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棋推演的重要作用及其在二战中的影响

普法战争后，欧洲各国，甚至万里之远的美国、日本和中国，也于19世纪末相继引入了兵棋。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战争逐步由地区走向全球，战争的范围、规模和烈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兵棋和兵棋推演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各国的作战理论、编制体制、方案制订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视为兵棋的繁荣发展时期。

从普法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德国军队对于兵棋的态度也经历了多次反复，但总体上，德国的兵棋设计水平和推演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军强制性规定在冬季期间所有的团指挥部每周至少要拿出一个晚上的时间进行兵棋推演，推演规模涉及从小分队到诸兵种合成旅的各个级别；德军总参谋部还实施了以教育和训练参谋军官为主要目的的战略级兵棋推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军最重要的兵棋推演是检验“施利芬计划”，虽然计划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最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但兵棋推演对该计划的完善仍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败者的德国戴上了《凡尔赛条约》这一“紧箍咒”，只能保留一支10万人的军队，禁止拥有坦克、装甲车、大炮和飞机等现代化大型武器，总参谋部也被强行解散了。但是，在德国规避《凡尔赛条约》的诸多手段中，“部队局”留住了原有总参谋部中的精华力量，兵棋推演也随之得以传承，并且兵棋推演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兵棋不仅成为各级军官教育训练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创新作战理论和评估作战计划的重要工具。在二战前以及二战初期，德军借助兵棋推演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闪击战”和“狼群战术”，完善了“黄色计划”和“巴巴罗萨计划”，并否定了“海狮计划”，为其早期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军在引入兵棋后，对其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先期主要用于军官教育训练，后来逐渐用于评估作战方案，“1904年，日本陆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也部分得益于其参战军官通过兵棋推演所学到的知识”^[6]。正如前文所言，日本陆军引入兵棋时恰逢德国比较盛行自由式兵棋推演，请来的梅克尔又是自由式兵棋的倡导者之一，所以日本陆军在兵棋推演的方式上一直遵循着自由式风格。1940年，日本为了扩大战争，在东京成立了“总体战研究所”，借助自由式兵棋推演来辅助研究作战计划，制定了详细的军事与经济计划，并最终于1941年12月8日付诸实践。1941年秋，日本海军在位于东京的海军大学推演了夺占东南亚和太平洋中部诸岛的作战计划，以及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1942年初，日本推演检验了夺取锡兰（斯里兰卡）、消灭英国舰队和夺取印度洋制空权的作战计划，以及中途岛作战方案。其中，尤为著名的是中途岛海战的推演，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委派其参谋长宇垣缠在“大和”号旗舰上，召集各编队高级指挥员进行了4天的手工兵棋推演。推演结果是：主力编队南云忠一的4艘航母在空袭中途岛过程中，将遭受美军9次攻击，“赤城”号和“加贺”号被击沉。但宇垣缠却轻率地将遭受攻击次数减为3次，“加贺”号被击沉、“赤城”号仅轻微受伤。并且，兵棋推演中显示中途岛北部可能有美军的埋伏，这一细节也被日军忽视。实战结果与推演出现了惊人的契合，“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均被击沉，而击沉这些日本航母的，正是埋伏于中途岛战区北部由美军斯普鲁恩斯率领的航母编队的舰载机。中途岛战役失败后，日军于1942年8月安排被遣返回国的驻美海军武官充当美军，推演研究未来两年的战事。由于这些推演得出了过于悲观的结论，有关推演的记录随即被销毁，推演结果也严禁扩散。据说，美军后来登陆菲律宾的实际时间，只比兵棋推演中的登陆时间晚了三周左右^[7]。可以说，在二战结束之前，兵棋推演应用之广、影响之大，日军仅次于德军。

俄国接触兵棋的时间早于其他国家。早在1816年，兵棋就己经传入了莫斯科。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俄国才将兵棋作为军官教育训练的手段。“根据战争部1875年第28号训令和1876年第71号训令，军官的系统性教育应该以书面演习和战术研讨的形式在团营级指挥官的督导下实施。只要具备足够的时间、空间和相关设施，就应采用兵棋推演的形式来开展这种教育。”^[8]20世纪初，俄国海军也开始举行兵棋推演。不过，兵棋推演在俄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俄国战争部1903年的训令将这种情况的原因归咎于“导演未能充分认识到兵棋的重要价值；太过拘泥于固定的模式；缺乏优秀的导演；高级指挥官对此缺乏兴趣；以及参与者在处置三个军种的战术情况时不够熟练”^[9]。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败给了刚刚崛起的日本，俄军高级军官又开始关注兵棋。1914年初，在欧洲大陆战云密布之时，俄军总参谋部推演检验了其对德作战计划，尤其是对东普鲁士的首次进攻计划，即后来著名的“坦能堡战役”。遗憾的是，推演中发现的问题并没有反映到计划完善上（后文“兵棋的功能作用”中会具体介绍这次推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在探索“大纵深作战”理论的过程中，兵棋推演与野战演习一同发挥了重要的研究、论证作用。不幸的是，大纵深作战理论在尚未成熟之时就连同其提倡者一起成为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二战期间，兵棋推演在苏军的方案计划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苏军元帅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曾于1941年初多次组织兵棋推演，研究对德作战问题。(www.xing528.com)

美国在19世纪晚期引入了兵棋。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美国陆军利沃摩尔少校（W.R.Livermore）和美国海军威廉·麦卡蒂·利特尔上尉（William McCarty Little）。利沃摩尔少校于1879年出版了《American Kriegsspiel》（美国的兵棋），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兵棋正式引入美国。不过，利沃摩尔少校在推广兵棋时遭到了当时美陆军参谋长威廉.T.谢尔曼将军（William T.Sherman）的否定。谢尔曼认为兵棋把部队描述成了没有血肉的木头块，作战单位会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而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谢尔曼的这一观点直至今天也是兵棋设计中值得充分思考的。同一时期，美国陆军的查尔斯.A.L.图腾中尉（Charles A.L.Totten）设计过一系列严格式兵棋，如《Srategos》（将军）、《Advanced Game》（高级兵棋）等。而美国陆军福瑞德·赛伊尔少校（Farrand Sayre）于1908年出版了《Map Maneuvers and Tactical Rides》（图上演习与战术骑行），这是一种单方推演模式，把塑料透明胶片覆盖在地图上，使用油性彩色铅笔简单标绘单位信息及机动路线，并由裁决人员充当假想敌部队指挥官，本质上这是一种自由式推演。直到二战结束，美国陆军的推演实质上都是这种“图上演习”。虽然从1903年开始，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就将兵棋推演纳入课程体系，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10]，但实质上，在此期间美国陆军兵棋推演的应用范围及实际效果都非常有限。美国海军的兵棋是由利特尔上尉于1887年引入的，幸运的是通过利特尔的不懈努力，兵棋推演最终得到了美国海军的认可，1894年成为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必修课。1887年，他与利沃摩尔联手实施了美军首次陆海联合兵棋演习，但立即被美国陆军叫停。1889年，利特尔在海军军事学院举行了一次兵棋推演，此后兵棋推演便成为该学院每年的例行活动^[11]。不久以后，学院开始根据兵棋推演的结果向海军部提交咨询报告，并影响了一些重要决策。1896年，海军军事学院根据兵棋推演结果提议进行燃油取代煤炭的可行性试验；1903年的战略级推演显示出兵力分散的缺陷，促使海军采纳了舰队应集中兵力的基本原则；1906年，通过120余次的推演试验，海军根据鱼雷打击效果修改了其作战计划^[12]。在1919年至1941年期间，海军军事学院举行过的兵棋推演共有300多次，其中130多次属于战略战役级推演，仅有9次推演不是针对日本的。时至今日，美国海军的兵棋推演传统仍然保留，兵棋推演部（War Gaming Department）仍然是海军军事学院的常设机构。

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巴宁上尉（Baring）早在1872年，就以冯·莱斯维茨的兵棋为基础，出版了《Rule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War Game》（兵棋的实施规则）。英国陆军使用的官方兵棋规则是1896年正式出版的，定名为《Rule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War Game on a Map》（图上兵棋的实施规则）。1899年又出版了修订版，并且能够与《英军野战勤务条令》配套使用。而皇家海军的菲利普.H.科洛姆上校（Philip H.Colomb）于1878年，研发了一款名为《决斗》的兵棋，模拟军舰之间的具体战斗行动，并注册了专利。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兵棋，随后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海军的极大兴趣^[13]。不幸的是，英国仅仅将兵棋用于训练，在布尔战争（1900年～1902年）期间，英国开始放弃兵棋推演，并持续了近50年之久^[14]。二战后的资料中有蒙哥马利实施兵棋推演的记述，但实质上只是在地图上进行分析计算和简单推演。总地来说，英国军队对于兵棋与兵棋推演是比较冷淡的，其应用范围和实际效果也远远逊色于西方其他几个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