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年底拍摄完成。当时轰动了全国,在香港还创造了票房纪录。当然,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把这部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片,用来招待各国记者。国际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怀疑由此改变了看法。
1954年5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了让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国家代表团和新闻记者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新面貌,周总理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国内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其他几部影片。
5月20日晚,中国代表团在湖滨旅馆大厅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受到许多外国记者的喜爰。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观众个个人戏,全都看懂了。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剧,从“楼台会”的哀怨泣别到“坟前化蝶”的忠贞不渝,那美丽动情的一幅幅画面,伴随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一曲曲旋律,在观众心中起伏回荡。电灯复明,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指示放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引来一片赞叹声后,他又指示扩大影片放映范围,用来融洽同各国人士的思想感情,并且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的《梁祝》就超过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头……”
由于这部影片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轰动效应,周恩来又将它拿到中、苏、朝、越四国代表团举行的联欢会上放映,并在现场配备了第一流水平的俄语介绍,特地安排方祖安和在苏联留学的烈土后代欧阳菲女士分别翻译男女主角的对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不仅增进了中国代表团与兄弟国家的朋友们的友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洽了中国代表团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们的感情,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请著名再剧大师卓别林观看《梁祝》电影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世界影坛巨星莫别林看了周恩来托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倬如带去的这部电影后,他由衷地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www.xing528.com)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不知使多少人意萦情牵、陶醉其中,增进过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友谊,为推动日内瓦会议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彩色越剧艺术片,1954年7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第8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荻音乐片奖。这一年,《梁山伯与祝英台》进入港澳电影市场,并连续上映107天,轰动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1957年4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文化部举行的1949年到1955年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又荣获舞台艺术片类的唯一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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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下半年,第一次全国戏曲观庠大会举行,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进京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上级明确通知:毛主席指示,马上要开拍彩色电影。1952年年底,《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始拍摄。参与人员非常激动,当时一部黑白电影投资近20万元,彩色电影要翻倍。尽管缺少资金,但还是投入了拍摄。
当时苏联专家明确地说:“你们要拍彩色电影,再过3个五年计划再说,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因为灯光、药水等方面都不成熟,她们一面在电影厂拍摄,一面看着工作人员拿着小瓶子药水做实验。演员也不适应当时的拍摄,一个镜头拍十几次。但即使这样的拍摄方式,还是因为手工印刷、灯光不稳定、色彩不定而面临流产。
垠后,能不能拍成彩色片的问题被提出,而且集中在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炭精灯上。彩色电影必须光源充足,这两只灯一闪一闪,总在眨眼,不能起到应有作用。电影厂决定改拍黑,白片。于是,彩色布景和服装必须重新设计。在拆布景的时候,电工突然发现:掉头安装的阿克炭精灯可以正常工作了——“原因就是装倒了这么简单。”袁雪芬找到了当时的宣传部部长夏衍,请他到摄影棚看看,从摄影机镜头里看到的彩色画面很明丽,于是,召开现场办公会,再次决定拍摄彩色影片。最需要的时候,连上海市防空用的探照灯都借到了摄影棚,白天在这里支持拍电影,晚上送回去进行防空照明。
历经11个月的艰难拍摄,影片终于拍摄完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前来审查样片,对这部电影大加赞赏:“不是有人说我们没条件拍摄彩色片吗?现在拍出了,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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