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一词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普洱茶成为贸易商品初始于何时呢？
普洱茶的贸易始于唐朝，而唐朝的开明制度也给普洱茶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唐朝开元年间，各个地区国家的人涌入中国，学习唐朝的制度，或是以物换物，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而其中就包括普洱茶。
清代阮福的《普洱茶记》记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茶即普洱茶，西蕃泛指现在的贵州、四川、西藏、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并未见到普洱地名及茶名，因为“普洱古属银生府”。唐朝时，银生府就产茶。唐代樊绰的《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菽、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是唐代南诏国六诏以外的六节度之一。银生节度使驻银生城，即现在的云南景东，辖区包括今普洱和西双版纳一带。“蒙舍”乃是南诏国中的六诏之一，在今云南巍山、南涧县一带。由此可见，早在1200多年前，普洱及西双版纳的茶叶就已行销到巍山等地。
宋代，普洱茶成为“易西蕃之马”之物。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普洱茶也不例外。
元代，普洱茶已成为人们在集市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白夷”（指傣族）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相互贸易。”
明朝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淛在《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在明代中后期，普洱茶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界人士的喜爱。(www.xing528.com)
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普洱茶有“人头式”，名“人头茶”。清雍正四年（1726），雍正皇帝指派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1729年设“普洱府”，1735年又在普洱府的思茅镇设立“思茅厅”。自此，思茅厅辖区的普洱成为云南六大茶山的茶叶收购集散中心，普洱茶开始入贡清廷。历年来，普洱茶都是由马锅头带领的马帮运送，经过滇、川、藏等地，走向各地，传播普洱茶的文化。
（二）茶马古道上的普洱茶商贸活动
众所周知，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山峦起伏，历史上交通不便，茶叶运输全靠人背马驮，运到中国西藏、香港和东南亚等销区，所用时间一般长达数月，普洱茶的后发酵作用都是在长途运输、贮藏过程中自然完成的。为降低运输成本，各类晒青紧压茶相继出现了。一匹马驮运50千克散茶，如果改为紧压茶后，则可驮运70千克，运量提高40%，运输成本比原来降低了。漫漫茶马古道在消磨时间的同时，也在悄悄地重新塑造原始的晒青茶叶。在重塑过程中，微生物、水分、热量、空气等对普洱茶的品质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朝前期是普洱茶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普洱茶不仅品种多样，且花色品级繁多。18世纪时，据张泓1775年前后撰的《滇南新语》记载：“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千斤为一团……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当时既能生产幼嫩高档的绿茶，也能生产黑如漆的茶膏，甚至数斤重的“人头茶”。中国茶科所至今尚保存有清期皇宫遗留下来的“人头茶”标本，完整无损，质地完好，可见其压制技术之精。
清朝时的云南尚处于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于是人们便从茶山采集茶叶，由挑夫运至当时的普洱府辖地，再交由马帮运送出去，以茶易物。久而久之，便走出了一条条路，称之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是中国西南大地上一条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传播中国古代文明的国际通道，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为壮观、文化最为神奇的走廊，也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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