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淮阴侯列传》)
刘邦过问韩信案与抓放蒯通事迹,显然是蒯通的亲历,所以这个内容应该是蒯通传出来传下来的。虽然这样的史料不完全是信史,但毕竟与当时的实际发生过程高度吻合,所以参考意义很大。说其不是信史,是其状写刘邦的内心动态,过于文学手法了,因为那个场景蒯通并没有看到。联系到前面追韩信的且怒且骂,完全是一个句式,其成于一手的证据明显。即使这个片段并不能完全采信,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凭据,只有据此分析。
其实这个片段还牵涉到韩信之死的时间。时间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很不好解决,估计也解决不了。《淮阴侯列传》没有提具体时间,是紧接着陈豨汉十年反之后;《萧相国世家》记于汉十一年,并将陈豨之反亦记为汉十一年;《高祖本纪》记为十一年春;《高帝纪》精确到春正月。按旧历,春,包括正月二月三月,各种记载并没有提供将韩信之死定位于正月的线索。所以《高帝纪》的正月提法还不能算定论。
列传的这个片段反映了刘邦的大度与对杀害韩信的不知情,此事件完全出乎意料,所以才用上了颇为传神地刻画了刘邦当时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的“且喜且怜”这个词。其实,“且喜且怜”这个词,已经从一定意义上透露出韩信的案的真伪,与刘邦在此案中的作用。喜,表明刘邦极可能事先不知情,但除掉韩信他还是蛮高兴的。如果除掉韩信是刘邦的既定方针,那么吕后这个执行者,不过是按刘邦授意行事,一切皆在刘邦的意料之中,就无所谓喜了。因此,这个喜,或者有喜出望外的含义在其中。而刘邦的怜更是意味深长,它表明韩信不是真有反叛罪行,即使刘邦乐意见到韩信之死,但用这个罪名处死韩信这样的大功臣,还是颇让人痛心的。既然如此,刘邦为什么又要喜呢?看来韩信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常有让刘邦不爽的言行,而刘邦又不便因这些言行将其治罪。因为如果随便找个名义处死韩信,怎么看都太过了,刘邦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所以刘邦的矛盾在于,韩信的存在,让他心烦意乱;而韩信真正被这样不明不白地处死,又让他颇为不安——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何况杀害了韩信,当局又拿不出能摆上台面的理由,所以才有抓捕蒯通之举。
刘邦提审蒯通,就有欲敲实韩信反叛罪名之意图,这本身就表明韩信之反,不具有采信率,所以要找人证来落实。对蒯通的审讯记录表明,刘邦认可了蒯通的说法,也就是说蒯通只是个历史反革命而没有现行,他鼓动韩信在“可以反的时候”反,只是他的策反没有成功;而韩信所谓的日后之反,又不关蒯通的事;因此刘邦不再追究蒯通之罪。从刘邦不追究蒯通之罪一事来看,他也不像有一定要置韩信于死地之心。曾经一度,韩信是刘邦非常放心不下的不稳定因素,但被以谋反之名削王为侯之后,韩信的存在已不构成对汉政权的任何威胁。刘邦对待韩信的底线,应该是让韩信处在可控制地位。而韩信死前的状态,也正处在这种可控制地位,真正是龙游浅滩,再也不可能掀起什么大浪来了。刘邦的政权安全了,韩信的状态也就安全了。因此,将对刘邦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的韩信实行肉体消灭,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最终死了,造成了刘邦又喜又怜这种截然相反的矛盾心态,其中的内涵实在可以无限解读啊。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刘邦根本没有处死韩信的打算,也就不可能会喜。所以这个片段也只能作参考,还不能完全当真。
涉及到韩信死后的史料还有《萧相国世家》:(www.xing528.com)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这一记录提示,刘邦任命萧何为相国是对其设计杀韩信的嘉奖,但这一段像极了《战国策》式的故事,其真实性是成问题的,所以这个嘉奖是不是成立也需要质疑。根据这个记载,似乎刘邦没有回朝就知道韩信被处死了,与《淮阴侯列传》不同,列传是回来后才知道。俗话说,二假并存,必有一真。其实这两个史料都不可靠,但相较而言,列传的记录更接近于真实。萧何的这个史料之所以是假的,因为萧何的相国是此前一年就任命的。据《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萧何任相国是汉九年的事,那时韩信还活得好好的。一事为假,事事无据。所以刘邦为此给萧何增加的一切待遇,如加一都尉为相国卫,都是靠不住的。所以《萧相国世家》这一条不能作为刘邦乐意见到韩信之死的证据。
萧何塑像
韩信之死,让刘邦戴上了杀功臣的帽子,并且成了历史上杀功臣的祖师爷。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在刘邦的设计中,韩信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一案,尽管人是吕后杀的,尽管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里也已明确说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但韩信之死的板子打在刘邦身上,也无可厚非。换言之,吕后杀的韩信,还是可以把账挂在刘邦身上的,而且刘邦的历史名誉上的污点,可能有一半与韩信冤案有关。菜九并不反对韩信之死刘邦要负一定责任,但是否要负主要责任,则需要探讨一下刘邦究竟在韩信一案中有哪些作为。这样做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毕竟韩信不是刘邦直接下令处死的,其中的玄机大可探究。这个问题下面将会讨论。
刘邦对蒯通的审讯记录对日后的韩信评价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司马迁的“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的论说,就是顺着蒯通之言而发的。司马迁显然不认为韩信最终会反叛,但他似乎又接受了蒯通所说。接下来,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贞(将司马贞定性为司马迁的后人,可参见拙作《皇帝的家谱》)也顺着司马迁的意思,其《史记索隐》述赞亦曰:三分不议,伪游可叹。再后来,类似的评价就更多了。看来,持韩信是有机会三分天下有其一这种观点的,在历史上的史学大家、硕学鸿儒中也是大有人在,只不过这个误会实在是太大了。前面说过,刘邦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不仅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从来没有,而这一切,完全是刘邦周密设计的结果。刘邦对韩信的操控能力是超强的,他可以让韩信不可能反叛,也就可以让韩信平安地活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知之甚少,就是当时的人也不甚了了。知道这一点的可能只有刘邦、韩信两个人——刘邦清楚地知道,韩信绝无反叛的可能,而没有反叛可能的“国士”韩信,当然就不可能猪油蒙心去搞什么根本搞不成的反叛。关于韩信绝无反叛的可能,可以参见本书“35.韩信反汉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刘邦放过蒯通不予追究,其中固然有他豁达大度的性格因素,也含有让蒯通其言散布出去的因素在内。因为蒯通的这种言论流传开来,对刘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明人胡应麟针对韩信之死的评价非常有见地:“神矣哉,汉高之智也!其智之神,盖不惟颠倒一世,且笼络万世而愚之。”(《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六《韩信》)据传,刘邦发明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殊不知,世上正是充满了这种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所以刘邦的目的很容易就能达到。刘邦认可了蒯通之言的作法,巧妙地掩盖了一直以来刘邦对韩信的防范举措。而这一掩盖,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了后世对韩信事件的误读。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一直是固定在韩信有反叛汉阵营机会而没有反这个主线上,并因此产生了无数的史评文字及诗歌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胡应麟说刘邦“笼络万世而愚之”的说法,洵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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