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音洁：陈老师心里面一定在想其实审美更难，要搞一个审美的完整性互相有一个隐隐的认同就更难，要不然就不会出现在市场上，我不能说是乱象，只是非常出乎想象的现象。在座的来了太多对田导也好或者对陈老师也好，充满好奇或者非常想了解他们的人。下面我们开放给观众，时间也不是很多，要踊跃一点，只有三到四位观众有这样的机会。
问：田老师您的电影作品是从中国题材开始的，现在这个剧是从国外翻译过来再传播出去，跟陈老师不一样，陈老师是研究西方哲学，再把西方哲学翻译过来教给中国学生或者大众。在这里面东西方传播过程中，您觉得各自的经验，有哪些是有保留的，哪些是丢失的？
陈嘉映：能够传达哪些，丢失哪些，至少我比较熟悉的在语言翻译上，我们说得比较多，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我主要的考虑。我们主要考虑是你能够把多少东西融化到汉语里面，我猜测影视等，融化到社会环境里面，这是你要考虑的。
换句话说，挺建设性的考虑，不知道壮壮怎么看。音洁讲到壮壮在针对什么东西，我倒觉得在这点上我个人的情况不是那样，我要针对的东西，我刚才说“四人帮”，还真不是完全的玩笑，在我少年时候，从那时候已经培养了一种基本上对所谓主流或者对劈天盖地的东西根本不是太在意（的态度），你从来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人都是持……
王音洁：那时候的成功学。
陈嘉映：对，那时候太明显，不管多少人，明显荒唐。我基本就是埋头做我自己的东西。东西方这个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几十年都听人家这么说，我也经常谈这个话，有时候觉得中国人太自信还是太缺乏自信，我一直没有特别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在意东西方这个事。
我们拿过西方的教育体制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到博士，我们拿过汽车、飞机，好像没有特别去问，这个飞机对中国人有多适合，中国人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这跟文化不完全一样。但是拿过来你管它东西方不东西方，你看着好，看着它打动你了，看着比中国的作品还打动你，那就翻，如果你觉得不行就看中国作品。我不说这个命题它没有道理，但是我不是特别赞成把太多的关注点放在这个方面，你直接批评这个作品，别管它从东方来的，西方来的。
田壮壮：嘉映是从年轻时就主动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文革”时的离谱、荒唐，我可能没有他那么敏锐，我觉得我是社会给我的。我80年代去云南就听唱赞美歌，那时候很少有基督教的东西。我就问当时文化局的人怎么回事，回到北京以后很想再去了解。你看有西方的，有当地民族的，有传统的，这三个文化为什么会并存，最后哪个东西能留下来，可能哪个最符合人性，它就能留下来，不在乎你是哪的。我是觉得生活里会给我好多启发，特别有意思。你说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根到底是怎么样。
问：我想问一下田壮壮导演，您刚才说过很久没有拍戏了，会有一些担心，这次这个话剧应该是二十几号就要演了，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您在排话剧的过程中，以往电影的经验对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您会刻意甩开电影对这个话剧的影响吗？
田壮壮：我觉得一定会紧张，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吹不了牛。话剧和电影不一样，话剧跟足球似的，你选择好的队员上去踢，故事好了，真不知道那天临门一脚踢进去踢不进去，我还没法叫停，篮球我行。这条不行NG了，咱们再拍。
陈嘉映：我听说好多好的演员有时候愿意去剧场重新演戏，可能跟这个感觉也有关系。
田壮壮：特别过瘾，特别陶醉。我听说美国电影演员在电影、话剧通知同时来时，一定接受话剧，他认为话剧更纯粹，对于演员更有挑战，我特别同意。
王音洁：我补充一句我个人对剧场的感觉，我认为剧场其实是最激进的地方，马上就亮出你的态度。(www.xing528.com)
田壮壮：就跟拳击、摔跤似的，实实在在的。差多少，差不了多少，可能就那一瞬间就输了，演员一刹那就把你打动了，我紧张是我担心他们太辛苦，我担心万一有的声音没做好，光没做好，或者有一点没做好，影响他们的表演。
说到电影这件事，对人物的理解和创作上没有什么更多的区别，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它是有一个空间不同和手法不同。这是你的选择和判断，你怎么去决定，因为你这次的机会，这6场我选择的方式排完以后我自己觉得有些地方需要调整，我在复排的时候可以再调。这是有可能的，这一次可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选择跟判断，就这样了，这是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戏演出来的结果。
王音洁：我有一个朋友很好奇地问我，做电影导演的成就感我也能理解，他可以不停看，做戏剧导演有什么成就感吗？完了就完了，留不下什么。
田壮壮：你那个成就感稍微狭隘了点。排戏特别费心，特别让你兴奋，因为他们彼此交流，他们之间所有的调度，所有的表达，相互之间感染那种情感的真切，你会觉得你能够受感动，剧场观众一样受感动，那时候光、服装、造型、音响更好。
问：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刚才听两位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了特殊的年代，包括田导也曾经因为这个题材拍摄过创作过。我们年轻一代可能对这个历史已经淡化了，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不太了解，两位在这方面对当下的历史，对那个题材，对年轻人的一些影响，有过一些担忧吗？田导现在允许的话您还会进行那个题材的拍摄和创作吗？“文革”这个题材，现在年轻人对这段几乎很淡漠，我不了解，没人跟我说，你们经过那个特殊的年代，很滑稽很荒诞，从那个时代当中，包括这么多年，您自己的体会，面对年轻人当下对这个历史的态度，你们有没有一种担忧，田导假如机会允许的话，会不会拿这个题材创作？
陈嘉映：这位同学的问题我还真觉得非常好，其实你专门生在那十年都不必要，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发生过的事情基本都像没发生过，不仅（19）66年到（19）76年是一片空白，此前此后大多数都是空白。
非常沮丧的是什么呢？现在本来就是比较容易遗忘过去的时代，你就是跑到美国，跑到哪去，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你再加上这样一种处理，我们跟历史联系性就被割断了，这种割断有一点像什么呢？像我活到六十好几岁了，过去的事就记不住了。因为人还在壮年的时候，他小时候什么样，少年什么样，第一次谈恋爱什么样，他都忘了。生活当然就变得相当浅薄了，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让人沮丧的事情。
但是也不一定，底下壮壮会说如果允许他会不会拿这种题材做，也不一定非要拿那个年代做题材才能承传那个时代我们受益的东西。它不用这个题材，只要我们的作品没有完全脱离年轻人，一开始我问壮壮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年轻人还在从我们偏老头的东西中感到有东西能够接受甚至喜欢，我们还是把我们那个时代以某种方式再往下传递。
田壮壮：我真说不了这么好。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跟陈嘉映老师的“文革”情结是不可能去掉的。这个东西可能确确实实会随着很多东西消亡，还有很多人整理，它其实也无济于事，因为毕竟跟每个时代对话的东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遗忘的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每个时代最核心的真诚、善良、美好是一致的，它是传承下来的。我们是在那个时代长大的，我们是按照我们那个时候的烙印来传承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生命的东西，每一代人都有继承，都有失去的东西。可能挺无可奈何的，你说现在我也在想咱拍一个“文革”题材怎么拍，也不一定好看，咱们电视里拍民国戏，那哪是民国的戏，都是咱们自己演绎民国戏。这个挺难，唯一就是看看京戏，看看粤曲，还能感觉到没有割断的东西，这些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让我们写一个拍成电影，写个话剧，不大能鼓起这么大勇气。它毕竟真的得是触碰到那个瞬间，它变成你的创作激情的时候才能完善。不是说我们能信手拈来，我觉得可能做不到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问的。
王音洁：正如田壮壮导演所说，每个时代都有几乎可能是一致的，美的，善的，好的，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每个时代也几乎会有一致的黑暗、丑恶和挣扎，那些浑辨难解的姿态，它们在戏剧和电影里面我们其实最容易找到。我希望也许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种求证的态度去看一看这部戏，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求证的心态底下，我这个不合格的主持人就要结束我的工作。我认为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非常合格的观众，因为你们一定会带着今天的某一些只言片语去开始上演你们自己的故事，而那个应该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这个对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
对谈现场合影：（右起）田壮壮、陈嘉映、王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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