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骥：这个片子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为什么我会拍这样一部片子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我的家乡拍的，或多或少都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跟我个人的体验有关系，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2012年的时候性侵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讨论得那么多，但是经常会在新闻和媒体上看到各种关于这种事情的报道，那种报道大部分是在讲一个事实，或者讲一个情况，也看不到当事人的感受，因为当事人每天还是要生活，要活下去。我当时就很想拍一个不是从一个社会秩序或者从一个社会结构去讲的电影，而是从受害者的个人感受出发，通过对她个人感受的描写，去反映和折射出她生活的环境，或者当时中国社会农村的环境，或者是中国社会的环境。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向内的电影，不是一个向外的电影，但是在这个向内的挖掘或者是展现过程里面，还是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整个的外部环境。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王音洁：在放映之前，我叫了几名以前上过课的学影视的学生，他们正好在搞毕业创作，他们说没痛感，所以不知道怎么搞。黄骥就说这是在拍钝感，不是在拍痛感。非常有意思，这个片子里面的人物显得很钝。事实上我看完整个片子以后，我跟黄骥说“你太好了”，给她安排了一个好友——男孩阿九。这个片子往往会让人想起布列松的《穆谢特》，穆谢特没有阿九，最后这个女孩死了。她向一个强暴她的男人去要温存，她把强暴变成与另外一个个体建立亲密关系的开端。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后这个法国农村的女孩就自杀了。黄骥这个片子，里面的人物是很钝。但是在现实里，在你提到的报道里，那些散落在乡间的被性侵的男孩、女孩，可能还有一层更难受的、更残酷的命运，没有阿九，也没有一个外婆可以讨要爱意。这些慢慢地使她明亮起来，这个片子越到后面越明亮。这个片子很巧妙地利用了时间线。因为我们知道，女性如果做药物流产应该在怀孕一个多月以内，我好想看到资料，你把这个时间点设计得很好。
黄骥：对，虽然现在大家看的时候没有察觉，但是当时我们在做结构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在48天之内的一个结构。
王音洁：刚好就变成从冷到暖，春天开始进入夏天这样一个时期，人的生机、大地的生机慢慢地开始焕发出来的时候，她也解脱了，她从她最沉痛的困境里面解脱了，这是结构上的一个安排。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导演真巧妙，而且我知道黄骥你也不是那么愿意人们总是很大而化之地把这个电影叫作女性电影。我记得你有一次在法国，你说你并不了解女性主义。
黄骥导演《鸡蛋和石头》海报
黄骥：是的，我真的不了解。(www.xing528.com)
王音洁：说实在的，我虽然做过很多女性活动，我也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研究者。可是我也常常无形当中被人归为女性主义者，我也很乐意被人家这样认为。原因在哪里呢？你发言时我脑子里面就琢磨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的思考倒并不是因为一个“女”字而开始出发，而是从差异出发的，因为我们先天站在秩序的另一个性别序列。有一类人会对差异天生敏感，对差异带来的问题好像带着一种本能意识。在这样一个意识底下，我们显得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是这么想的。
因此在你这个片子里面，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因为假如说这就是在生长过程中，你从自身的差异，你要把这个最强烈的你身上的差异再现出来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种组织方式。我的这部分不知道你认不认可？
黄骥：我挺认可的，我觉得有了人类以后，开始有了文化，在整个历史过程里面，女性就一直处于比较没有话语权的一面。当有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作者去表现她们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为了更加方便地让世人去认识这个东西，就会比较笼统地将其认作女性主义。我自己的理解，因为我不知道女性主义是什么，但是我自己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包括我后来拍这个片子最后期的时候有了孩子，我就很关心跟孩子的交流和沟通，因为孩子的原因我去做了幼儿园的老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慢慢去回溯自己拍这个片子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更感兴趣的是自然。拍《鸡蛋和石头》的时候觉得更感兴趣的是自然和人的关系，而不是从性别出发的。所以也许是自然主义，如果一定要加“主义”两个字的话。
对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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