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之光：辉煌照耀全球

吴金鼎先后6次到龙山镇访古后，将在城子崖遗址的重大发现向其师李济先生做了汇报，很快引起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6月，首任院长为蔡元培，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同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经过大半年的筹备也宣布成立，傅斯年任所长。该所初设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任主任，1934年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史语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有了国家考古机构。当时，中国学者正饱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困扰，一直在河南安阳殷墟苦苦寻找中国文化的本源。听闻东方海岱地区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他们又惊又喜。怀着对中国文化源于本土的坚定信念，也为了暂避当时爆发的中原战乱，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从中原大地辗转到黄河下游，决定对新发现的城子崖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外国人倡导或主持进行的；而这次，他们即将开创中国人独立主持发掘国内古代遗址的新历史，开拓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新局面。

1930年11月5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成立，负责历城县龙山镇（今属章丘区）城子崖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及以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该研究会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山东国民政府共同组成，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任委员长，委员有李济、董作宾、郭宝钧、王献唐、杨振声、刘次箫、张敦讷等人，其中后四人为山东一方的委员。同年11月6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山东古迹研究会田野工作部主任李济带领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王湘等5人急切地赶赴龙山镇。次日，城子崖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此次发掘由李济主持，一直持续到同年12月7日，现场发掘才结束。在本次发掘中，发掘工人共36名，每6人一组，编号分队，佩戴徽章，统一指挥。发掘坑以长10米、宽1米为一基本单位，发掘坑编号用序数命名法。在发掘过程中，有专人做地层观察和出土器物记录，有重要者，测量其坑中位置与深度，并绘图、摄像，回到室内后再进行洗刷、编号、登记、统计、装箱等一系列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考古队共发掘遗址面积440平方米，移土约1400立方米，共采集文物标本23878件，仅陶器及残破陶片就有2万多件，其中不少为薄如蛋壳的黑色陶片，还有石器、骨角蚌器等。经研究，考古工作者确定这批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古文化年代应在距今4000年左右，便以发现地命名为“龙山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吴金鼎当时作为史语所助理员也全程参加了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由此开始了其人生理想的第一步。

1930年城子崖遗址南面

发掘结束后，出土文物被运回济南，由吴金鼎负责保管与整理。吴金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报告了“整理工作之经过”“整理期间所得之印象”“研究问题之提出”三项田野资料整理内容。返回北京后，李济、吴金鼎等又着手撰写发掘报告，至1931年8月，才完成发掘报告初稿。应该说，这次发掘虽然历时短暂，但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此次发掘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田野考古发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和永恒的坐标。考古工作者在此地不仅唤醒了沉睡4000余年的古文明，而且还首次发现了史前中国城市遗址，从而使城子崖遗址获得了“中国考古圣地”的美誉。

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图

1931年春天，吴金鼎又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此次发掘的主持者梁思永是第一位在西方受过田野考古训练的中国学者。在后冈遗址，梁思永、吴金鼎意外地发现了与城子崖遗址所出土类型相同的黑陶遗物，并运用考古地层学方法，划分了小屯、龙山、仰韶文化遗存从上到下堆积的“三叠层”，找到了解决中国史前历史之谜的钥匙。安阳后冈遗址黑陶遗存的发现，表明以黑陶文化为典型特征的龙山文化分布十分广泛，城子崖遗址可谓揭秘中国古代历史和探寻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址。因此，中研院史语所决定暂缓编印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重返城子崖遗址进行更大规模的发掘。

1931年10月9日，城子崖遗址第二年度的发掘开始。此次发掘历时21天（至10月31日），共开探沟约90条，合计发掘面积1900余平方米。梁思永主持了本次发掘，参加发掘工作的还有吴金鼎、刘屿霞、王湘、刘锡曾、张善等以及48名民工。在此年度的发掘中，梁思永改进了发掘工人的组织方法。他将在美国所学依照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而划分地层的方法引入国内，在发掘工作中初步运用了考古地层学原理，绘制了中国考古学历史上最早的地层图。他采用面袋包装文物，出土物按照层位标明地点和记录统计，还按坑位和层位进行活页式登记，便于整理时翻阅。

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是十分辛苦的。据说，在此次发掘后期的某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一些已挖到一米多深的探坑灌满了水。虽然天气渐冷，但是为了保护文物，避免重要历史信息丢失，主持发掘的梁思永丝毫不敢耽误时间，他很快向老乡借来水桶，决定将探坑中的积水排干。他率先跳入浑浊而冰冷的水坑中，将雨水一桶一桶地提出，然后又蹚着泥浆，用手一点一点地进行挖掘和清理。就这样，考古队才保证了发掘工作的后续开展和圆满完成。

虽然此次发掘的过程十分艰辛，但收获颇丰，成果十分显著。最令人欣喜的是，在该遗址中也发现了“三层文化叠压现象”，即自上而下为周代文化层、岳石文化层、龙山文化层相互叠压。可以说，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为中国历史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精彩厚重的一页。

城子崖遗址“三城叠压”地层图

以上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算是对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期发掘。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对史前遗址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发掘，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比较科学的发掘。本期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与彩陶文化截然不同的黑陶文化，使一个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久即以其所在地龙山镇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可以说，本期发掘充分展示了中国考古工作者掌握和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水平和能力。发掘者详细记录了地层、土质、土色等情况，注意到不同土层的堆积状态，仔细分辨了叠压关系和打破关系，准确区分了周代灰陶层和史前黑陶层，完整地清理出了青铜时代的墓葬和窑址，精确地绘制了坑位剖面图。总之，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基石，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使城子崖遗址无愧于“中国考古圣地”的称号。

第一期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等人都参加了城子崖遗址出土遗物的整理工作，并于1932年3月完成报告编写。1934年，《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

该书作为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专集，算是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首秀”，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专刊的基本体例。

《城子崖》报告书影

该书的总主编为李济，执笔者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等七人。报告全文约10万字，图版54版（包括照片及线图两种），插图10幅，另有彩色版卷首图1幅，全文英译附其后。正文之前有傅斯年、李济撰写的序各1篇。正文共分7章：第1章由吴金鼎与郭宝钧共同执笔，介绍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及其发掘经过；第2章由吴金鼎执笔，介绍城子崖遗址的地层构成；第3章由吴金鼎与梁思永共同执笔，介绍城子崖遗址的建筑遗留；第4章由吴金鼎执笔，介绍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陶片；第5章由郭宝钧与董作宾共同执笔，介绍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陶器；第6章由吴金鼎与梁思永共同执笔，介绍城子崖遗址出土的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及金属制品；第7章由梁思永执笔，介绍城子崖遗址的墓葬与人类、兽类、鸟类之遗骨及介类之遗壳。报告最后为附录，由董作宾执笔。而文中的大部分照片、测绘图、遗迹遗物线图等则多由刘屿霞拍摄和绘制。

从中可以看出，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吴金鼎对于这部报告集的贡献是最大的。正如李济在该报告的序言中所言：“初稿大部分是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比现在要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这番话充分肯定了吴金鼎的努力。正是这份努力，不仅培养了吴金鼎对史前陶器的浓厚兴趣，更为后来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吴金鼎不仅首先发现了城子崖遗址，而且还全程参与了对该遗址的前后两次发掘，又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和扎实的研究功底，对这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倾注了大量心血，从而使其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界标和里程碑。

有意思的是，《城子崖》在1934年出版时被印制成“平装本”和“精装本”两种版本。二者虽内容相同，但在用纸、封面、定价等方面则大相径庭。平装本比较单薄，定价“国币八元”；而精装本则用纸考究，纸张较厚，封面为布面精装，贴有烫金的“城子崖”三字，售价“英金三磅”。从中可以看出，平装本主要是面向国内普通民众发行的，而精装本则是推向国际市场的。据说，精装本在当时是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宾以宣扬中华文化的，毕竟该书是中国学者的第一本正式考古发掘报告，所以出版社也是格外用心。(www.xing528.com)

从总体来看，《城子崖》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发掘城子崖遗址的原因和目的、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及出土遗物等。它使学术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除仰韶文化之外，中国还存在过一个以黑陶为特征的文化——龙山文化。其年代虽晚于仰韶文化，但也是中国上古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不仅开拓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也使学术界首次获得有关中国史前文化的构成、与殷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全新认识。尤为重要的是，《城子崖》揭开了中国远古文化根源之谜，以大量实物资料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推翻了当时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和中国文化由西方而来的说法。尽管限于当时的水平，该报告对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分期不太准确，且对黑陶期城垣的年代判断有误，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仍为研究龙山文化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非凡意义。正如傅斯年在序言中所言：“这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之手之遗址之第一次。我以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虽不敢以创新纪元自负，然后来此学之发展，或当承认此一工作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

从报告中可知，前后有李济（第一次、主持）、董作宾（第一次）、郭宝钧（全两次）、吴金鼎（全两次）、李光宇（第一次）、王湘（全两次）、梁思永（第二次、主持）、刘屿霞（第二次）、刘锡增（第二次）、张善（第二次）等10位考古工作者参与了城子崖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由于成绩的取得均仰仗于当时参与筹备和发掘遗址的这些考古工作者的辛苦付出，所以有必要对这些功臣逐一做简要介绍。

傅斯年

傅斯年，生于1896年3月26日，卒于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在“中国文化西来说”盛行之际，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源和发展贡献巨大，可谓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的第一功臣。他曾全面领导和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和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傅斯年就没有殷墟和城子崖的考古发掘，而没有殷墟和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就没有现在的中国考古成就。

李济，生于1896年7月12日，卒于1979年8月1日，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中国近现代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11年，李济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学美国，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1920年，他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1929年初，他应聘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先后主持并参与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济南城子崖等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培养出包括吴金鼎在内的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

李 济

梁思永，生于1904年11月13日，卒于1954年4月2日，梁启超次子，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考古学家，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受过正式田野考古训练的学者。他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遗址、山东济南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1931年秋，他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1934年，他参与执笔的《城子崖》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1948年，他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50岁，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梁思永

董作宾，生于1895年，卒于1963年，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出生于河南南阳，祖籍河南温县董杨门。中国近现代著名甲骨学家、古史学家，为“甲骨四堂”之一。1928年至1946年，他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于1930年参与了李济主持的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之后又参与撰写了《城子崖》，并考证了古谭国就在城子崖遗址及其附近。1948年，他被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以后，他兼任台湾大学教授。1963年，病逝于台湾。

郭宝钧，生于1893年，卒于1971年，字子衡，河南南阳人。中国近现代著名考古学家。1928年，他以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协助董作宾对安阳殷墟进行首次考古发掘。1930年至1931年，他先后两次参加了史语所在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参与合编了《城子崖》一书。1949年后，他调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首届中国史学会理事，兼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导师。

李光宇，生于1904年或1905年，卒于1991年，字启生，湖北钟祥人，为李济先生的远房侄子。他曾先后参加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和河南安阳殷墟的第四、六、七、八、十、十一、十二次考古发掘工作。抗战胜利后，他随史语所回到南京。1949年去台湾，任史语所考古组保管部主任。

王湘，生于1912年，卒于2010年，字元一，河南南阳人，为董作宾先生的表弟。他从1928年10月起，先后参与了河南安阳殷墟的第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三、十四、十五次考古发掘工作，是著名的殷墟“YH127”灰坑的主要发掘者。1930年至1931年，他参加了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工作。1934年，他主持了山东日照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与祁延霈一起发现了包括两城镇遗址在内的9处龙山文化遗址。此外，他还主持调查了安徽寿县地区的先秦遗存，参与了河南山彪镇、琉璃阁、大赉店等墓地和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刘屿霞，毕业于福中矿务大学，为史语所公开招募的绘图员。1931年，他参与了由梁思永主持的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之后还参与了《城子崖》一书的撰写工作，其中书内的大部分照片和图版均由其拍摄和绘制。

刘锡增，山东莱芜人。曾在山东省立图书馆、济南市博物馆任职。他曾参加过1931年梁思永主持的济南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和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氏族墓地的考古发掘。

张善，1931年参与了由梁思永主持的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此外，他还参与了殷墟第五次和第十次考古发掘工作。

以上这些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功臣，都曾在“中国考古圣地”留下过足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尽管如今有些人的身世和生平事迹已模糊不清，但是他们的名字已和城子崖遗址一起被刻入历史的丰碑，将被后人永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