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易连：其实我没有百分之百地看到这个影片，但是能做一个剧情长篇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剧情的长篇或者是视频。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之前一直在讲关于女性主义，或者女性电影，我觉得一个电影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关怀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一个作品或者一个电影本身，它是不是自己就有一种能量，说我要去关怀一个人群，或者是关注一个群体，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其实这里面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性，或者是男性。因为只要谈到了女性，可能里面会涉及身体，当然男性也一样。所以我想关于电影本身，因为刚才也讨论了很多关于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导演艺术，对于一个群体是不是虚构，还是你对这个群体有某种人文的关照？
王音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质疑你拍这个片子的出发点。关怀一个人群，重要吗？
黄骥：我在关怀。其实有的时候没有态度的关怀，可能比有态度的关怀会更难。
王音洁：客观地去看比主观性的我要拯救或者改变，觉得我能带给这个群体什么更难。
黄骥：对，如果一定要说关怀，可能是说关注，比如这个片子里面手术的镜头，为什么我们要保持那么长的时间不剪掉？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做手术的那个演员，他真的就是医院里面的医生，他问我们怎么演，我们说你们平时怎么做的你先给我们做一次，他们就做了。做了以后，我当时说，啊，这么快？他说对呀，我们平时就是这么快。我们拍的时候，就让他按照平时做的速度又做了一次。为什么机器的位置放在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是一个主观视角，就是她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身体的角度。为什么最后这个过程是我们保持和选择的一个真实的时间，和真实发生过程的时间保持了这个长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关怀。
王音洁：我再把关怀这个词换一下，换一个词我们会觉得更明白讨论什么——关切，关怀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滥情主义发展得太过强盛以后带来的异化。但是关切就不是，我始终要有一个关切点，关切不代表我就非得要去改变什么，或者我要去抒情，但是我注意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我们对一段视频有疑问，并且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拍纪实风格的剧情片、写纪实风格的小说也一样，你可以做到客观吗？什么地方你做到了最客观？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是谁杀死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为什么要死？谁使她死的？不是那个作者福楼拜杀死的，而是那个生活的情绪、那个逻辑，她就得死。作者不可以加一点力，他创造出来这个人物以后，那个人物自己就活了，这是成功的创作者。这个人物是他自己活的，你不能想让他活他就可以活，你不能去美化。
回到你刚才讲的问题，比如讲卑贱这个词，讲卑贱创伤感带给我们的创作，大致来讲有两种方向，一种是特别流氓化，谁怕谁啊，用特别无赖和流氓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创伤感，就是恨，其实是心里面由创伤感带来的反弹。另一种就是崇高化，受苦、受难，全人类的解放，这是对受创伤特别典型的反应。可能今天很多的创作使我们明白，也不要去崇高化你所受到的那个伤痛，但也不要去无赖化，用另一种方式，另一种流氓性的方式去轻薄掉你的伤痛。而是也许可以像黄骥这样，从自己的关切出发，跟生长的环境，跟片中的人物，跟自己创作的人物一起呼吸，顺着那个风，顺着那个时光流动，慢慢地度过它，把那个时间度过。我觉得你在这个片子里面创造了时间，不是一个女孩来没来例假这个时间，是另一个创造出来的时间，她自身的存在感岌岌可危，到她又想尽办法，抓住了，站稳了，这样一个重生的时间。
黄骥：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我理解他的这个问题，一个是跟今天现场观影的感受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很叙事的东西，又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是从画面里面的动作、细节的情绪反映出来的，但是今天放映效果问题，很多都没有了，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说到态度，举个例子，如果大家去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你会发现里面的人基本上不生气，因为生气在我们看来，态度是需要明显地看到。过去在我们谈论态度之前，态度是需要很清晰地、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叫态度。但是对我来说，小津不让他的演员生气，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他的态度。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人和人之间都是可以随便生气的，这才是生活很难的地方。所以他拍电影的时候，里面的人物看不到他们的态度，都是笑着说。我觉得这其实是他的态度。
但还有一个是因为创作者每个人的领域不一样，不同的领域里面，比如一个电影，它的容量是90分钟或者120分钟，或者你可以拍好几小时，都可以。所以态度不需要那么清楚，打散以及分散在你整个电影里面，也可以。但如果做其他艺术，它对空间或者对时间更压缩，或者没有时间或者空间需要被压缩，可能就需要去考虑时间和空间，去考虑这个态度的清晰度。所以不是说只有我理解了这种态度，其实是根据自己做的东西和使用的材料以及媒介，跟那个有关系。
观众罗兵：本来今天我不来的，后来音洁说来吧，是湖南益阳的片子。在看的过程中，有人说跟我们的村子很像，确实是，因为我也是湖南的。
我想说，这部片子，哪怕我今天下午看到后面的一部分，就像刚才讨论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最后的结果，整个村子里面的环境跟我们那个村子很像。所以我觉得它没有结果，但是它很壮大，我觉得这种壮大可能相当于壮烈，它比呈现一个结果更让人觉得恐怖，这种现状还存在，但是掩盖过去了。我觉得一个人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做这样一部片子需要很大的勇气。片子我拍完以后，不管在任何地方放映我坚决不看，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拍很需要勇气。在你拍这部片子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是水到渠成很自然地处理这个片子？
黄骥：最大的挑战是在片子开拍之前已经解决了，因为开拍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怎么拍了，不管发生什么，已经做了决定了就一定会把它拍完。一开始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给我的老公，也就是这个片子的摄影师，当时我还没有跟他结婚呢，我给他看的时候，我没有说这个片子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我也被性骚扰过。但是他看那个片子的时候，马上感觉到这个是不是跟我有关系。他问我，我需要回答的那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他对我来说是很亲密的恋人，但是我还是没有把握，这个很亲密的恋人他会怎么看待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我，自己是很害怕很害怕的。我记得当时我沉默了很久，最后我还是没有说什么，但好像是点头了。然后他跟我说，那这个片子你一定要拍，因为你看我跟你关系那么好你都不敢跟我说，肯定还有很多像你一样的人，他们也是不敢跟别人说，所以你需要去拍。我觉得这可能是完成了一个挑战，最后可能那个实际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对我来说是很漫长的，我其实已经跨越了一条河。(www.xing528.com)
《鸡蛋和石头》剧照
观众罗兵：对，你是用拍片子的方式来自我治愈。可能很多人都在逃避这个问题——遭受过性侵。把这样一个作品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不管这是一个剧情片还是纪录片，这不重要，这都无所谓，在这个过程当中，导演面对这个坎儿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难的，它不比跑到一个地方，找一个热点，拍一个题材。我觉得回首自身作为出发点更具有挑战性。
黄骥：对，包括后来首先是面对我自己，面对我自己以后再去找到曾经也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一般来讲，大家觉得从道德上来说，如果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去跟她聊这个事情，这是道德上的一种态度。这个过程里面，我首先跟我的一个远房的姑姑，关系比较远的，她当时是30多岁的一个农村女性，我跟她聊天，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其实也有被性骚扰的经历，当然程度我们没有聊得很细。我觉得那个时候，也许这个东西就是在于我们觉得它不可说，其实当我们觉得它可说的时候，已经不是问题了。包括很多人也会问我，你在拍这样一个很严肃的题材的时候，这个演员你们村子里面的人怎么看？我当时觉得，其实那些演员他们挺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出镜的方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特别是农村。但反而是那些农村之外的人，他可能从道德或者关怀的角度觉得我们会不会伤害到他们。但你真的跟他们站在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这个是不可以讨论，而且是会带来伤害的东西。但是当然我们也采访了很小的，八九岁有这样经历的人，我们跟她接触的时候，还是一种观察式的，不跟她说话，只是观察她，不会问她什么。只是她的家人很想跟我们说，因为她的家人也找不到入口，也没有人去关怀她、关注她。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跟我们说，说出来他们就觉得已经被听到或被看到。
所以我觉得苦难有的时候只是去想象的，它真的只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种记忆。
王音洁：对于苦难来说，最糟糕的一个遭遇方式就是想象。
黄骥：对，已经遭遇过或承受苦难本身的人，他自己不会从我需要被关怀、我需要被理解的角度去想的，他想的只是每一天怎么活下去，怎么呼吸，怎么从早上开始我不去想这个事情，我怎么能够像平常那样生活下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王音洁：通常的人是这样，其中的智者就变成了创作者，包括那么多的从犹太集中营出来，然后成为书写苦难的人。但是那样巨大的苦难要拍电影太难了，他们几乎都是自杀的。怎么书写苦难？创作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去学习的事情。
黄骥：对，还有一个我想补充的，比如性侵，仅仅是周围的人去说或者去讨论，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当事人他自己说出来，这个说的方式，比如像我，我选择的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域里面去说。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用录音机录下来，或者你到野外找一个有洞的树，跟这个树说出来，或者去找一个你觉得可以相信的人说出来，都可以。我觉得必须要说，让它变成一个外在的声音，而不是一直在你的内心，在你的身体里面盘旋环绕的一个声音，不然那个声音会把你吞噬掉。当你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不管听你讲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我觉得本身这个过程是对你非常有杀伤力的主观的东西，变成了你自己可以从客观角度去看待的一个东西。
王音洁：也就是说，这种处理自己创伤的方式，不仅仅对女性，男性也一样，你觉得不能说的东西，那种无言的时刻，你要想办法，哪怕是处理成独白，你要想办法让它出现，那样子地说就是一种反抗的方式。那样有力的反抗之后，你就能从一个受害者、受难者的一个无底的黑洞底下解脱出来，你可以找出一些新的力量来。我想这是我们反转苦难的可以试一试的方式，比如剧场里用很多独白的方式，你找不到任何说的具体对象，你用独白的方式产生一个转化，产生一个反抗的力量。
【注释】
[1]黄骥：导演，一直在刻画中国女性的孱弱、无知与美丽。编导的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第二部长片《笨鸟》获得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评委会特别奖、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艺术探索奖、足荣村方言电影节最佳剧情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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