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棋的起源及其设计思路的演变

目前已经难以考证对于战争最早的模拟是发生在何时何地，有的观点认为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所发明的“围海（Weihai）”，这也正是今天围棋的早期版本^[1]；也有的观点则认为，应该是大概与孙子同时期古印度一种以战争为主题的棋类游戏——“恰图兰卡（Chaturanga）”。

现代意义上的作战模拟，学术界公认为起源于19世纪初普鲁士宫廷战争顾问冯·莱斯维茨男爵（von Reisswitz）发明的一种“战争游戏”。莱斯维茨对当时欧洲大陆上种类繁杂的战争主题游戏进行了整合，使用模拟实际地形起伏的沙盘取代了传统的棋盘，并且根据当时各种军队单位作战队形的实际数据，以固定比例制成相应大小的木块，再将代表各种单位的队标贴在相应的木块上制成棋子。1811年，莱斯维茨发明的这种“战争游戏”偶然间引起了柏林卫戍部队军官学校校长冯·雷琪（von Reiche）的关注。而雷琪在给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威廉（Wilhelm）两位王子讲课之余提到了冯·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两位王子亲身推演过后，对这套兵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国王威廉三世也很快听说了此事，表示想亲眼目睹一下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莱斯维茨立即着手开始进行改进，以便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经过大约一年的努力，莱斯维茨在1812年带着他的“战争游戏”前去为国王进行演示。威廉三世国王在接触后，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抽出大量时间在波茨坦进行推演。

图1.1 冯·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1812年）

改进后的棋盘是一张面积约为6英尺见方的大桌子（如图1.1所示），各种不同的地形分别由3至4英寸的小方块代表，地形方块由石膏制成，用不同颜色表示道路、村庄、沼泽、河流等地形，使用时可根据需要组合。棋子用陶瓷制成。此外，整套设备还包括用于测量距离的圆规和直尺，以及为了能发起突然袭击而用于遮盖棋子的小方盒子^[2]。不过，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在规则上还很不完善。虽然他在1816年出版了新的规则手册，但推演过程中只能裁决部队的机动，对交战结果则缺乏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推演时交战双方可以在棋盘上排兵布阵，并且自由进行对抗，但最终的交战结果主要依靠主观判断。但是，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仍然摆脱了棋类游戏的层次，跨出了现代作战模拟的重要一步。一是引入了时间周期，即“步长（move）”。所有单位的行动必须每2分钟检查裁决一次。之所以将步长时间设置为2分钟，主要是因为当时加农炮作为主要的火力单位，每完成一次装弹和射击动作恰好需要2分钟。这种时间周期的思路及其设计原理沿用至今，已经引申出“回合（turn）”“时节（segment）”等概念。二是体现了战争迷雾。敌方的单位只有在侦察发现后才被放在推演桌上，推演者在许多情况下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兵力究竟在什么位置。这就给双方推演者营造了极为现实的指挥决策压力，更加符合专业化的军事需要。三是体现了指挥流程。推演者只能根据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按照真实的指挥关系，通过传递纸条的方式交换信息。由沼泽等障碍造成的阻滞效果不仅适用于部队的机动，而且同样会造成信息传递的延迟，从而体现了实际作战的指挥关系和信息流程。

1819年，冯·莱斯维茨的儿子，身为普鲁士卫戍部队中尉的小莱斯维茨（George Heinrich Rudolph Johannvon Reisswitz）来到柏林，在多名军官朋友的协助下，开始接手改造父亲的兵棋。直到1824年，小莱斯维茨出版了一套新的“战争游戏”，定名为《Anleitung zur Darstellung militairische Manover mit dem Apparat des Kriegsspiels》，意思是“使用Kriegsspiels进行军事对抗的指南”，其中的“Kriegsspiels”直译成英语就是“war game”，即“战争游戏”的意思。由于当时仍然没有出现“兵棋”这一术语，因此，仍然直接使用“战争游戏”这一术语。

小莱斯维茨在棋子制作上沿用了老莱斯维茨的方法，并且将当时一度被视为军事秘密的等高线引入了兵棋，突出了地形因素对各种作战行动的影响，可以更加逼真地反映出战场情况。而革命性的进步则主要在于小莱斯维茨对于裁决的处理：一方面，他将裁决员的职能由调解争议为主转变为主导推演并负责裁决计算，这就使得推演过程中有关裁决的测量、查表、计算等工作不再由推演者自己来完成，确保他们尽量集中精力于作战决策；另一方面，他制定了详细的裁决规则，裁决人员能够结合战场环境对不同单位的行动进行定量裁决，侦察、机动和交战等都能够获得比较客观的结果，而这恰恰是老莱斯维茨的兵棋中所缺乏的重要一环。至此，“战争游戏”实现了时间、空间、战场环境、作战力量等各种要素的完整性和闭合性，现代意义上的手工兵棋出现了。直至今天，手工兵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小莱斯维茨这款兵棋的设计思路。

1824年，小莱斯维茨和他的几个军官朋友向当时担任近卫师师长的威廉王子介绍了这款兵棋。威廉王子与冯·丹豪尔（von Dannhauer）进行了一场推演，推演后威廉王子建议将这款兵棋推荐给国王和当时的总参谋长冯·米福林（vonMuffling）^[3]。在演示开始时米福林对这套东西的态度十分冷淡，但随着推演的进行，他越来越兴奋，直到最后他感叹道：“这不是游戏！这是战争训练！我有责任把它推广到全军！”^[4]

1824年3月，在这次推演结束后不久，米福林通过《军事周刊》上的评论正式向普鲁士军队介绍了这款兵棋。国王很快下达命令，要求普鲁士军队的每个团都使用这套兵棋进行训练，而且将相关经费列入了预算。但是，这款“战争游戏”在向部队推广的过程中并未像预期那样顺利。其客观原因在于小莱斯维茨在给米福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的演示中，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小莱斯维茨经过几年来的反复推演，对于规则已经烂熟于胸，而其他使用人员掌握规则并达到可推演的水平则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之，当时许多高级指挥官担心，如果让低级军官超越其实际级别来指挥更高级别的部队，会使他们对所担负的连级事务失去耐心，而且还会使他们在执行常规任务的过程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尽职尽责。小莱斯维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直争论不休。小莱斯维茨本人也与批评者发生了冲突。1826年，在他晋升为上尉的时候，被调到了托尔高（今德国萨克森州），当时只是一个偏远的边境要塞。小莱斯维茨对于他的“发配”愤愤不平，日渐消沉，并于1827年饮弹自尽。(www.xing528.com)

虽然小莱斯维茨因绝望而自杀，但1828年后，“战争游戏”在柏林仍然开始流行起来。同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种“战争游戏”，逐渐自发形成了一些爱好者团体。后来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当时还只是一名中尉，也是“战争游戏”的爱好者。以毛奇为代表的大批年轻军官坚信这种“战争游戏”的价值，始终对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以爱好者的身份坚持进行推演。

1858年，毛奇被正式任命为普鲁士总参谋长，其他当年热衷于兵棋推演的年轻军官此时也开始纷纷步入高级将领的行列。由此，他们对于“战争游戏”的认识和研究战争的方法在军队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毛奇规定报考军事学院的军官必须要有这种“游戏”的推演经历，这种“战争游戏”也成为了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军队教育训练和作战计划制定的工具。

但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战争游戏”规则复杂、推演耗时的致命弱点，仍然难以克服，这个弱点几乎抵消了这种“游戏”推演所带来的乐趣。尤其是当时规则的滞后性越来越严重，规则所使用的数据、表格几乎都是纯理论化的东西，并非来源于实际经验，并且总是简单套用“一般规则”来裁决推演中各种具体事件，造成了裁决的偏差，进而影响到这种推演的现实意义。

1864年的普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给当时的“战争游戏”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一方面，由于德国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战后周边国家，甚至遥远东方的日本、中国，都纷纷学习和效仿德国，尤其是德国陆军的建设发展，这就为这种“战争游戏”向其他国家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包括“兵棋”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客观上也是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另一方面，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的普鲁士军官在战后再度拾起“战争游戏”进行推演时，他们发现原有的规则与实战情况相去甚远。于是，一些德国军官开始尝试进行改良：一种思路是进一步修正、完善原有的规则体系，使其更加严谨化；另一种思路则是放弃原有复杂的规则，主要由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导调人员直接进行结果裁决。由此，原有的“战争游戏”最终演变出“严格式”与“自由式”两个分支。

普法战争之后，坚持“严格式”思路的改良者，从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实战经验中整理规则和裁决表，首先力争规则和裁决表的精准，之后再设法使规则有机闭合。正是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使得设计出的规则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不便于推演。“自由式”发展思路的代表人员是冯·梅克尔（Klement von Meckel）和冯·凡尔弟（Julius von Verdy du Vernois），前者于1873年和1875年先后出版了《War Game Studies》（兵棋研究）和《Instructions for the War Game》（兵棋指南），后者则于1876年出版了《A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Game》（对兵棋的贡献）^[5]。

严格式“战争游戏”所固有的规则复杂、推演繁琐的缺点，始终是阻碍其推广普及的主要瓶颈。而自由式兵棋推演，由于众多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职业军人的参与而迅速得到认可和普及。但是，主观判断是自由式推演的最大特点，一旦主观判断与客观现实相背离，尤其是当职务高低影响了主观判断，这种推演方式将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自由式推演是“战争游戏”发展过程中的倒退。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如果没有自由式推演，这种“战争游戏”可能因为其过于复杂、繁琐，难以推广而最终衰落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如果自由化推演的组织者和推演者，能够始终抱有严谨、敬畏的心态，尽可能采用客观、可信的逻辑和数据进行裁决，对于不确定的裁决加以具体注释，则自由式推演本身的价值并不亚于严格式推演。

在德国不断按“严格式”和“自由式”思路发展“战争游戏”的同时，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也陆续引入这种“游戏”。并且受德国军队的影响，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式推演。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中明确要“求知识于世界”，并于1870年确立了“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的军队建设思路。1872年，日本派遣使团前往欧美十国考察学习，使团考察认为德国的陆军制度优越于法国，建议日本陆军改为学习德军。1883年，日本在东京建立陆军大学，并从德军总参谋部聘请了陆军少校梅克尔等人来校授课。“战争游戏”这种工具也随之传入了日本，并在不久之后，被翻译成了“兵棋”。通常认为，这是“兵棋”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