要由城墙承担，不再过度依赖于壕沟。
2017年城子崖遗址发掘照片（发现岳石晚期城址北门遗迹）
总之，城子崖遗址的历次考古成果，大致还原了中国史前时代从部落到国家的基本进程，初步解决了古代中国国家的诞生、中华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三城叠压”的现象，也充分表明城子崖一带自古就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和新一代考古工作者对城子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城子崖会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喜。
如今，有着“中国考古圣地”美誉的城子崖遗址已成为济南唯一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日益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自从考古大师吴金鼎发现城子崖遗址后，又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研究，使得笼罩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烟雾逐渐散去，其历史发展脉络也愈加清晰。历经风云变幻，见证文明发展，请随笔者搭上历史的列车，一起了解城子崖遗址的前世、今生及其文明的演变历程吧！
大约公元前46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龙山文化时期），东夷先民开始在城子崖建城并居住。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岳石文化时期），东夷人在城子崖采用版筑技术筑城并居住、生活于此，这一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夷夏之争”。
商代末年至春秋时期，古人以城子崖为中心在此地建立了谭国。
公元前684年，齐师灭谭，谭国成为齐国的附属国。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改齐国为齐郡，城子崖属齐郡。
公元前186年，吕后封济南为吕台封邑，城子崖属济南。
公元1077年，著名文学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期满，改任徐州知州时，赴任途中经过济南，路过龙山镇城子崖，受到好友齐州知州李公择的热情接待，并一同策马游龙山。兴奋之余，苏轼作《阳关曲·答李公择》一诗：“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还作阳关肠断声。”
公元1085年10月15日，苏轼刚赴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五天，又接到了进京任礼部员外郎的任命书，于是便于当年11月初离任赴京（今河南开封），途经济南时，曾夜宿龙山镇。当时的龙山镇监税宋宝国接待了他，受宋保国之托，苏轼作了《跋王氏华严经解》。(www.xing528.com)
公元1363年6月庚辰，有流星陨落于龙山镇东之城子崖，入地五尺。
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六访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
1930年11月5日，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李济率队开始对城子崖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1931年1月1日，城子崖遗址出土古物在济南公开展览三天，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首的山东要员参观了展览。
1931年2月19日，城子崖出土古物展览在南京成贤街46号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蒋介石、宋美龄、孙科、陈果夫、陈立夫、胡汉民、于右任等先后参观展览。
1931年10月，梁思永主持对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发现“龙山城”（后经证明是岳石文化城址）。
1934年10月，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出版发行。
1948年，解放军渤海纵队在城子崖发动龙章战役（2016年冬，在城子崖遗址南侧清理出战争所留的战壕、子弹壳、子弹、迫击炮弹等遗物）。
1961年，城子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保碑由青岛被运至龙山火车站，龙山村李承祥等人将国保碑安放于现址。
1989年至1993年，时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学海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期发掘。
1991年，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入选1990年和“七五”期间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1年秋，“纪念城子崖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1994年9月，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2012年，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开始。
2013年至今，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子课题，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再次展开，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城子崖岳石文化晚期城址的南、北城门遗迹。
2013年9月，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结束，经专家论证后，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更名为龙山文化博物馆。
2013年12月，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通过国家文物局立项。
2014年10月，龙山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
2015年8月，“第22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章丘承办了卫星会议“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2015年12月，中国龙山文化研究会在济南成立。
2017年12月，“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全国22个省市、96家参评单位中脱颖而出，正式挂牌，成为同年度山东省唯一一家挂牌单位。
2018年，城子崖遗址城垣保护工程开工，城子崖遗址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的专家和游客。
2019年，“城子崖研学游”项目正式启动，城子崖遗址将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前来参观、游学。
时光荏苒，城子崖遗址自被发现至今已走过90年的历程。如今，站在遗址上环顾四野，仿佛能看到四千多年前古代先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似乎能感受到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盼。虽然遗址上只留下沧桑岁月的痕迹，尽管古城中仅剩下断壁残垣，但龙山先民创造的文明却依然在人类文明的花园里绽放出绚烂的花朵，在世界历史的星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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