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的历史及其重要社会功能

关于匾额的称呼，历史文献上有扁、额、牌等单称，又有匾额、牌额、牌匾等合称。从现有文献和实物资料看，匾额孕育于先秦，形成于汉魏，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匾额的发展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的文化印记。

匾额出现的时间很早，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0年），丞相萧何为汉未央宫题写的“苍龙”“白虎”两阙的匾额，是迄今见于著录最早的匾额内容。

汉代是匾额形成的重要时期。根据北宋《太平广记》记载：“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可知，早在东汉明帝时就确定了匾额题署制度，匾额除了大量用于标识建筑名称外，其用来“以戒子孙”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与当时儒学兴盛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梁启超对东汉儒学曾有以下评价：“光武、明章，奖励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明帝刘庄在位期间尤其尊礼儒学，倡导“以孝治天下”，极力倡导儒家名教思想，这也是匾额题署制度确立的文化背景。这一时期，利用匾额表彰善行、教化民众的做法已经屡见不鲜。东汉班固在《后汉书·百官志》中对这种情形做了如下记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匾表其门，以兴善行。”东汉儒学的兴盛不仅促进了匾额自身的发展，也赋予了匾额更多的社会教育功能。自汉代开始，匾额开始广泛悬挂于宫阙王府、园林名胜等建筑物上，也出现在普通百姓的门厅上，承担着宣传儒学思想，教化民众的职能。更为重要的是，匾额这种维护封建道德规范以及表彰政绩、德行显著者的做法影响深远，延续后世千余年，成为匾额的主要社会功能，在推行封建道统，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公贵族十分重视在宫殿城楼上题写匾额，《太平御览》卷第二百七就记载：“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石窟寺院的兴起，匾额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开始出现在佛教建筑上。如：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五台山佛光寺，相传为燕之宕昌王巡游至此，来到山门前，忽见佛陀光明遍照山林，因赐额“佛光寺”。后来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东传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匾额大量出现在日渐兴盛的佛教寺院中，除了建筑装饰点缀、标示名称外，匾额又增加了文化阐释的功能，成为弘扬佛教教理的载体。(www.xing528.com)

唐宋时期，随着我国科举制度的确立，民间以赠送匾额的形式表达祝贺之情，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恭贺称赞为目的的科举匾。据载，北京通州发现了宋代木制题写“状元”两字的科举匾，长170厘米，宽70厘米，上款竖写“本科状元刘渭”，下款为“加嘉定庚辰科龚坤立”。此匾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科举恭贺匾实物。可以说，从隋炀帝设立科考制度开始，历朝历代的文人仕子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因此，褒扬功名的科举匾一直延续了此后1400余年的时间，反映了古代文人对功名的渴望，以及官方对科举考试的重视。宋代是我国匾额发展的重要时期，匾额的种类增多，民间送匾恭贺的事例在文献上也多有记载。从存世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题写“赵太丞家”字号的医药铺来看，作为匾额最重要门类之一的商匾已经被广泛使用。《营造法式》对匾额的制作方法有了明确的规范要求：“造殿堂阁门亭等牌之制，长二尺至八尺。其牌首（牌上横出者）牌带（牌两旁下垂者），牌舌（牌面下两带之内横施者）……牌面每长一足，则广八寸，其下又如一分。”匾额之所以在宋代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与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有关，另一方面，木构建筑技术的提高，和以《营造法式》为代表的建筑相关行业的标准化建设，使匾额的制作在形制和尺寸上得到进一步规范，为以后匾额的大量使用推广奠定了文化基础。

明清时期，匾额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形制越来越完备，在各地方志和国家出台的钦定则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关于匾额的记载。匾额作为道德规范的承载者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成为皇宫寺院、亭台楼阁、风景园林建筑上的装饰点睛之笔，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挂匾、赠匾表达贺颂、勉励、赞誉、祈福、喜悦之情，成为联系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文化媒介。

综上所述，匾额经历了从两汉的初步形成，宋代的发展完善，到明清的丰富鼎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匾额承担的社会功能、表达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但是，其形制、材质、题写方式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却是延续千年不变，这是匾额的重要文化特征。匾额具有的多重价值，使其涵盖了大量历史的、艺术的、哲学的、文化的内容，成为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其诸多社会功能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当代建筑艺术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