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的功能与用途优化

Section Six Functions of Earthenware and China unearthed from Sui and Tang Dynasties Grand Canal

大运河陶瓷，乃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发展鼎盛时期的辉煌。这些被发现于隋唐大运河故道遗存的瓷器文物，是隋唐大运河留下的历史文化符号，它们不仅是隋唐大运河文明史的印证，也为研究隋、唐、宋、金、元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商贸、运输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研究运河和瓷器，离不开运河的经济、运河的文化这两个大话题。在谈到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我们可以设想划一个“运河经济文化带”。所谓“运河经济文化带”，即区域上以运河为中心，各种物资的分销、集聚，明显受运河的制约和影响；各种生产技术因运河相关信息而生长、传播；各种民俗民风显然在运河开通以来，因各种社会建设、城市的兴起、典章制度的确立等而派生、滋蔓，等等。

大运河从隋到南宋早期或中期经历了五百多年的通航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唐宋瓷器制造业在我国陶瓷史上处于巅峰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陶瓷制造、运销及陶瓷文化的传播应是空前的，是一块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日用和陈设陶瓷与千家万户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夸大其词。特别是在市井生活光怪陆离、繁荣丰裕的唐宋时代。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从陈设的仿古陶瓷，到生活必需品，连同玩耍的蛐蛐罐、专用来斗茶的各式碗、吹奏的小乐器和小动物、人物瓷塑等，品种和用途可谓开后世之先河。一是产，二是运，三是销。运输这个中间环节给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数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兴旺，促进了工匠们制作技巧的改进提高。精美的制瓷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利润。唐宋时期制瓷业的繁荣、窑场数量的增多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南北方制瓷业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运河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柳孜为例——柳孜在唐代始为镇的建制，属宿州临涣县，是宋州与宿州间的要会，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它不仅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中，同样担负起了货物集散的职能。按宋天圣十年所刻柳孜砖塔碑文的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可见其所处位置应为唐州县以外的新兴市镇与草市，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方圆百里，各种社会物资通过柳孜码头和大运河分销到中国的南北方；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新奇物资商品，又通过柳孜镇辐射到方圆百里的州县集镇，这当然包括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柳孜和运河一样，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统治。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仅国保单位柳孜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省濉溪县，其境内四十多公里的运河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孜等城镇。城镇的兴起，人口的增多，社会物质的积累以及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都说明了运河包括柳孜这样的城镇，借运河之便利，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封建王朝制定了与漕运和运河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是分不开的，按《旧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载：（韦坚等）“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并负责赔偿损坏，以增加唐中央的粮食和其他各地的土特产。《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又载：“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韦坚的改革，不仅有了专门用来运输名瓷、酒器、茶碗等的货船，还专设了放置包括瓷器在内的地方土特产的义轮，使得漕运的数量和品类比过去大大增加，对巩固经济基础、稳定政治中枢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

柳孜有没有这样的义轮呢？试想，约五千华里的隋、唐、宋运河沿线，五百多年的使用时间，该有多少这样的瓷器专用船和义轮啊！总之，运河开通后，仅东南系统运河，除上述小市镇外，还有宋、宿、泗、楚、扬、润、常、苏、杭等州，它们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是与运河的开通有很大关系的。那么，陶瓷器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额。

（宋）景德镇窑影青刻花葵口碗

（宋）临汝窑青釉刻花海水鱼蚊盏

（宋）定窑白釉刻花花口盘

（唐）邸窑白釉花口碗(www.xing528.com)

（唐）越窑青釉碗

（宋）建窑兔毫盏

由于黄河泛滥，淤积的黄沙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河道掩埋于地下，大量的文物遗存因此与世隔绝，但完好地将大量信息保存下来，从而让这条遁入地下的大运河用大量的文物，记载了运河昨天的信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记录下大运河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调遣官商兵旅的历史。

遗址发掘出大量珍贵精美的陶瓷、酒具，其中不乏唐宋两代诸多名窑瓷器，从家庭用品、摆设玩件，从百姓人家的普通酒具到府第酒皿，甚至陪葬用酒器皿应有尽有。大运河瓷作为信息载体，与隋唐大运河的功能、贡献，被昭示天下，折射出当时濉溪口子酒通过运河运往各地销售，充分证明了当时酒在人民生活中的体现。

唐代长沙窑题诗壶

唐代长沙窑褐斑椰枣纹壶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完善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流淌了两千多年的运河，串起了中国的大江，沟通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造就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长廊，更孕育了两岸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印刻历史，传承文明。口子窖及其酿造技艺便是其中之一。口子酒的酿造历史，可追溯至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期。鲁桓公十五年（前697年），宋、鲁、陈、卫各国国君曾于淮北濉溪近郊歃血饮酒，结为盟国，所饮就是当时的口子酒。人们在濉溪发现过各朝代的酒具文物、酒坊遗址。1984年11月，在今濉溪东蔡里荒冢中，发掘出一个四耳盘口壶，经专家鉴定，为东汉时期所造，其内有酒，色碧绿，香扑鼻。

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濉溪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隋唐时期的各类酒器就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琳琅满目、精美绝伦的酒器，展现了隋唐大运河当年的漕运盛况，充分反映了隋唐时期黄淮地区酒文化的发达。唐代诗人白居易，青年时代多半住在古符离（濉溪南十五公里）攻读诗文。闲暇之时，常携学友刘五、贾握中等游玩，或泛舟濉水，或游寺登山，诗酒盘桓，与淮北濉溪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不少美妙诗句。他在题赠学友的一首诗中写到了濉溪酒和濉溪鱼：“濉水清怜红鲤肥，相扶醉踏落花归。”

2008年，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安徽淮北濉溪口子窖酒遗址评定为“考古重要发现”。其中包括隋唐口子仙指井、始建于元末明初的文物老窖池，还有1951年就建成的苏联风格的酒厂建筑群。隋唐口子仙指井和元明老窖池位于濉溪老城青石板街中段、典当巷左侧，解放前这里属于曹品源私人酿酒作坊“小同聚坊”，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赎买，连同多家私人酿酒作坊一起，创立了国营濉溪人民酒厂，也就是安徽口子酒业的前身。2012年“口子窖酒酿造技艺”在首届中国（黄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上获得银奖，数代口子人在劳动中积淀而成的智慧结晶，已成为一份宝贵的财富。

相扑，一般都认为是日本的传统竞技运动项目，但近年有学者对相扑的起源作了考证，认为无论是“相扑”一词的产生，还是该项运动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均早于日本。而在我省淮北段隋唐大运河遗址出土的晚唐相扑瓷雕似乎也印证了这点。前些年，淮北市在征集大运河陶瓷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件晚唐磁州窑系白釉“相扑”玩具。该雕塑通高五厘米，胎色粉白，胎质细腻，玻璃质感较强。正在角力的两名相扑选手，肥胖壮硕，头绾发髻，上身着绣衫，下身赤裸，仅束有T字形兜带。体态矮小者呈直立状，两肩下扑；体态较高的选手，呈躬腰抵肩状；从搏击的态势看，体态高大的选手已占据优势，体态矮小者已有被托举拔地之虞。该瓷雕匠心独运，既表现了相扑的典型招式，又塑出了凶狠的角斗场景，细细品味，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