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缵宗（1480—1560年），字考思，又字世甫，号可泉，又号鸟鼠山人，明代陕西布政司使巩昌府秦州秦安人（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中举人，明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为三甲第一名，官至翰林院检讨、苏州知府、河南左布政使、山东巡抚、河南巡抚。他爱民礼士，著于一时。在苏州任上，胡缵宗“廉洁辩治，名与况钟颉颃”，被敕封为“中宪大夫”。
胡缵宗是明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他学问渊博，贯古通今，文学造诣高，其文章“导源六经，肆从秦汉”。传世有《仪礼集注》《春秋本义》十二卷，《春秋集传》《读书记钞》《读六子钞》《拟汉乐府》八卷，《鸟鼠山人集》十八卷、《胡氏诗语》三卷、《愿学编》二卷、《近取编》二卷、《辛巳集》四卷、《丙辰集》四卷、《河洛集》二卷、《归田集》二卷、《雍音》《唐雅》《安庆府志》、嘉靖《秦州志》三十卷、嘉靖《巩郡志》三十卷、《羲台志》《秦安县志》《汉中府志》。其中，《鸟鼠山人集》《近取录》均入《明史·艺文志》，部分作品被《四库全书》收录。
胡缵宗的匾书主要取法魏晋和唐，用笔明快，温润秀劲，法度谨然而意态生动。他极力推崇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在其《题颜真卿麻姑碑》的跋文中说：“鲁公之书，充溢宇宙者多矣。……夫右军而后，以书名者，其惟颜也，其劲如柳，其润如虞，其严如欧阳，而其逸出于正，是则不可及尔。”胡缵宗始终把王羲之、颜真卿当作取法的对象，因此，其书作宏大刚正似颜，圆润流畅似王，并融会贯通，形成了刚健遒劲、酣畅淋漓的书风。其书写的匾额深受颜鲁公书法正大气象的影响，驭笔精熟，学力深厚，名山名寺多见其笔迹。例如：山东曲阜孔庙首道牌坊上巨匾“金声玉振”，山东济南趵突泉“第一泉”石牌，江苏镇江摩崖上“海上扬波”榜书等等，用笔浑厚健美，结体险中求稳，皆匾额书法之精品。他为家乡题写了众多匾额，保存下来的匾有“多士坊”“般若”“贞白家”“凤凰千仞”“与天地准”等，其中，“多士坊”匾系胡缵宗为秦安胡家巷题写（图93），“世代昌隆”匾题写于嘉靖丙午年（图94），“与天地准”匾是为天水伏羲庙题写的功德匾（图95），“般若”匾是嘉靖丙午年为秦安兴国寺所题寺额（图96），这些匾额均保存完好，体现了胡缵宗的匾额书法艺术。
图93
图94
图95
图96
胡缵宗的匾额书法艺术厚重大气，又具灵动之感。以上匾额正文、款识均为颜体，结构方正，端庄秀丽，气势充沛，劲挺豁达，体现了他在匾书上追求“题勒方富，真乃居先”的风格。胡缵宗的匾书既能书写规范化的碑类字体，也能题写草率化的帖类字体，如“贞白家”匾和“风凰千仞”匾，匾文字体遒劲郁勃，法度谨严，端庄秀丽，笔画圆润，得颜体之真髓，树自我之新风，而两块匾的款识字体则是典型的“二王”行草，圆润流畅，俊逸自然，在同一方匾上颜体、王体同时出现，阴阳相合，刚柔相济，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图97）。嘉靖元年（1522年）时，巡按直隶御史王完在给嘉靖的举荐奏疏中说道：“访得安庆府知府胡缵宗，学问渊源，涵养淳正，书法、诗文，体不逐乎时好……公廉明惠贤不愧于循良……”可见，胡缵宗官品、学问、书品堪称一流，其书法传世作品很少，从现存匾额榜书来看，其书法艺术在整个明代书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2.安维峻的匾额书法艺术
安维峻，字晓峰，号槃阿道人，秦安县人。清代晚期著名爱国者、诗人和书法家。同治十二年（1873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第一名，得拔贡。光绪元年（1875年）就学于当时甘肃最大的书院——兰山书院，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器重，同年8月，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第一名。光绪六年（1880年）会试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
图97
安维峻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夕，安维峻面对民族危亡，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定地支持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直言上谏，与直隶总督李鸿章、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他任谏官的14个月内，连续上疏六十五道。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十九日，安维峻上疏《请明诏讨倭法》，指出日本“亦藉以觇中国强弱耳”“此国家肘液之患也”“以臣愚见，自强之策，莫如决战”，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安维峻在《请诛李鸿章疏》中揭露李鸿章“倒行逆施，接济倭贼”。提出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他质问慈禧：“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慈禧勃然大怒，令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后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安维峻被放逐五年，于光绪二十五年（1895年）释放回乡，先在陇西南安书院主讲，后在家乡办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应聘总纂了《甘肃新通志》，共一百卷八十一册，撰写了《四书讲义》四卷，整理刊印了《谏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诗集》三卷、《望云山房文集》等诗文集。
安维峻也是清代晚期著名书法家，精小楷，行书亦佳。存世书法作品较多，以小楷、行书作品为主，笔画遒劲有力，结体方正。存迹除奏疏外，另有《上舅父书》《致华卿书》等信札。《安维峻上舅父书》为小楷信札，有行楷笔意，是安维峻给其二舅写的，禀告其父亲及妻妾女儿已安抵北京，并与妾完婚，妻、妾相处和睦，及为舅父、母请得敕等事。《安维峻致华卿书》是安维峻抗疏获罪，谪戍军台临行前写给华卿的书函，表露了他忠君爱国的心迹。原文为“华卿先生大人阁下：维峻抗疏，力阻和议，为当世秦桧所倾陷。谪戍军台，挈眷住张家口，无所苦。京师士大夫无论知与不知，皆以诗宠维峻行，并集资数十金，维峻择而爱之，尚不负初心。此行非皇上意，且非皇太后本心。但被秦桧辈激怒之，皇上不得已而出此（要知和议非上意，有牵制者）。维峻区区血诚，皇上亦鉴之也。兹有家书一函，务望先生专人送交舍下（万勿驿递），并代慰家君不必介意。手此，敬请道安。乡后学安维峻顿首。”该信札为行书，笔画流畅自然，率性随意，无拘无束，极富灵秀之气，为天水现存清代信札精品。
安维峻晚年为家乡书写匾额楹联颇多，目前保存下来的匾额有4方，秦安县博物馆馆藏“护国佑民”匾，上款“光绪岁次丁未中秋上浣之吉”，下款“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前福建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安维峻敬书”。此匾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安维峻题写，无匾主名号，似为悬挂在寺庙建筑上的横匾。“瑞兆期颐”匾，上款“恭祝邑庠武生星垣老先生大人八秩荣庆”，下款“前内阁侍读安维峻敬题岁在昭阳大渊献孟夏之吉日”。该匾纪年表述比较独特，“岁在昭阳大渊献”中的“昭阳”对应的天干是“癸”，“大渊献”对应的是“亥”，合起来指农历癸亥年，即公元1923年。这是安维峻去世前二年为秦安县庠武生星垣生老先生80大寿所题的贺颂匾（图98）。
图98
“垂裕后昆”匾，上款“清太学生超千刘老先生大人懿行”，下款“赐进士出身诰封中宪大夫前福建道监察御史愚弟安维峻拜题”。该匾无年月日，但从其官职身份看，是在被慈禧罢官放逐五年回到家乡后题写的懿行功德匾（图99）。
“名策清时”匾，上款“恭贺例授登仕佑郎□□□□名之喜”，下款“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道监察御史维峻拜 大清光绪岁次戊申夏六月中浣谷旦”。这是安维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当地士人题写的荣升恭贺匾（图100）。
图99
图100
安维峻有“陇上铁汉”之称。《清史稿》中记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之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礼有加。”时人称赞他“可见公道在人心，晓峰当此不朽矣！”鲁迅先生称赞他是“中国的脊梁”。以上匾额的正文和款识字体均为楷书，笔字方正，刚正规矩，用笔一丝不苟，其书风以清格高妙为归宗，有魏晋名士风流余韵，体现了其高洁不肯俯就庸俗的人品。
安维峻忠君爱国，刚正耿直，勇赴国难，满腔热血，青史留名，其“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及在书法上的深厚造诣，对甘肃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3.路道庸的匾额书法艺术
路道庸，号天中道人，清代秦安人（今秦安县兴国镇胡家巷人）。以诗文书法见长，著有《迪岩诗草》四卷。书法以行草书尤佳，入门以唐楷，取法于“二王”，融贯于“宋四家”而成。其墨迹存世少见，主要见于匾额。路道庸题写的匾额以建筑匾额为主，存世的有以下2方：“因果地”匾，上款“康熙丙子陇右天中道人书”，下款“邑弟子路道章 王大受 高化仁”。该匾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为秦安县迎恩寺所题（图101）。
“绿野禅林”匾，上款“康熙 四月路道庸题”。从匾文看，此匾是路道庸为佛教寺院所题写，现悬秦安县泰山庙大殿内（图102）。
图101
路道庸的匾额字体为行书，略带草意，气势豪放，笔力苍劲，纵横开阔，笔法不拘常规，狂放不羁，从中可以看到，其书法以“二王”为基，取法各家，形成颇具新意的艺术特点。路道庸其人其事县志记载简略，从遗留下来的诗文、匾额书法来看，路道庸也是清初陇右地区颇有名望的诗人书法家。
4.高秉衡的匾额书法艺术
高秉衡（1873—1941年），初名文衡，字渔山，号蘧庐，秦安县人。光绪辛丑科举人，早年就读于天水著名学者任其昌主讲的陇南书院。1898年前，高秉衡先后主讲于漳县武阳书院和秦安县景权书院。回乡后倡办乡校，将景权书院改为秦安县高等小学堂，任教习。高秉衡早年积极宣传维新改革，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来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国民党秦安支部。
高秉衡学识渊博，文才出众，他广集博考，勤学苦研，其诗、辞及古文文采焕发，著有《蘧庐文钞》《秦安县志稿》《高氏家谱》等。高秉衡治学严谨，致力于教育和修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以其才学久负盛名。冯国瑞在《秦安高渔山先生墓志铭》中对其人其事作了记述和评价，称高秉衡为“多士”。秦安县现存有他书写的匾额2方：一是“文魁”匾，上款“光绪庚子辛丑恩生并科中式”，下款“高秉衡立”。“光绪庚子辛丑”为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年（1900年、1901年）。“恩生并科中式”指乡试举人。此匾为高秉衡为参加乡试的家乡某个举人题写的恭贺匾（图103）。(www.xing528.com)
图102
还有一方“仰观俯察”匾，上款“丁卯梅月”，下款“邑高秉衡书”。“丁卯”即1927年。该匾现悬秦安县凤山。据考证，明嘉靖前，凤山之上建有庙宇，现存大多为清代建筑，有财神庙、福神庙、蓬莱阁、洞宾庙、山神庙、鲁班庙、钟楼、灵官庙、土地庙、无量殿、娘娘庙、药王洞、华佗庙、仓颉庙、千手千眼观音洞、接引佛殿、三清宫、玉泉庙、伏羲大殿等。在这些庙宇建筑供奉的神灵中，伏羲有仰观俯察创画八卦之功，因此，该匾可能是高秉衡为伏羲大殿题写的颂扬伏羲功德的匾额（图104）。
图103
图104
以上两方匾额正文和款识均为楷书，其书法有唐颜真卿笔意，又有碑学之遗风，结体宽博，笔画刚正有力，不失为清末民初的匾额书法精品佳作。
5.苏统武的匾额书法艺术
苏统武，字绍卿，天水秦州人。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官至吏部主事，主讲天水书院。其人其事县志中有简略记载，其为人重情好义，热心社会公益。他主讲天水书院期间，为了保障秦州城郭的安全，倡修藉水河堤，负责修堤事宜。据州志记载，当时，苏统武一笠一杖，寒暑不移，风雨无阻，日夜督导，规划营建，秦州城河堤、淤地日渐扩大，增加菜田数千亩。苏统武还亲自规划修建了秦州七里墩魁星楼、东关关帝庙、文昌阁及城南山云阁等，为地方的安全、发展生产和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现存秦安县博物馆的“急公好义”匾就是当时官府专为苏统武热心公益而题写，该匾上款“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陕甘总督堂兼管巡抚事升允为”，下款“赐进士出身吏部主政文选司兼稽勋司行走秦州藉河工程处总办苏统武立”。题匾者升允1905年任陕甘总督，1911年被任命为陕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从匾文内容来看，此匾为升允在陕甘总督任上为苏统武题写的旌表匾，表彰其热心公益的行为品德（图105）。
图105
还有一方秦安县博物馆馆藏的“望崇山斗”匾额，也是称颂苏统武的德行匾，该匾上款“清诰封奉政大夫吏部文选司主事兼稽勋司行走 少翁苏老夫子大人德教”，下款“岁次壬子季冬三月谷旦立”。该匾是1912年为苏统武立的功德匾，赞扬苏统武的名望之高可以和山峰相媲美（图106）。
图106
苏统武作为地方官员和书院山长，其书法水平自不待言，从现存匾额“贤象濂溪”中可见其匾额书法艺术。此匾上款“诰授奉政大夫例授修职侯诠儒学训导省山周老先生大人懿行”，下款“赐进士出身吏部文选司主事同门苏统武顿首拜书”。此匾是苏统武为匾主周省山老先生题写的功德匾，称颂匾主人的品德有宋代濂溪先生的风范。匾额款识为小楷，字体端正俊秀，一丝不苟，正文为行书，结体俊朗，流畅自然，笔意相连，如行云流水，的确是一幅不可多见的书法精品（图107）。
图107
6.牛运震的匾额书法艺术
牛运震（1706—1758年），字阶平，号真谷，堂号空山，山东滋阳人（今兖州人）。牛运震23岁选拔贡，27岁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乾隆初出任秦安县令。他整顿吏治，革除陋规，教民耕织，发展工商，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使当时秦安有“陇右邹鲁”之称。《清史稿》记载：（牛运震）“乾隆元年，召试博学鸿词，不遇。寻授甘肃秦安知县，开九渠，溉田万亩。……官秦安八年，惠农通商。暇则行视郊野，铸农具，教民耕耨。称货贩褐户，不求其息。设陇川书院，日与诸生讲习，民始向学。”牛运震在秦安任职8年政绩显著，尤其是他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冒三难以成三易”创办的陇川书院成为秦安县最早的书院。道光《秦安县志》卷三中收录有牛运震“陇川书院记”，记载了书院的情形，文中说：“乾隆十年春，余以量移去秦，大惧，诸生散废而成业旷，念百工不可亡肆，因于县署之东偏，买侯郎中故宅，增修斋舍以处之，榜曰陇川书院，盖以志吾教于秦安也。”为了纪念牛运震首创书院之功，秦安民众专门在其讲学处设立了“真谷先生讲学处”碑，此碑现立于秦安县泰山庙内。
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记载，牛运震“取士之隽者，亲授之业，创建陇川书院，聚诸生讲习其中”。当时培养出了5名举人，1名进士，出现了“文教欀于昔”的局面。后来书院经多次重建易名，从乾隆十年（1745年）春牛运震创办陇川书院，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景权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历时160年，书院五易其名，成为秦安当时“赖以养士”的主要场所。据统计，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到道光九年（1829年）的111年中，天水所取7名进士全部为秦安人，清代秦安所取进士、举人、饱学文墨之士居多，可见秦安文当时教之盛，这与牛运震创办书院有着密切关系，也是秦安“有清一代科甲，接踵文风之盛甲于全甘，论此有邹鲁之称”的主要原因。
牛运震堪称清初诗文大家，他的诗文集有《空山堂诗集》和《空山堂文集》两种，《诗集》卷三《秦徽诗草》是作者乾隆三年（1738年）九月至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在秦安、徽县任上所作诗，其小序中说：“余戊午筮任秦安，至乙丑调任，中间兼摄徽邑三载，两地趋驰，簿书鞅掌，深山穷谷，东柯栗亭，深入游览。鞍马之暇，辑《秦徽诗草》。”其《空山堂文集》十二卷，共收文259篇，有书、序、寿序、记、传、墓志、墓表、行状、碑、祭文、辩、议、策、题词、书后、赋和宦稿。尤其是《书》两卷是作者20多年中的函札，其中任职甘肃时诸作叙述其“实心爱民”“尽忠竭虑”“清廉仁慈”的人生志向和品德。如：《留谕秦安百姓》《留别秦安士子》两篇，是他离开秦安时所作，其往复再三的谆谆告诫，表现出依依难别的感情，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牛运震倾心于学问著述，其学术涉及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诸方面。王绍曾编《山东文献书目》著录的牛运震著作，有16种110卷，其中，经部有《诗志》八卷，《尚书评注》六卷，《考工记论文》一卷，《空山易解》四卷，《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大学注》一卷，《中庸注》一卷，《论语随笔》二十卷，《孟子论文》七卷；史部有《空山堂史记评注》十二卷，《读史纠谬》十五卷，《金石经眼录》一卷，《金石图》二卷，《牛氏空山堂藏镜》一卷，著述宏富。尤其是牛运震“于金石考据为最深”，他在秦安时，得识碑帖商褚峻，褚峻以鬻贩碑刻为业，常到深山穷谷搜求金石之文，有所发现都绘其形状，摹其字画作为缩本，镌于枣板。牛运震为之补写说明文字，合为《金石经眼录》一书，后来又增加了内容，作为下卷，改题《金石图》。《四库提要》收录了牛氏著作《金石经眼录》和《金石图》两书。《金石图》被认为是嘉庆以后大为兴盛的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牛运震的匾额书法艺术得益于其深厚的学养和对金石之学的搜刻钻研。牛运震在秦安期间，曾为书院讲堂题写了“敬业乐群”匾额和“陇川书院”四字，并刊碑记述书院创办事宜，倡导敬业乐群。其为书院题写的匾额，书艺卓然不群，惜已不存。秦安现存“凤凰池”匾额是仅存的墨迹，可进一步了解牛运震的书法艺术。“凤凰池”匾是牛运震为秦安县凤凰池坊题写的榜书。上款“凤凰池坊为都宪胡公缵宗建胡公登正德戊辰榜进士用阁臣荐以三甲同一甲传胪朝士里人咸荣之故例一中进士得建坊于学宫兹坊即以胡公第进士之年建为胡公荣也岁又渐其初亦可谓克光前烈者哉”，下款“赐同进士出身文林郎知秦安县事牛运震题乾隆四年岁次己未五月中浣之吉”。从题款上看，此匾是牛运震在秦安任内题写，记述了凤凰池坊修建的缘由和经过。该匾书法艺术精湛，款识文字为小楷，正文为行书，其楷书方正规矩，法度森严，有金石之气，“凤凰池”三字笔画流畅，结构严密，古朴庄重，字迹娟秀，颇有力道（图108）。
综观牛运震的为官之道、诗文学术和匾额书法，作者不仅是循吏廉吏，而且文笔凝练，书艺精湛，不乏气势之辞，深得古文大家之真谛。正如清道光时的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作《牛真谷先生传》说：“余昔官翰林，曾纂修国史。……如先生者，于立德，则可入《儒林》；于立功，则可入《循吏》；于立言，则可入《文苑》。假使得高位以行其所学，所就必更有大于此者。顾乃以一令终，岂非天哉？然即此，已堪传不朽矣！”
图108
7.孙海的匾额书法艺术
天水秦安县可泉寺悬挂着一方孙海书写的“梦绕慈云”匾，上款“光绪纪元岁次乙亥孟春月”，下款“特授同知直隶州知州前四川潼川府遂宁县知县历任阆中成都富顺等处知县弟子敬题”。下钤刻孙海两方红色印章（图109）。
题匾人孙海是清代书法家孙振声之子，字吟帆，一字举卿，号配山，秦安县人。少年时才智出众，少有名声。咸丰十一年（1861年）得拔贡。历任阆中、成都、富顺、遂宁等县知县。后孙海以母亲年老侍奉为由回归家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去世，享年61岁。孙海一生著述甚丰，有《续修秦安县志》四卷，《陇千佚志》二卷，《欲未能斋诗集》四卷及《吟帆诗草》等，其诗文书法为后人所称道。
图109
孙振声（1803—1867年），字翰蜚，秦安县人。工文辞，善书法。道光甲午（1834年）以优贡荐于朝。同治六年（1867年），孙振声因其子孙海官居四川知县，遂避难蜀中，病故。孙振声著有《瀑亭遗稿》四卷，《文庙考略》二卷，以书法名于世。秦安可泉寺现存有孙振声题写的“福国祐民”匾，匾上款“咸丰元年岁次辛亥”，下款“邑优贡生孙振声敬书”。此匾款识为楷书，匾文行楷，楷体规矩方正，严谨庄重，行书结体绵密，流畅圆润（图110）。
以上孙振声父子的匾额均为秦安可泉寺所题，皆与可泉有关。可泉是当地名泉，在秦安县城南二里，所流之地又有“陇溪”之称。明代著名学者、邑人胡缵宗誉之为“可泉膏沃”，与“陇溪春色”一并列入秦安“八观十二咏”。可泉之畔建有可泉寺，邢泉圣母宫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为历来官方祈雨的重要场所。宫宇巍峨，楼亭参差，古柏如盖，花木馨香。胡缵宗曾隐居于此著书立说，以可泉为号，可泉因之名扬天下。清代以来，县内士人官宦常在此修建园林，乾隆进士、陇上学者、邑人杨于果退隐后于此地置园，号为“非能园”。后来，孙振声购得此园，增植竹木，设帐授徒，酬答唱和，倡一时之风气。孙海承继此园，这也是其父子多为可泉寺题写匾额的缘由。
孙海在可泉一地留下的墨迹很多，除了为可泉寺题写匾额外，邢泉圣母宫今留存他所书写的木刻长联：“烽火遍秦州，喜庙貌重新，父老犹谈昨日事；云烟隔蜀栈，幸园林如故，梦魂常想此山阿。”深切表达了他的家国之忧、故园之思。尤其是他所撰文书写的《重建龙湫神母祠记》，碑文为：“后以祠距县远，复别建于城南可泉溪畔，……余家园林亦颇修葺，每春秋佳日，携群从，命徒侣，置酒园中，与二三同志弹琴吟啸，追忆平生钓游之所而陈迹沓然，一俯仰间已二十余年矣，叹岁月之不居，悼仕学之无成。犹幸得于惊涛骇浪中息机抽身，婆娑祠下，谈旧故为笔乐，话承平之景色，曰园无恙，觞豆依然，不可谓非人生之一快也。”其文笔酣畅淋漓，字体或楷书，或行书，行楷掺用，一如其匾额之书风。其书法早年楷书师循欧阳询，笔法稳健，结体险峻，方圆兼施，庄重严谨，有欧体之风韵，后又学北碑，兼以草书，其书法结构从法度森严的规矩中超脱而出，变为飘逸洒脱、娴雅多姿、笔画饱满、含蓄有情。当时有“北人南字”之说，“获之者，珍若拱璧”。其书风建树在北碑与南帖之间，是一位创秦安一代风气之先的书法名家。
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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