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历史回顾与意义

夏世铎

11月1日是西南联合大学校庆之日。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南联合大学原系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迁至昆明后的改称。在此以前，1937年由于日军侵入华北，制造“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当时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未设校长。同年11月1日开学上课。在长沙只一学期，就因南京陷落，武汉吃紧，学校西迁入滇，全校大部师生不得不跋山涉水徒步转往昆明。西南联大仍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委。实际上，皆由梅贻琦主持校务工作。

西南联大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困，图书仪器十分缺乏，教育设备更是简陋。学生宿舍大多是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板房，暴雨来临，满屋漏水。联大的其他校舍都是或租或借各地在昆明的会馆和城外一些中学的校舍。教室多是铁皮屋顶，各类办公室全都是茅草屋。学校食堂虽是砖木结构，建筑却很简陋，里面只有几十张饭桌而无坐凳，学生都是站立吃饭。抗战时，学生的伙食很差，红米饭里往往掺着很多沙子，每日食的多是仅用盐水煮的蔬菜，很少有油水。学生上课也很艰苦，由于教室分散，往往上完一课，就得匆匆赶往另一相距颇远的教室上课。当时联大十分民主自由，不少校外学生纷纷来校旁听，我们正式学生稍一来迟，就无座位，只好站着听课，记笔记十分不便，增加了学习上的不少困难。

联大的图书馆建筑也很简陋，仅比学生宿舍高大一些。大阅览室里，排列着几十张长方形的阅览桌，周围都有木椅，只容几百人。虽然图书馆不大，藏书不多，但学生读书勤奋，到图书馆借阅书籍者特多。图书馆每晚开馆前，门外总是挤满了学生，都想抢先进入借阅参考书，或抢占一个位子便于自习，如果动作稍迟，即会人满无座。

联大有个“民主广场”，就是图书馆前的一块空地，空地中间立有一根旗杆，杆前有一座砖砌的讲坛，这里每月举行一次“国民月会”，邀请名人来校讲演，茅以升、顾维钧、李约瑟、林语堂、陈诚等都在这里讲过话。当时尽管这里没有扩音设备，但演讲时会场十分安静，学生都能秩序井然地听讲。联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许多爱国民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因而被称为“民主广场”。(www.xing528.com)

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频临昆明空袭，狂轰滥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1941年，日军又侵入我云南边境，战况激烈，并有一部分日军直驱进入桂黔骚扰，当时抗战形势危急，但联大岿然不动，校内教学正常，学生勤奋读书依旧，整个学校有序不紊、处乱不惊，表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伟大精神。

1941年至1945年，这是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自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还有中国近代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如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施嘉炀、华罗庚、陈省身、姜立夫、周培源、任之恭、梁思成、赵忠尧、钱思亮、金岳霖、江泽涵等，他们学术造诣较高，了解国外学术发展情况较多，因而使联大的教学能够接近国际水平，成为当时国内的第一流大学。

西南联大的学生素质较高，原来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原先基础很好，1938年后统考入校的学生多是高分录取的，素质仍列前茅。由于联大教授人才荟萃，教学水平闻名全国，又具有民主和宽松的环境，所以为国内学生所向往，许多学生不顾家庭反对，交通险阻，路途遥远，前来报考西南联大，甚至有宁可放弃已在其他大学的学籍而重新报考，成为联大新生的。当时联大虽然教学设备简陋，物质条件艰困，却创出了奇迹，办出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国际所瞩目，不能不令人惊叹。

西南联大师生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关切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校歌中有这几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些语句充分反映了联大师生同仇敌忾，教学读书不忘爱国的冲霄壮志。联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曾掀起三次从军热潮，先后在联大学习的8000多学生中，投笔从戎者达800多人，笔者也是其中一员。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46年7月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平津。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名昆明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又改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成为西南联大留在云南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