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杰论与三位一体说的辨伪效果

综上所述，韩信历史的造假牵涉面是很大的，形成了其生平的主干，且得到其他史料的呼应，显得环环相扣，缜密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说，编造历史也是个技术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如此，假史就立不起来。那么，拆穿历史编造，也是个技术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如此，假史焉能拆穿?所以菜九此役的主要篇幅都用于拆穿这样的造假。

为什么说韩信事迹是系统工程式的造假，是因为韩信的事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盘根错节地与其他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比如有刘邦的高度肯定，有张良的高度肯定，有萧何的高度肯定，故而显得特别扎实特别可靠。诚可谓欲击其首，则其尾起而抗之;欲击其尾，其首又强势抗争;所以欲不认其为真史，亦难矣哉。但是，且慢，毕竟在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的记载之外，还存在其他特别冲突的记载，故又提示人们不认可这种所谓特别可靠的记载。比如前面提到的18处考察，就基本拆穿了这种假史。

是不是上述18处之外的韩信事迹就是可靠的呢?未必。让我们来考量一下上述18处之外的韩信事迹。韩信重要地位的最主要支撑是三杰论与三位一体说。三杰论与三位一体说是否为蒯通之造假，菜九也没有真凭实据。但蒯通作为造假的最大嫌疑人，让他领了这种罪名，也不算冤枉他。何况，史料中很多与韩信有关的记载，与蒯通说韩信的游说词有较高的吻合性，其出于同一人之手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啊。

淮安韩侯祠牌匾内容也表示韩信力压另外二杰

因为有汉三杰论与三位一体说的存在，后世的人们基本上倾向于认为大汉的天下是韩信打下来的。确实，无论是汉三杰，还是三位一体，韩信都在其中占主角。菜九作《重审韩信罪案》时，剥离了韩信的多数功劳，但没有注意到在这两个“三”里面的虚构成分。按理说，三杰论中的三人及三位一体的三人都应该是平行平等关系，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两个“三”里面，都是以韩信为中心，而且是非常突出的中心。比如说三杰论中的另外两个人都大力说过韩信的好话，而韩信则从来没有说过另二人的好话;岂止是没有说过另二人的好话，任何人的好话他都没有说过，都是其他人在说韩信的好话。刘邦推崇三个人，而三个人中间的两个又推崇剩余的一个人，这样一来，韩信的地位一下子高出来了就毫不奇怪了。三杰中另二人说韩信好话的事，也不可靠。萧何说韩信好话的事，其真实性本书已在“4.韩信拜将的背景破绽、5.韩信拜将破绽的过程中分析过”;张良说韩信好话的事，其真实性本书已在“10.张良举荐的真实性”中分析过。因为菜九注意到张良举荐韩信的时间是在刘邦彭城大败后，故指出张良此前有可能根本不认识韩信。菜九以为，至少在张良说那个话的特定时段，韩信还没有过硬的表现，张良不可能一下子就让刘邦把打天下的全部重任押在韩信身上。即使张良有此心有此议，刘邦也不会这样做，实际上也确实没有这样做。

再仔细推敲又发现，三杰论的发生场景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刘邦与君臣探讨刘何以胜项何以败，答话的是高起、王陵。王陵是刘邦集团的重要骨干，高起则名不见经传，汉初功臣封侯者140多人，此人也不在其列，如此重要的历史对话怎么轮到这样一个地位低下之人出场呢?自古以来的考据家为高起的来历想破了脑壳，也百思不得其姐，则其存在与否也就存疑了。汉得天下之功，在事实上也并非三杰居首，吕泽作为刘邦事业的合伙人，其作用无论如何也会高过三杰的。有吕泽作参照而首推三杰，恐怕不合适。

在考察张良举荐韩信的真实性中提到过，张良说韩信的好话，大概是三位一体的发端，而三位一体说的首次明确出笼，则在黥布反叛时。黥布反叛，刘邦不解：待他不薄啊，怎么回事?臣下说了，韩彭黥三位一体什么的，岂有不反之理。这大概恰好与前面张良所说相呼应。黥布反时声称，韩彭都不在了，刘邦年纪大了，谁也不在话下了。这既是三位一体的佐证，也是黥布力挺韩信的佐证。黥布与韩信、彭越没有交集，没有领教过韩信、彭越的高明，他会发出这种感言吗?陈豨、吕泽与黥布同样没有交集，他们的功劳也很大，怎么黥布不提他们?三位一体之中，彭黥功劳虚化，韩信功劳又超满，一个人超过另外两个的总和还有余。这种明显不对称的三位一体，让人看着别扭啊。

三位同功一体者，韩信与黥彭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后二者在加入汉阵营之时，本身就有一定的实力，更多的是合伙入股，韩信则完全属于聘用，其所有的资本都是汉王提供的。三位同功一体者，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三杰之中，韩信有萧何推介、又有被萧何设计杀害的记录，但韩信、萧何与张良基本没有交集。

三位同功一体化裁于张耳、陈馀故事，《张耳陈馀列传》载：陈馀客多说项羽曰：“陈馀、张耳一体有功于赵。”《黥布列传》在黥布反后刘邦召集群臣探讨究竟时，夏侯婴与楚令尹的对话是三位同功一体的原始出处，而这个记载明显有假。其曰：(www.xing528.com)

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令尹曰：“是故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

夏侯婴此时为汝阴侯，滕公是反秦时的封号。故楚令尹不称名，令尹为楚之高官。考之于史，这一时期的楚令尹有楚左令尹项伯，入汉封射阳侯;吕臣之父吕青，入汉封新阳侯;荆令尹灵常，入汉封阳义侯;他们都不会沦为夏侯婴门客。奇怪的是，这个当时人楚令尹居然把韩信彭越的死亡时间说错。韩信彭越都死于黥布叛乱同一年，到他的话里变成三年间的事——前年、往年(去年)、本年。张耳、陈馀的同功一体，是因为二人在反秦之初一直辅佐赵王武臣与赵王歇，功劳相关亦相等。而韩彭黥三人从来没有共事，战争年代相互都不认识，又如何能同功一体起来。以黥布之凶悍，他会怕彭越?像是笑话嘛。就是韩信，黥布也没有亲自领教过其厉害，又怎么会预先就存了畏惧之心。所以黥布的这番话毫无疑问是他人编造的。

再来看看故楚令尹薛公为刘邦分析的黥布反叛可采用的上中下三计。

“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於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

上中下三计看似面面俱到，东南西北天花乱坠，实则经不起推敲。即以其所谓的“东取吴，西取楚”，便不值一哂，因为无论吴还是楚都在黥布封国淮南的东面。而且这个吴，在黥布反时为荆，即刘贾所王之国，刘贾战死后封刘濞为吴王。所以说辞不应该用日后的地名称谓当时之地。至于“并齐取鲁”黥布或者还能办到，但要说“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这样的汉之腹地要地，估计黥布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与实力。在说客的嘴里，好像这几条黥布都能办到，但他的秉性决定了他只会选择下策，这就是无稽之谈了。因为这个下策好像是照着黥布最后失败的轨迹写的，而且还说了个不沾边的下蔡。黥布东征，就没有办法取下蔡，而且下蔡与淮南相距颇远。至于“身归长沙”，是因为战败，黥布想逃至其姻亲处避难，根本不能算是战略考量。东南西北说一通炫人耳目，加上“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像极了辩士口吻，当不得真。所以将这样的文字划归为蒯通的创作，应该较为贴近。

菜九最初动念怀疑韩信的功绩，怀疑蒯通的言行，主要是因为发现了吕泽的存在。吕泽对汉定天下的贡献，长期被漠视。经过间间断断的考察，菜九将吕泽定义为刘邦事业的重要合伙人，也应该是刘邦事业中功劳仅次于刘邦者，其对刘邦事业的贡献之大，应该远远高出韩信等人。以此为参照，决定了刘邦不可能把韩信的功劳拔得太高，汉三杰说就明显不成立，也决定了三位一体不成立或重要性不高，也因此最终决定了有关韩信的历史记载是站不住脚的。菜九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文，对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与战功作过粗浅剖析，在本书“44.韩信反叛的同案犯陈豨”中也大致交代了。只要考虑到吕泽是真实存在的，那些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言之凿凿大说特说的韩信的好话及其功劳就很难同时存在。韩信功劳成立的前提是吕泽其人其功不存在，但吕泽其人其功又是确确实实存在。因为吕太后以吕易刘的失败，造成吕氏家族被彻底铲除，进而使吕氏功劳被整个削除，使得韩信的功劳虚高得以成立。于是又产生一个问题，蒯通造假得手是侥幸还是有预谋?如果蒯通死于灭诸吕之前，其撰述流传下来就是侥幸;如果他活到灭诸吕之后，则其撰述流传下来就是预谋。究竟他活没活到灭诸吕之后，下面会另外讨论。因为没有史料提示蒯通是否活到铲除诸吕之后，所以也无法判断这些流传下来的史料到底是蒯通不知道吕氏彻底覆灭的前景而误打误撞侥幸成功，还是蒯通看到造假有可能成功而加紧编造，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按刘邦功臣张苍可以活到景帝时代来看，蒯通活到吕氏覆灭之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于是也就有条件编造这种三杰论与三位一体说。

可以肯定，经蒯通之手制造的假史数量巨大，传播久远，其中与韩信有关的假史到班固时代还有流布。那么，在司马迁时代这种假史只会更多。这也能解释司马迁何以会入选了太多的假货。尽管被司马迁拦截了不少，但这些被拦截部分仍然在市面上流传，与司马迁收载的部分一起，形成当时重要的社会资讯。因为司马迁受到太多假史的干扰，又在非正常条件下写作，难免会考虑欠周。所以我们看出司马迁虽然对一些不合理的史料有警觉而不予采信，但还是将大量不实记载纳入正史，而且是在与韩信相关记载上问题最为突出。菜九对此的判断是：司马迁对韩信历史的误记，最可能的原因是受到了两个来源——①是蒯通之言②是张良的传说——的误导。是否还可以增加一个③，即广泛存在的有利于韩信的传说。而这两个或三个来源，似乎都指向一个源头，即全来自蒯通一人的编导。在现行记载中，韩信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好话，都是其他人在说韩信的好话，这大概就是被设计了的韩信形象深入人心的根据。司马迁时代，类似韩信好话可能会更多，所以会给司马迁留下深刻印象，左右了对历史记载的判断，以至于司马迁写《曹相国世家》时下断语以为，曹参是跟随韩信才功劳大大多多(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後，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但细看曹参的传记，事实并非如此啊。曹参在韩信出道前及其后，均为刘邦集团的中坚，而与韩信共事的时间及战功并不占主要权重。只有击魏与齐与韩信同行，而击魏是韩信首次领兵纪录，曹参与其同行，极可能是起辅助、辅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曹参一度是韩信的老师兼监护人呢。所以，如果韩信假史的编造者确实是蒯通的话，在经过史学巨擘司马迁的传播后，蒯通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段历史记忆。这个蒯通，真是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