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阴侯列传赞》解读蒯通之言的影响力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淮阴侯列传》)

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到底是高还是低，从字面上还不容易断定。虽然赞语中有对韩信结局的批判之词，但惋惜的意思也是非常明显的。韩信的传记以很大篇幅记录了韩信的丰功伟绩，当然这样的丰功伟绩是来自市面上已有传闻，说明这些传闻已在司马迁心中奠定了韩信的崇高地位，所以他才会不辞辛苦前往韩信的家乡实地考察。而且特意提到淮阴采风，本身就表明韩信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太史公曰”等文字，证实了司马迁为写韩信的传记到淮阴作了实地考察，这也表明自韩信迁为楚王到废王为侯前这一时期的记载来源于实地采风。但司马迁只是客观描述了其亲见亲闻，仅凭在其家乡采风是得不出对韩信的真实评价的。所以，这样的评价还是要以市面上流行的东西为依据。只是市面上流行的东西，前面说了，很可能是蒯通之流的创作，而非真实情况。具体的剖析，前面已经作过。即使高明如司马迁，如果依据错误的信息，也是得不出中肯结论的。这就是《太史公自序》为韩信所下断语的依据——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看来司马迁也认可了韩信在汉定天下过程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但这样的认可，何尝不是对市面上流行的韩信故事的复述呢?前面分析过所谓的魏豹之反，就有太多的假史在流传。到《太史公自序》，那些被司马迁屏蔽掉了的描述韩信作为的言辞，又浮现了出来。(www.xing528.com)

至于司马迁对韩信死案的定性，一直是争议很大的话题。即使司马迁并不很认可韩信最终会谋反，估计也不会有精力来逐一澄清堆积在谋反证词之上的浮言虚辞，所以后世的人们以为“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之说，是司马迁为韩信之反的正话反说，这大概是人们根据司马迁的总体叙述得出的结论。如《考证》引赵翼曰：“《史记　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但司马迁此论究竟是场面话还是真的这样认定，还真不能以推测来想当然。可能后世的人们也看出仅凭韩信的后期表现，还不足以当得起司马迁“伐功矜能”的评价，于是，后人就将此评价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楚汉战争期间韩信讨要假齐王及会剿项羽失期上面，以便与司马迁的评价相衔接，发表了众多的评论。只是此类评论多则多矣，可惜并不因为多而成立，理由详上，此不赘。其实前人为司马迁辩诬之言，也因为与司马迁一样没有一一甄别韩信史料的虚实真假，没有察觉韩信即使想反也反不成的实际处境，也没有洞悉韩信被杀的复杂内情，这样的开脱之辞与司马迁的最终评价都因没有触及韩信其人及其时代的真实而最终落空。毕竟被司马迁入选传记的材料出自蒯通之流嘛，后人的评价多半源自《淮阴侯列传赞》嘛。如果功课足够，估计前贤也不难得出与菜九相同的结论——即使韩信没有落到杀头的地步，其地位也达不到“周、召、太公之徒”。此无他，无非因为韩信功劳的虚高，虚高到包打天下、功高天下，但与真实情境差距太大。

菜九在多个场合说对司马迁一定要“两个凡是”，为什么在韩信问题上一再与太史公背道而驰呢?为什么要说司马迁是受到蒯通造假的蛊惑呢?这还是得益于细析史料，细析由司马迁传下来的史料。比如前面说过司马迁以为曹参之功所以多且大，完全是因为与韩信在一起的缘故，就是受此影响而下的判断。其实曹参多数功劳与韩信没有任何关系。以司马迁之圣明尚受到蒯通之流传言的愚弄，那么蒯通也是个值得尊重的造假者啊。套用司马迁的话，蒯通如此用功，班固为其立个传，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