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莫须有，韩信的不幸命运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淮阴侯列传》)

被司马迁收入《淮阴侯列传》的这个资料，应该是当时流行的官方说法，也是韩信罪案的现存最主要资料，属于汉官方提供的文本，到司马迁时代仍在世面上流行。此文本内容的真伪，似乎古人也作过评判，相信的人不多，但不信归不信，只要不作逐一分析，其权威地位就不会动摇。其实这个粗疏不堪的文本根本经不起推敲，稍一辨析就可发现这个来自官方的韩信获罪之原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记载开篇就错。

比如陈豨的这个钜鹿守就是子虚乌有的。陈豨的传在《韩信卢绾列传》中，其曰：豨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功臣表》记曰：“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而反。则陈豨的身份就不是什么钜鹿守，而是赵相国，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陈豨之反的原因也并非与韩信预谋的结果，而是起于偶发事件。《韩信卢绾列传》记曰：“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国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功臣表》印证了列传的记载，其曰：“(汉)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汉使召豨，豨反，以其兵与王黄等略代，自立为燕(按，自立为燕，也许是自立为代王之误。但也不排除为燕王的可能，因为陈豨的战略目标可能是囊括燕赵代，实际上对燕的侵占在当时已经发生了)。”照此记载，陈豨之反与韩信没有任何关联。此事已从事实上表明了汉提供的韩信之反的文本不实，而即使从情理上看，汉提供的韩信谋反脚本也是站不住脚的。陈豨之反是几年后的事，又岂能在几年前就预约?难道陈韩关系非常铁?可惜不是，陈豨与刘邦的关系非常铁，汉政权提供的文本内容韩信说陈豨为“陛下之信幸臣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作为被刘邦剥夺王位后心怀怨气之人，韩信与刘邦有极大的隔阂。一个与刘邦有极大隔阂的人，去与一个与刘邦的关系非常铁的人商讨反刘邦的事，感觉上怪怪的，会有这样的事吗?反正我是不相信。即以陈豨分别与刘邦、韩信的关系来看，此事成立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陈豨与刘邦的关系非常铁，深受刘邦信赖，这是有史可稽的。汉元年八月，刘邦反出汉中，定三秦，次年刘邦全力出关击楚，刘邦手下也许包括也许不包括韩信在内的重量级打将基本上都随行东征了，留守关中的，文是萧何，武将不详。菜九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以为，留守的武将人选只有陈豨与丁复。但丁复是秦二世三年刚刚加入到刘邦阵营的，在当时资历尚浅，估计还不足以受如此重任与信任。而陈豨则是入关后即被封侯，俨然是刘邦集团的中坚。因此，最理想的选择应该是由陈豨领着丁复共同镇守关中。那个时候，章邯还没有消灭，只是被困在废丘，三秦地面只是汉刚刚征服之地，隐患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得力人选坐镇关中，后果不堪设想。周勃也在关内，但主要是负责镇守武关方向，而不是防守章邯。在这种情势下，汉以陈豨担此重任，由此可见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说陈豨镇守关中，还只是一个猜测，但至少也是一个在排除了其他可能人选的前提下作出的猜测。汉定天下后，陈豨一人独掌赵代两国兵马，也是位高权重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陈豨是刘邦跟前的大红人当之无愧。与刘陈关系相比，陈韩关系显然不在一个层面。陈豨在镇守关中期间应该与可能负责军需的韩信共过事，即使相处关系不错，估计也不能好到共同谋反的程度。在击赵击代战争中，两人虽然是各干各的，但应该有相互配合关系，从赵代战事的顺利结局来看，两人应该配合得不错。陈韩二人更多的是工作关系，还不能与陈豨刘邦的投缘关系相提并论。所以陈豨即使出于礼节向韩信辞行，处境不佳的韩信难道可以向刘邦的大红人陈豨说这种灭九族的话吗?非常可疑呢。(www.xing528.com)

韩信所谓的阴谋过程也不合理，太假了。明明此时陈豨已正式反叛，刘邦已出征，怎么韩信还会派人穿越战线去跟陈豨通不必要的气。当时根本不具备即时通讯的条件，这种大动作如何运作，毫无把握嘛。试想，陈豨反状已明，韩信拒绝了刘邦的征召，但要派亲信穿越战线，这个事情的风险之大难以想象。韩信所在之京城与陈豨反叛之代悬隔辽远，交通不便，而且还要把与陈豨有关的情况传递回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如何能做到，时间上也不允许啊。“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究竟是计划呢，还是已经在实施的行动?显然两边没接好头，也没有办法接好头，故不可能实施。“部署已定”，诈诏的过程尚未完成，发动的步骤无从落实，又如何部署?“待豨报”，报什么?难道报已击败刘邦的讨伐军，难道韩信对陈豨击败刘邦的中央军这么有信心?退一步讲，即使韩信的所谓反叛部署真正落到了实处，也形同胡闹，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嘛。现在既不知道当时所谓的官奴有多大的数量，也不知道韩信有多大的把握将他们发动，就算韩信能挨个鼓动若干人随他起事，但在汉帝国国都恐怕也只能引起一定程度的街头骚乱，要想造反成功，则毫无可能。大将军韩信会出此下策吗?这种事情想不让人起疑心都不可能，要想让这些落在纸上的韩信犯案记录取信于人，恐怕难于上青天了。分析至此，此官方文本之不靠谱，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换言之，官方作假的可能性，远大于韩信谋反的可能性。看来中国的官方定案之不实，由来已久，已成为一种传统了。所以韩信的罪名绝对是莫须有。

刘禹锡诗碑

还有一个漏洞是韩信的死难时间，传记中没有死难的具体时间，《高祖本纪》有，两个时间一核对便穿帮。列传只交代了陈豨反叛的时间——汉十年，没有具体到月——八月，并没有记韩信死难的时间——汉十一年春，两者一对照，就发现时间最大跨度将近半年，即以刘邦出征来算，时间至少五个月——上一年九月至当年正月，有这样谋反的吗。如果韩信对前线战况一无所知，其谋反表明他是个莽夫;如果他知道前线战况，即汉军节节胜利，他还要谋反，他就是个蠢蛋了。而这两者都不是，就表明不是韩信要谋反，而是有人要杀他。总而言之，混乱不堪的韩信死案毫无可信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有人利用陈豨反叛的时机杀害韩信，并将陈豨与韩信打包成反叛团伙一并归案。韩信临终之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透露出韩信知道是谁要杀他。而后世的历史解读多把罪魁祸首指向刘邦，显然与韩信的认知差别甚大。

信病不从，大概是韩信废王为侯之后的常态，这也是对刘邦废黜其王位表示不满的姿态。刘邦知道韩信的不满，但也没有难为他，随他去吧，反正韩信也翻不了天。《太史公自序》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韩信最后的岁月里也不是完全不配合刘邦。至于韩信死于非命，应该是另有隐情，与韩信的不满关系不大。其中的关窍，后面将会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