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与清教徒社会控制的影响

一、早期宗教

清教

移民将各自的宗教带到北美，形成了殖民地纷繁复杂的宗教传统。最早在北美传播基督教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在北美的西部和南部，即现在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佛罗里达等地，建立了一些天主教教堂。在英国殖民地中，1607年最早一批定居詹姆斯敦的移民属于英国国教。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的是清教中的脱离派，而1630年到达马萨诸塞海湾并开启清教徒大迁徙的清教移民则是留在英国国教内的非脱离派，但他们移民北美后便完全独立了。

宗教改革动摇了罗马教廷的权威，随后英王亨利八世也由离婚案引发了与教廷的对抗。他拒绝承认教皇的权威，中断英国教会与教廷的联系，并于1534年让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确立英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力。他死后英国的宗教又几经波折，到伊丽莎白女王时，英国的新教化终于不可逆转。女王建立国教，制定教义，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但保留了组织上的一统以及大主教、主教等教阶。女王的宗教改革并未完全成功，一方面天主教徒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有些教徒认为改革还不彻底，保留教廷的教义和礼仪太多，必须继续净化国教，清除其天主教残余，恢复到原始基督教会的形式，这派教徒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中大部分主张从内部去净化国教，也有少数坚决不入国教的“脱离派”。1603年詹姆士一世即位后，强调君权神授，强迫国民尊奉国教。到查尔斯一世上台后，清教徒处境越发艰难，被迫逃离英国。从1603年到1640年，大约有6万清教徒移居海外。

脱离派首当其冲成为迫害的对象。他们先是逃到荷兰，又从荷兰出发试图到达弗吉尼亚。但由于风暴的阻拦，他们不得不在马萨诸塞海湾科德角的普利茅斯登陆。1630年，在约翰·温斯罗普领导下的一批清教徒移民马萨诸塞海湾，他们逐渐使新英格兰成为清教徒的聚集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便发誓要将殖民地建成新的耶路撒冷，一个上帝的王国，作为全人类的灯塔。

清教的神学是加尔文宗。让·加尔文是宗教改革中仅次于路德的重要人物，他坚持路德的“因信称义”原则，将信仰视为得救的惟一途径，但他更加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人的绝对沉沦。加尔文的上帝是位愤怒的上帝，随心所欲，要求人的绝对服从。人由于堕落不能自救，故必须依赖上帝的恩泽。加尔文宗的神学中心是“预定论”，即上帝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少数人得救，一个人是否得救在他出生之前就由上帝决定了，与他本人的努力无关。既然如此，人的善行还有意义吗？答曰有，因为善行美德是得救的标志，每个人必须努力去表现。凡有此标志者，被称为“可见的圣人”。而必定得救的真正的圣人只有上帝知道，称为“不可见的圣人”。

清教徒还相信与上帝的信仰契约。上帝最先与亚当订立行为契约，只要亚当表现良好，便可在伊甸园中永享快乐。但亚当堕落而毁约，这第一次契约便作废了。但上帝仁慈，又与亚伯拉罕订立信仰契约，这次上帝要求人对他无限信仰作为拯救的条件。清教徒们将现世视为对来世的准备，将得救看作人生的最高愿望。他们要把一切奉献给上帝，以期得到上帝的恩泽。他们一心一意，热情坚定，充满献身精神，又毫不宽容异端，因为他们深信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勤劳节俭，因为兴旺发达是上帝恩宠的证明，这一伦理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思想准备。

清教徒遵循路德关于教会是信徒自由联盟的精神，采取公理会的组织形式。信徒自愿组成教会，自选牧师，自行管理。各教会独立自主，不设主教或其他教阶，取消教会的等级制，强调信徒的平等。他们认为信徒可以直接求助于上帝，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清教徒有组织有纪律，更有战斗精神。在新教受迫害的年代里，公理会灵活机动的组织形式帮助他们赢得生存与发展。马萨诸塞的清教教堂犹如会议厅，朴实无华，虔诚的信徒们在这里崇拜上帝，也在这里探讨政治。

清教徒们把一个拥有特许状的贸易公司建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他们的政治虽然包含一定的民主因素，但属于神权政治。他们认为，地上的王国尽管不是天上的王国，但也是根据上帝的意志建立的，也具有神圣性，必须配合教会体现上帝的意志。凡触犯教规、对上帝不敬者，教会有权将其开除出教，而世俗政府则有权将其鞭笞、处罚和流放。教会严密控制思想，宗教教义等于社会公德，因为拯救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同时，政府虽是选举产生，但教会对政府的控制具有组织上的保证，因为只有教会会员才能有“自由人”的称号，而只有“自由人”才能参与政治。入会是清教的一件大事，申请入会者必须当众陈述自己的宗教转变过程，大家认为可信才能被批准入会。作为教会会员，他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才有担任公职的权利。清教徒认为如此安排，世俗政治就可以永久牢靠地掌握在教会手中了。

但始料不及的是，第一代移民高扬的宗教热情并未延续很久，他们的子女竟然就已经没有宗教转变可以汇报。问题的严重在于只有教会会员的子女才能受洗，受洗后长大成人才有可能入会。如果第二代不能入会，那么第三代就无法受洗，他们的入会也就无望，如此下去，教会必将面临萎缩。1662年，教会决定采取“半途契约”的应变方式，允许不能入会的信徒留在教会，并允许他们的子女受洗。到1691年，只有会员才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规定也终于作废了。虔诚严厉如清教徒，也不得不适应时代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教规。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

18世纪初，北美殖民地的宗教情绪已经明显退化了，其原因是多样的。首先，17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牛顿等科学家发现了一系列自然规律，鼓励了人们用理性去认识规律和适应规律的勇气。洛克又将自然法则运用于人，提出人的思想主要是由经验形成的。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原来宇宙是有规律可循的，并非由着上帝的兴致来。上帝现在倒更像个钟表匠，创造世界是让它按一定规律去运转。自然灾难也因此变得可以解释和防范了。人们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把握后，就越来越不喜欢加尔文的那个报复心极强的愤怒的上帝，也不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完全沉沦堕落、不可救药。他们倾向于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有能力完善自身。这种理性思维和自信自立的精神当然是对清教教义的极大冲击，清教领袖想抵挡也抵挡不住。相当一批人开始信仰自然宗教，亦即自然神教，他们相信有创世者，却不接受神示。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发展，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社会也越来越世俗化。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后大批移民到来，使北美原本复杂的宗教更趋多元，这也使社会的宗教色彩淡化。宗教本身理性化，民众中普遍存在宗教淡漠，这状况引起了一些宗教人士的不满和担忧。

18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地爆发出群众性的宗教热情，掀起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波及全部英属殖民地，极大地改变了殖民地的教会和宗教情绪。先是在中部殖民地有牧师用地狱之火和永死来迫使听众皈依上帝，接着是1735年春乔纳森·爱德华兹在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河流域掀起令人震惊的皈依之风。爱德华兹是个极其虔诚的清教牧师，他坚信加尔文教义，但他认为宗教不仅仅是用头脑来理解教义，更重要的是要使灵魂感受宗教。他要让人们重新体验宗教的激情，感受上帝的权威。他在布道中大肆渲染上帝的愤怒和地狱的恐怖，警告罪孽深重的人们说，上帝毫不留情的惩罚将随时降临，听众呼号呻吟着当即请求皈依上帝。就这样，爱德华兹把迷失的灵魂重新归拢到上帝的管辖之下。

1739年，英国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德来到殖民地巡回布道。他不注重教义，在任何教堂和野外都能布道。他的布道语言生动，情感激越，听众如痴似醉，当场皈依。此后几年，他和北美的牧师们四处传播福音，收集皈依的灵魂，影响遍及各殖民地。一时间，拯救成了人们惟一的话题和关注。直到1745年以后，这种宗教狂热才慢慢平息下来。

大觉醒运动对殖民地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以往的宗教相比，大觉醒是场群众运动，冲击了传统教会的权威。传统教会否认每个人都能经历精神上的宗教转变，但福音传播者却允许每个人只要愿意，都有可能经历宗教的转变和灵魂的新生，得救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普救论这一新的得救理论使下层人民在精神上感到了与上层的平等，普通人对宗教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们甚至宣布只懂教义而没有宗教经验的牧师根本没有资格布道。传统的宗教秩序向大众化发展了，信教入教的人数激增，尤其是浸礼会、卫理公会等普通人的教派。

大觉醒中表现的宗教狂热和集体皈依引起了宗教界的不同看法，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导致了许多教会的分裂。以公理会为例，分裂成新光和旧光两派，新光派是爱德华兹的追随者，他们从旧光派中分裂出去，使旧光派损失不少信徒。同时大觉醒还创造出新的教派和新的宗教。宗教变得更加宽容了，原先由几个教会垄断宗教的状态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教堂之间的自由竞争。

大觉醒是第一次全美的社会运动。原先各殖民地是独立而分散的，各自为阵，福音牧师到处巡回布道，打破了殖民地之间的界线，促进了彼此的交流，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民族感，从精神上为即将到来的独立作准备。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美国独立时，教会又经历了一次考验，在支持与反对独立的表态中难免会被牵涉到争端里去。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等支持独立，他们的教堂在战争中就可能受到英军破坏。而属于英国国教的圣公会则为爱国者所不满，圣公会的亲英派纷纷撤离，弗吉尼亚的牧师走了一大半。

革命对宗教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说，革命前大多数殖民地都有本地确立的宗教，由税款维持，革命后用公款维持教会的做法逐渐被取消。宪法关于不设国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确立后，教会必须自谋生路。从组织上说也是一次大变动，政治独立后各教派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宗教组织，脱离与英国相应教会的从属或指导关系。1784年，美国的卫理公会教徒成立独立的美以美会，自己选举主教，不再需要英国的卫理公会授权神职。圣公会也成立全国范围的圣公会组织，甚至连天主教也在1790年有了第一位美国的主教。

从思想上说，一方面民众要求平等的呼声提高，教会的权威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怀疑思潮、崇尚理性、政教分离的冲击，美国的宗教色彩日益淡薄，连昔日作为宗教摇篮的学院里也出现了宗教信仰危机。在美国清教大本营的新英格兰，尤其是文化重镇波士顿，宗教在向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19世纪初，威廉·埃·钱宁牧师便开始强调上帝的仁慈而不是上帝的愤怒，强调人的可完善性和自救的能力。由于守旧派坚决不与之“同流合污”，自由派索性另立门户，于1825年成立美国唯一神教协会。唯一神教否认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因而也称为上帝一位论。

像上帝一位论这样高度理性的宗教，也许对波士顿一带有教养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来说正合口味，但却无法满足普通人的宗教感情。物极必反，在宗教的冷漠中必然又迸发出新的宗教热情。早在18世纪末，在新英格兰一些地方便出现了福音派加尔文宗牧师向底层人民宣讲普救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之风中，美国又出现了群众性的宗教复兴，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牧师热情最高，长老会的查尔斯·芬尼也是个代表人物，他们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四处巡回布道。福音派牧师们宣扬宗教是行动，不是等待，罪人只要赶紧忏悔，皈依上帝，便可得救。他们抛弃了宿命论，抛弃了原罪论、预定论和被选论，宣称上帝已经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上的自由人，罪是可以避免的，犯罪是人的选择。现在，一切就看个人自己的表现了。人人都有平等的得救机会，只要他真心去做。

西部正在拓荒，传教士随后紧跟。当他们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西部边疆后，宗教奋兴运动达到巅峰，所到之处，激起一片皈依之风。拓荒者们驾车前来听道，野营布道会搭起帐篷，可以连续数天。1801年在肯塔基举行的一次野营布道会聚集了万人以上，马车就有1000多辆。布道激动人心，听众报之以强烈的情感反应，捶胸顿足、狂呼乱叫、手舞足蹈，乃至自杀。尽管有过分的表现，对社会尚处于自发阶段的边区来说，传教士还是代表了一股文明的力量，他们组织教会，规范行为，普及教育，对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起了作用。在边疆民主氛围浓厚的地方，当巡回牧师不够用的时候，地方牧师或俗人也同样可以主持仪式甚至布道。

奋兴运动此起彼伏，如旋风般冲击着所有的宗教派系。旧教派分裂了，新教派诞生了，都是为了各自的得救。试验宗教共产主义的也不少，以震颤派为例，他们过的是集体生活，礼拜时抖动双手，让魔鬼从指尖上抖掉。还有许多人相信千禧年说，威廉·米勒几次预言世界末日将到，基督将再次降临，不少信徒抛弃家财焦急等待。最后米勒将日子定在1834年的3月21日，当天信徒们身穿白袍在屋顶或山坡上等待，但什么也没有等来。预言屡屡未能兑现，信徒们大为失望。但还是有一批人相信千禧年总要来的，只是什么时候来谁都不知道，基督复临派就此产生。更有一对福克斯姐妹，自称能与神灵交谈，传为奇闻，于是阴阳对话又成一派，为唯灵派。

最富传奇性的还数后期圣徒会的摩门教。1830年，纽约州北部的约瑟夫·史密斯声称受到神谕，发现摩门经书，进而创建摩门教。摩门教组织严密，还实行一夫多妻，所到之处均遭敌视。他们由纽约北部一路退避到俄亥俄、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始终不得安宁。史密斯于1844年在伊利诺伊被暴徒在监狱里杀害，1846年，新首领杨伯翰带领15000名摩门教徒西行寻找福地，历经艰辛，终于在1847年到达荒漠之地盐湖城。他们引水灌溉，改造沙土，发展农业。来年加州的黄金热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好运，处于交通要道的盐湖城为来往过客提供物质服务，经济发展得颇为兴旺。1890年，他们宣布放弃一夫多妻，遂被联邦接纳。

北方的宗教情绪和当时盛行的改革一致，充满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相信人的完善能力，甚至相信恶真的能被根除，人类社会将一劳永逸地至善至美。信徒们支持政治改革，积极行动，组织许多协会，试图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纯洁所有人的行为。他们宣扬虔诚、勤劳、秩序、德行、遵守安息日，尤其是反对酗酒。禁酒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到处在动员人们作出饮用白水的宣誓。

与北方宗教强烈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相比，南方的宗教为维护奴隶制而极力回避政治，因此不能不显得僵化和教条，但宗教皈依之风也很盛行。大型的野营布道会，热烈的宗教情绪，教会的迅速发展，都同样惊人。南方的信徒中90%是新教，而新教中又有90%属于浸礼会和卫理公会。黑人信徒大多选择这两个教会，因为他们不太讲究教义和文化，礼拜时也更富于激情。

第二次大觉醒使美国教堂的人数猛增了一倍还多。无论从去教堂的人数还是从给教会捐款的数目来看，美国都是最宗教化的国家。宗教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传教士们还不满足于国内的福音传播，开始向海外进军。19世纪初，美国国外传道会成立，各教派都派出自己的海外传教团。在这个统一的组织名义下，还成立了全国性的促进宗教事业发展的协会，如美国圣经公会、美国宗教书社等。

宗教自由

英属殖民地建立之初，宗教呈现出南北单一中部多元的局面，但总的来说以新教为主，又大多信奉加尔文教义。宗教自由在北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是经历了持之以恒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由于北美广袤土地允诺的自由和各国移民带来的多元所造成。

北部新英格兰是清一色的清教。英国的清教徒大多属于长老会，而迁徙来的清教徒无论脱离派或非脱离派，都属公理会。他们主张地区教徒自治，信徒自愿结合成教会。教会会员只限于上帝选民，会员的加入和开除由全体会员投票表决，牧师和长老也必须经选举产生。公理会在马萨诸塞由全体居民纳税维持，上教堂礼拜是每个人的职责。马萨诸塞的神权政治是不容忍异端的，他们对内要求思想统一，对敢于进入其领地的贵格会会员毫不留情地处以鞭笞、断肢和死刑。

南方从詹姆斯敦开始便引入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由英国委派，教会由当地征税维持。但是弗吉尼亚疆土辽阔，居民居住分散，处于隔离状态，很难按时去教堂。北美没有主教，英国能派来的正式牧师数量很少，根本照顾不到所有的教徒。有些地方只能聘用世俗的读经师，有时婚葬礼仪上也没有牧师，一直到1675年以后，伦敦才指派了一名殖民地的代理主教。北美的环境对宗教显然起了自然淡化的作用。

中部各殖民地的宗教相对复杂，这里有新尼德兰时期留下的荷兰改良新教，有从新英格兰南下的公理会，有马里兰的天主教，有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和各派德国改良新教，还有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浸礼会等等。其中有的教派如荷兰改良新教和贵格会，一贯倾向信仰自由。但为了生存，杂居在一起的各派教徒不能不学会相互容忍，和平共处，这也是环境使然。

然而，宗教自由也是靠殖民地人民争取得来的。说来也奇，北美争取宗教自由的第一人偏偏出在控制最严的马萨诸塞清教徒中，那就是罗杰·威廉斯。威廉斯在英国本是个脱离派，1631年他到达马萨诸塞，随即批评当局与英国国教没有划清界线。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政教分离，他认为宗教乃是有关良心的事务，世俗的民事政府无权干涉。凡精神事务，只能服从耶稣基督。1635年，威廉斯由于其异端邪说被马萨诸塞驱逐出境，他带领一小批追随者南下建立新殖民地普罗维登斯，后来发展为罗得岛。威廉斯在罗得岛实施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不仅容忍不同的新教派别，也允许天主教、犹太教乃至异教的信仰自由，使罗得岛成为开创北美大地上法定宗教自由的殖民地。

马里兰由信奉天主教的巴尔的摩勋爵创建，那里的第一批移民是天主教徒，但新教徒也受到欢迎，而且他们的人数很快就占了优势。1649年，为了解决英国清教革命在殖民地造成的危机，马里兰发布信仰自由法令，规定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有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但亵渎神明或者否认三位一体的人要处以死刑。与罗得岛相比，这个法令在宗教自由上显然并不彻底，这也就埋下了天主教日后受迫害的祸根。

1681年，贵格会的威廉·宾恩从查尔斯二世那里获得宾夕法尼亚，他要在北美实现他宗教信仰自由的梦想。宾恩认为信仰自由是明智的治国之道，不同的信仰之间要允许宗教辩论，使用暴力不符合耶稣基督的精神，只会危及公共秩序，因为良心被蹂躏就会产生复仇的动机。宾夕法尼亚对宗教信仰的容忍态度使之成为北美殖民地上的又一个宗教避难所。

第一次大觉醒和独立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北美的宗教面貌，为更彻底的宗教自由铺平了道路。在独立战争前后，各州纷纷取消宗教税款，放宽对任公职者的宗教要求，大幅度提高了宗教自由。其中最著名的有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由乔治·梅森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其中第16条规定：“宗教，亦即我们对创世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尽这种责任的方式，只能由理智和信念加以指引，不能借助于强力或暴行；因此，任何人都有按照良知的指示，自由信仰宗教的平等权利；所有人都相互有责任以基督的克制、博爱和仁慈对待他人。”

宗教自由的原则虽已立法通过，但英国国教作为弗吉尼亚州的教会还未实际废除。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于1786年1月得以通过，它再一次雄辩地论述了宗教自由的权利和政教分离的必要，宣布公民权利不依赖于宗教见解，否定了以强迫方式让人民捐款维持教会的做法，法令颁布如下：“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上或者财产上受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他损害。任何人都应该有自由去宣讲并进行辩论以维护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而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削弱、扩大或影响其公民权利。”至此，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得以彻底完成。

全美国的宗教自由是通过联邦宪法及其修正案实现的。1789年实施的宪法第六条规定：“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1791年正式成为宪法一部分的权利法案中的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随着宪法的实施，各州确立的宗教逐一被废除，到1834年马萨诸塞州政府结束用税款支持公理会时，政教分离的原则终于全面落实。

二、内战后宗教的演变

天主教的壮大

内战后天主教的壮大主要是由移民造成的。1790年约翰·卡罗尔成为巴尔的摩主教时，美国的天主教徒只有3万。后来路易斯安那购地带来了一些原法属殖民地的天主教徒，但到1810年时，美国的天主教徒也不过7.5万，仅占总人口的1%。天主教移民的首批涌入是在1820年之后，到1840年天主教徒达到了100万，引起美国新教主流社会的关注。四五十年代由于爱尔兰饥荒和欧洲革命，又来了大批天主教移民，主要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1850年时天主教人数达到了175万。1860年又上升为300万。内战时移民几乎中止，但内战一结束，移民潮马上又开始了。一方面是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徒仍然源源不断地进来，但更大数量来自南欧和东欧。1880年美国天主教徒增加到600万，1900年达到1200万，每20年便增加一倍。

美国是一个盎格鲁—撤克逊白人新教传统的国家，从历史上就对天主教十分警惕。内战前的反天主教情绪已经很严重，当时不少人相信天主教是反共和政体的，移民是罗马教廷派来接管美国的，是个国际阴谋。更有人危言耸听，揭发天主教教会和修道院的所谓内幕，引起社会轰动并兴师动众地进行了调查。烧教堂、打神父的暴力也时有发生，1844年宾州的一次武斗延续了3天，死13人，伤50人，动用了军队才将其平息。1850年代初，被称为“一无所知党”的秘密组织美国党成立，在许多州的政坛获得成功，甚至准备竞选总统。但美国还是有很多人反对这种狭隘观念的，林肯就曾拒绝一无所知党对他的支持。他说，如果这些人掌了权将宪法修改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那么他不如搬到俄国去享受那里的“纯正”专制。一无所知党没有维持很久便消亡了，但影响却延续很久。

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冲淡了宗教和种族的矛盾，内战中500万移民参加了联邦军队，改变了人们的一些偏见。老的天主教徒通过参战等方式也逐渐适应了美国社会，有了些根基。鉴于美国公共学校普遍的新教倾向，他们还兴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成千上万的教区学校。然而，内战后天主教徒的激增又使反天主教情绪死灰复燃，尤其是到了80年代，外部势力控制论又开始传播，美国保护协会这样的秘密组织又出现了，他们发誓不选天主教徒当政，不雇天主教徒工人。但总的说来，他们掀起的风浪不如当年的一无所知党。

天主教本身也进行了调整，努力适应环境，加快美国化进程。深受敬重的红衣主教吉本斯做了许多弥合工作，他赞扬美国政府，强调天主教与美国制度的一致性，与新教各派友好相处，消解矛盾。同时，他也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内部统一。当时不同的种族由于不满意太多的法国神父，纷纷要求有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神父主教，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礼拜。吉本斯认为这样做会破坏美国天主教的统一，更有可能被利用来作为外国势力的工具，最后梵蒂冈派去了爱尔兰神父，平息了这场争论。

达尔文的冲击

19世纪科学的继续发展以及新学科的建立，使思想进一步自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和需求，更看重社会和经济力量的作用，而降低了上帝在人心目中的权威。老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都时兴科学实证作为真理的基础。新的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所获得的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又往往构成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怀疑和挑战。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了。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发表时，正值内战逼近，美国人无暇顾及。战后进化论成为争论的中心，尤其是达尔文在1871年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的发展。进化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生物通过自然选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连人类也包括在内。这一学说直接违反了《圣经〈创世记〉》里的说法，圣经中说，上帝在6天内创世，人是由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的，各物种也是由上帝分别创造的。

美国宗教界因进化论而分成两派。自由派表示接受，在哈佛、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都有人公开支持，有的牧师称进化论是对旧时加尔文主义的一种现代替代物，一些有影响的教会报纸也发文表示赞同。也有的自称“基督教进化论者”，他们自觉地对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进行协调，将上帝说成是进化论背后的原动力，或用进化论的观念来重新解释创世记，解释圣经，使它们彼此相符。他们还接受从欧洲引进的新型圣经学派，该派对圣经及其教义进行历史的考证和研究，提出圣经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写作，最后汇编而成，这无疑大大影响了圣经作为“上帝的话”的权威。自由派越来越倾向于将圣经视为一种隐喻或象征，而不是必须照办的字字真理。

保守派则坚决拒绝进化论，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攻击达尔文主义是无神论，禁止教会学校宣讲进化论。他们要维护传统的教义，毫不动摇地一字一句地遵从圣经，阻止达尔文主义及其他新科学来破坏美国的宗教基础。1895年，保守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提出检验正教的五条标准，亦称“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宪章，它们是：圣经的绝对正确、基督耶稣的神性、圣灵感孕、基督代人赎罪和基督肉身再临，只有承认这五点的才是正统。当科学与宗教相悖时，他们认定宗教是正确的。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发布通谕谴责现代主义，从事考证的神职人员被迫保持沉默或被开除出教。

不少新的原教旨教派在美国成立，他们在南方和西部的农村中势力最强。农民们信守传统的观念，认为只有在田地里工作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不愿意看到变化，对拥挤着外国人的“不道德”的城市向来抱有怀疑，对那里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是防范严密，决不能容忍他们心爱的新教被现代化和自由化。南方的“圣经地带”重新兴起三K党，在1920年代党徒达到500万。他们鼓吹白人新教的优越，反对外国人、黑人、天主教，气焰十分嚣张。

但一次大战后的20年代从全国范围来说还是自由开放的爵士乐时代，批判精神高于教条和偏见。现代主义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已占优势，更多的宗教人士在用现代概念叙述古老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对神迹启示作出自然的或象征的解释，不再坚持圣经的绝对正确性。1925年在田纳西发生的斯科普斯（Scopes）“猴子审判案”是自由、保守两派的一次大交锋，使更多的人对愚顽偏执的宗教有了更好的认识。农业州田纳西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凡否定上帝造人、宣称人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成就是刑事犯罪。代顿市中学教师斯科普斯违反了这一规定，受到起诉。在开庭中协助起诉的是曾经三次竞选总统的“伟大的平民”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辩护律师则是著名的刑事律师达罗，双方就当时主要的宗教问题进行了争论，引起全国轰动。结果虽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原教旨主义者却在国人面前显得不开化得可笑。奋斗终身的布赖恩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同党修建了一所以他命名的大学，作为原教旨主义的教育阵地。到20年代末，原教旨派衰落了，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不得人心，更重要的原因是大萧条的爆发，人们的关注一下子转移到经济上去了。

内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由斯宾塞从达尔文主义发展而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颇有市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人类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虽然残忍，但却是人类生存斗争之必须。种族主义者借此鼓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企业家们借此赞美自由竞争，财阀们自认为是生存斗争中最适宜生存的佼佼者，由他们来掌握经济命脉才是最有利于美国民族的。一直到二战时反种族主义呼声高涨，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显得越来越不能被接受了。

社会福音

社会福音是美国教会对工业化的反应，因此主要活跃在城市中。从传统上说，基督教——尤其新教——最关注的是个人灵魂的得救，他们认为慈善服务和改良社会是世俗问题，应该由世俗政府去解决。内战后美国工业化、都市化的结果，造成赤贫与豪富的鲜明对照，城市拥挤，贫民窟惨不忍睹。19世纪末，教会不得不对此反省，改变其超然的态度，以实际行动宣传社会福音，投入到具体的社会服务和改良中去。

当农村打工青年和外国移民大批涌向城市时，城市里比较富有的居民便迁移到富人区或郊区去，教堂若不随之迁移，便会发现人去楼空。留下的牧师们必须以新的姿态来面对新的会众，否则教堂便难以维持。教会发现，首先要改变的是对贫穷的态度，基督教的价值观是维护私有制的，财产一贯被认为是上帝对勤劳节俭的奖赏，而贫穷则是对犯罪懒惰的惩罚。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豪富都自诩他们的财产是上帝赐予，符合预定论。但面对惊人的大规模贫困，牧师们这样解释已经不能令信徒信服了，而对缺衣少食的穷人宣讲灵魂得救也显得不合时宜。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个人来负责是不公平的，教会要争取会众，必须理解和同情穷人的苦难，并为他们服务。

先是从英国传来了基督教青年会，1851年美国第一个青年会在波士顿开设，主要为来到城市的农村青年服务，随后在各地兴办了几千所，还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救世军也是从英国传入，从1880年代开始在城市贫民区工作，负责募捐和分发食品、衣物，提供临时住所和职业介绍等。一些开设济贫院的社会改革人士也常常带有宗教色彩，例如著名的芝加哥赫尔会馆的主办人简·亚当斯，她的父亲是个贵格会会员，本人相信基督教的复兴。

1872年，纽约的埃尔迈拉第一公理会教堂率先进行改革，在教堂内设立图书馆、演讲厅和体育馆。针对大多数贫民教育水准低的情况，许多教堂开设工人夜校、职业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教堂原来只在安息日做礼拜才开放，现在则天天有活动，举办合作商店、体育活动、外出度假、就业服务、托儿所、童子军，并提供各种专为老年和妇女的服务等，教会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服务功能。

除了慈善事业、兴办教育和社会活动外，宗教界开明的自由派人士也早就在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工业化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自由放任变成了极端的自私自利，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以激烈的竞争为基础，有悖于基督教人类皆兄弟的合作精神。他们认为，经济进步应造福全人类而不是摧毁人类，决不能在日益富裕的社会中制造和容忍贫困。现在人们一味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与宗教越来越远。他们谴责社会的不公正，批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要求按照基督教的理想来重建社会，教会应提供改变经济秩序的道德力量。在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索尔斯坦·凡勃伦等社会批判家的影响下，基督教也开始传播新社会福音。浸礼会的沃尔特·劳兴布施牧师宣讲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他认为上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精神和结果。他在1892年组织天国兄弟会，提出一系列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包括铁路等部门的国有化、征收所得税、遗产税、设立养老失业社会保险等，其中一部分在新政时得到了实现。

教会在支持有组织的劳工方面态度鲜明，亨廷顿主教本人也参加了劳动骑士团。在主教派1908年通过的社会纲领中，提出了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尽可能减少劳动时间、废除童工、改善妇女劳动条件等要求。由25个新教教派组成的基督教联合会也赞同这一纲领，各教派都发动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谴责不公正不平等，支持罗斯福的进步党。

天主教虽然在追究社会制度方面没有像新教走得那么远，但也将支持工会和救济穷人视为自己的职责。詹姆斯·吉本斯红衣主教在梵蒂冈为劳动骑士团辩护，使他们免遭谴责。针对天主教徒中新移民多、工人多、城市贫民多的状况，天主教会竭力为工人说话，试图充当劳资关系中的调解人。甚至教皇利奥十三世也在1891年发布了著名的通谕《新事物》，他一方面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和反对私有制，同时也谴责了工业制度对工人的压迫，使他赢得了“工人的教皇”的称号。到20世纪初，天主教采取了更多具体的社会行动。1919年，美国成立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约翰·瑞安神父任其中社会行动部主任，他要求政府更积极地保护受剥削的工人，提倡8小时工作制，实施最低生活工资、建设公共住房等，以促进全社会的福利。

天主教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大萧条的年代，1931年教皇庇护九世发布通谕，指出贫富悬殊是现代社会的罪恶，号召以基督教的方式来改革和重建现代社会，同时保障个人权利和财产权。1933年，美国的“天主教工人运动”拒绝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价值，号召自愿贫困。查尔斯·考夫林神父组织全国社会公正联合会和人民的院外集团，要求改革腐败的资本主义。

教派的联合趋向

1830—1860年是美国新教派别林立的活跃时期。内战后，像奴隶制这样一些导致分裂的因素消失，为各教派的联合创造了条件。自由化和现代化的结果，使教义的差别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越是自由化的教派在联合上越是积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又削弱了宗教的神学意义，提高了宗教的人道主义社会功能。总之，各教派的差距缩小了，目的更接近了，都是为了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导致教派间合作和统一的愿望增强。

首先是教派内部的和解和联合，北方长老会内部在1870年达成和解，北方的浸礼会在1909年合并。相对而言，南北的分裂更难弥合，大多要在内战后半个世纪才逐渐淡忘。部分南北长老会在1906年进行了联合，1918年美国联合信义会成立，1939年卫理公会联合，1957年联合基督教会成立，1958年美国联合长老会成立，1960年美国路德教会成立。

随后是新教教派之间的联合，很多地区达成了市一级和州一级的联合。在此基础上，30个新教教派于1908年成立了美国基督教联合会，联手应对宗教界面对的各种新问题。在城市改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教堂运动也有利于促进教派间的协作，因为这些独立的教堂不依附于任何教派，可以为不同教派共同使用。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教义的争论也让位给团结合作，随军牧师更是不分教派，为一切信徒服务。1950年底，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俄亥俄成立，代表25个新教团体和5个东正教团体的3700多万信徒，致力于协调各教派的布道、教育和社会福利活动。

一部分自由派宗教人士更是将宗教往伦理文化方面推进。内战后不久就有一位牧师将他的一位论教堂改成“独立自由教堂”，筹建自由宗教协会，提倡宗教思想的完全自由和对神学的科学研究。1933年，这些人发表了一个人道主义宣言，承认宗教所发生的变化，认为世界是“自在”而非“创造”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宗教人道主义表示要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重建人类的希望，为人类服务。

世界范围的联合倾向在进入20世纪后发展很快。一次大战后英美新教派发起普世教会运动，或称教会再合一运动，提倡教会的普世性和教会一家，认为宗教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不仅新教各派之间可以联合，新教和天主教，甚至和犹太教，都可以相互合作交流。在这方面意义重大的是第二届梵蒂冈公议会，它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起，于1962—1965年召开。这次会议为天主教适应现代社会作出了许多新的决定，如允许各国使用本国语言而不一定是拉丁语来进行弥撒，允许个人根据良心进行礼拜，允许广泛阅读《圣经》和俗人参与宗教，甚至还免除了犹太人对基督之死的责任，认为基督之死应由全人类来负责。这一切修正使天主教与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可行了。

三、宗教现状

概况(www.xing528.com)

在当代美国，一方面是文化的普遍世俗化，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的复兴。一方面是各宗教和教派间的合作、教义之争减弱，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界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各执一端。

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物质丰裕，社会向消费享乐型转化。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宗教却显得与现代生活越来越不相干。随着人们的思维日趋科学理性，重视实证逻辑，对超自然的宗教不免感到难以接受。同时，战争的浩劫也使许多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们拒绝传统的上帝概念，对人性也不再那么乐观。在十分明显的世俗化社会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在新闻界、政界、科技界和大学占据重要位置的所谓“新阶级”。他们倾向于世俗人文主义，对宗教态度冷漠，认为宗教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甚至视之为反科学的落后迷信。由于他们对社会和媒体都颇有影响，也更加造成了普遍非宗教化的印象。

但事实上，美国从总体讲仍是一个超常的宗教国家：90%以上的美国人自认为信仰上帝，过一半的美国人属于某个教会并经常参加教会活动。虽然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但那是指政府和教会的分离，宗教和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体，绝大多数美国人将“我们信赖上帝”视为信条。美国历届总统都相信宗教和道德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他们在演讲中使用的语言都包含着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便和公众沟通。

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在世俗化的同时，各教会的信徒都有所增加，尤以福音派为最。对许多人来说，对宗教的需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了。战争、核竞赛、冷战所引起的焦虑，人生无目的无意义的感觉，道德的变迁和失落，家庭的不稳定，这些都促使人们转向宗教去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在各教派中，福音派由于强调宗教体验和感情、注重个人皈依和得救，最能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在大萧条时期教会大力宣传社会福音，新政后教会承担的许多慈善救济工作由政府接手过去，教会的关注又过渡到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为个人灵魂提供救赎。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为代表的新神学对重视社会福音的自由主义神学进行反思，调整自由派对科学和人性的过分乐观，重新提出人性的双重性和上帝的超验神秘，并在欧洲思潮的影响下，发展出“基督教存在主义”。

50年代，美国失去了历史上一贯的新教一致性，形成了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教为主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天主教从边缘进入主流，标志是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担任此职的第一个天主教徒。肯尼迪在竞选时一再强调他将维护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决不受天主教会的影响，并保证宗教的宽容和自由。到了60年代，美国的宗教更趋多元化，而且由新教的多元化或基督教的多元化向一种缺乏共同性的多元化发展。大量非欧洲移民的迁入，带来了犹太—基督教以外的各种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更有无数分门别类的边缘小教会，宣传形形色色的信仰和崇拜。

动荡的60年代是美国当代的一个分水岭，在青年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越战、水门事件等一系列猛烈冲击下，社会发生裂变。宗教界也失去了均势，基督教势力和政治体制的合作开始解体。许多人感到越战是国家政策的道德沦丧，水门事件则是总统本人的道德沦丧。教会内左右两派也因对社会态度的不同而日趋分离。在内战后的很长时期内，新教自由派一直是美国宗教的主流，他们主张把信仰变为行动，积极投入社会改革。教会基层的一些信仰上帝、重视圣经的平信徒虽然思想上相对保守，但也一直留在主流内。到了60年代，主流派的领导层积极支持社会变革，肯定激进派的革命精神，支持青年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中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对许多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采取了容忍态度。保守派却看不惯青年反文化运动，确信留长发、吸大麻、性解放是堕落。他们对妇女运动也看不惯，对社会福利计划，他们也觉得违反工作伦理。他们认为主流派教会领袖偏离了传统和共识，不再是旗手，应对社会和道德的崩溃负责。

激进的社会产生激进的神学，一部分自由派转向“基督教无神论”或“激进派基督教”，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上帝概念和宗教内容。如60年代中的“上帝之死”派认为，西方文化变化如此之大，上帝的存在与否已经和现代社会无关，个人必须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自己的道德伦理。他们建议在科技和世俗的条件下重新发展出一种可以运作的基督教形式来，例如向耶稣学习对人类的爱和社会服务，而不去提及一个超验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新神学自然令基层保守派大失所望，甚至愤怒。

如果说神学上的变化对一般信徒的影响还有限，那么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所体现的自由派观点终于使保守派感到忍无可忍，其中主要是：1962年不准要求在公立学校进行日常祈祷，1963年政府不能强迫在学校念圣经，1971年禁止在公立学校自愿进行宗教仪式，1973年使堕胎合法化。保守派感到两千年的基督教道德全被否定了，世俗人文主义还与教会争夺学校这个教育下一代的阵地。保守派深感基督徒必须马上觉醒和行动，恢复基督教的传统道德。作为反击，有人甚至提出，世俗人文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也应将它从学校教育中清除出去。

从60年代末开始，属于主流派的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路德会和北浸礼会等人数开始下降，保守派人数急剧增加。原因是主流派中的极端自由派索性离开宗教，而内部的保守派也终于分离出去，和主流外的右翼宗教领袖相呼应，形成新的主流。保守派主要有南浸礼会、基要派、福音派、神召会、摩门教、基督会、圣灵降临派、耶和华见证会、安息日会等，其中南浸礼会在60年代末成为最大的新教教派，因为南方圣经地带基本上未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保守派们担心政治自由派、最高法院、以及世俗人文主义掌握的大众传媒会将联邦政府引入歧途，于是他们一反过去注重个人拯救的虔敬主义传统，积极投入政治行动。70年代，一贯积极进行传教广播的浸礼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创立道德多数派，成为右翼的中坚。各种类似的泛教会独立福音派组织都非常活跃，合成一股强大的基督教右翼势力，成为当代新教的主要趋势。有人认为这是自乔纳逊·爱德华兹以来新教思想最强劲的复兴，或至少可以说是大觉醒的现代版。他们拥有一千多个电台、电视台，发动广泛的宣传攻势，院外游说频繁。1976年南浸礼会卡特的当选总统是美国福音派复兴的标志。不过卡特虽然是个重生的浸礼会信徒，他的社会政治主张却比较接近自由派，因此，新宗教右翼在1980年大选时和世俗保守派右翼联手，重新选择了里根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

福音派的复兴可以视为具有宗教观念的美国人对60年代社会巨变的反应，他们看到一切权威都被怀疑，传统价值遭到否定，深感公共领域道德空虚，必须在宗教基础上谋求维持公共秩序的道德共识。他们希望全民族遵循上帝的原则，向经典传统复归，在宗教中重新发现权威、信仰和价值。福音派的特点是向人传福音、劝人归宗，所以他们发展最快，人数众多，成分也相当复杂。其中最保守的是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但在美国标榜自己是基要派的教派很少，只有一些小教派会这样做。其次是强调接受圣灵洗礼和神秘主义精神治疗的新灵恩派，大部分则是称为福音派的不走极端的温和派，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的主流派，也不赞成僵硬的基要主义，主张以圣经为基础，将福音运用到公共事务中去。

福音派关心的政治问题和主流自由派关心的完全一样，但立场却截然不同，在美国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基督教纲领。新自由派的宗教左翼以正义为口号，强调经济公正，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反对核军备，要求裁军等。而宗教右翼以自由为口号，强调经济自由，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念，指责取消一切道德绝对性的相对主义，反共并主张以实力求和平等。他们交锋最激烈的几个问题是堕胎、同性恋、妇女任神职、公立学校的祈祷、联邦经费用于教会学校、传统家庭等。堕胎是最棘手的问题，宗教左翼支持妇女有权选择堕胎，而宗教右翼则坚决反对堕胎，双方至今争执不下。但不容置疑的是，宗教对政治的介入已越来越明显，1988年两党都产生了一位牧师直接竞选总统，这决不是偶然的，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新教

美国是传统的新教国家，至今新教人口还占总人口的57%。新教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教派林立，各国移民又将这些教派都带到了美国。美国的几种主要宗教中，新教派别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有圣公会、路德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卫理公会、贵格会等，它们在历史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特点。

公理会　又名联合基督教会，由美国公理会和福音改革教会在1957年合并而成。早年移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都是公理会的，后来随着美国领土西扩而传到西部，主要在东部和西部的城市里。公理会一直位居美国历史文化的主流。

公理会神学上属加尔文宗，相信“见证”而不是历史上的信纲或信经。在组织上实行会众制，“公理”两字即由“公众治理”而来。强调各教堂的独立自治，不设上级行政机构，只设自由参加的联谊性机构。各教堂自行决定制度、礼仪和教义，会众以民主方式直接选聘牧师。由于公理会教徒相信拯救完全在于上帝，并不在于具体教会，所以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都愿意联合，在基督教合一运动中表现积极。

公理会继承加尔文改造日内瓦的传统，有志将尘世改造成上帝之国，一贯以天下为己任，非常关心政治和社会。他们在独立战争、废奴运动、社会福音及各种改革中都走在头里，对进化论等现代科学思想很容易接受。公理会对追求真理情有独钟，也重视文化教育，创办了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1833年公理会创办的奥柏林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向妇女开放的大学，1853年授予女毕业生神职，也是美国最早的。现在的公理会仍是自由派，支持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支持1973年堕胎法，支持同性恋权利，为他们设立专门教堂。美国公理会信徒约有160万，教堂6000多个，以白人为主，呈老龄化趋势。

圣公会　即英国国教，是新教中改革最不彻底、保留天主教教义礼仪最多的教派，因保留主教职位亦称为主教制教会。圣公会由首批英国移民带到弗吉尼亚，成为美国最早的新教教会，后来又成为弗吉尼亚等地的法定宗教。独立战争后，圣公会因不少会员逃离而一度处于低迷。1789年，圣公会在特权被取消后重新整顿，切断了与英国的联系，改名为“美国新教主教制教会”。1967年为了体现新教合一精神，它又删去“新教”两字，成为“美国主教制教会”。

圣公会曾是南方奴隶主阶级的教会，至今比较集中在东部和大城市中。其成员中白人占95%，大多属于中上层社会，有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会员受教育程度高，政界、金融界要人多，收入高，年龄也高。其中少数黑人信徒也是属于黑人的中上层。圣公会介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比较注重礼拜礼仪，他们的教堂是哥特式的，还恢复了修院制度。

圣公会在美国教会中属于自由派的顶层，思想一贯比较开放。他们信仰《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使用产生于1549年、后经几次修改的《公祷书》。由于在教规、教义、礼仪上不强行统一，所以很少因意见分歧而闹分裂。美国早期领袖中就有不少属圣公会，如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门罗等。19世纪圣公会成员基本上都能接受进化论，对圣经持开放态度。但由于对礼仪的态度有分歧，圣公会分为三派：高教会派注重繁琐礼仪，低教会派不注重礼仪而注重福音布道，也称福音派。人数最多的广教会派也可以是以上两会的，其特点是注重理性地理解基督教传统，关心“自由价值”。

作为“桥梁教会”，圣公会对基督教合一运动具有特殊贡献。它在19世纪就实行了内部的大联合，一次大战前又积极开展与路德会、长老会的联合。1907年它宣布对所有其他教会开放。1927年它促成召开第一次世界信仰和体制大会，以及全美基督教联合会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

圣公会教会由主教院和代表院构成。主教是主要的教牧人员，被视为教会团结的象征，像天主教的神父一样具有赦罪权，但圣公会的忏悔是完全自愿的。代表院有平信徒和其他教牧人员代表构成。从1970年起，总会允许妇女进入代表院，但不能当会长。1986年开始有女会长。1989年按立第一个女主教。圣公会对同性恋权利也比较容忍，1974年内部成立同性恋组织。圣公会信徒从60年代后锐减，现在约有不足250万人，在美国各教派中排行第六，教堂7000多所，还有神学院和大学，以及数目可观的养老院、医院、托儿所等慈善公益机构。

路德会　由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创建，因注重“因信称义”，亦称“信义会”，全世界的新教徒中约有一半属路德会。它很早便由北欧和德国移民带到北美，19世纪因几次移民潮而人数剧增，现在信徒仍比较集中在这些移民的后裔，后来也有从欧洲其他地方、甚至拉美和亚洲来的移民。

路德会成员在英国殖民地时，因民族不同一直习惯独处，和主流保持距离。也因为他们听从路德教诲，不相信世俗之国经过改善能成为上帝之国，所以不大参与政治，一直与社会福音保持距离。在加尔文宗的教派大力提倡禁酒时，他们表示反对。虽然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道德犯罪，但也并不积极投入废奴运动。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是美国的敌国，德裔路德会会员不得不加紧自身的美国化以赢得国人信任。他们在布道中改用英语，支持政府对德作战，支持新政，开展内心布道活动，与社会加强接触，因此在二战后终于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经济上也步入中产阶级。60年代也积极投入社会正义运动，多数反对越战，从寻求在上帝前称义发展到追求人世间的“义”。

路德会注重传统和信纲，强调圣经权威高于教会权威，但保留不少如蜡烛、十字架等礼拜用具，教堂音乐也闻名于世。中间派的福音路德会联盟现在属于多数，占835万路德会信徒中的63%，有一万多个教堂。保守的密苏里宗教会议为少数派，约有260万会众。路德会教会实行自治，教堂等财产归该堂会员所有，教会会议选举长老式的领导。在70年代，多数派允许妇女任神职。路德会对基督教合一运动很有热情，积极开展与各派的对话，80年代开始与圣公会、长老会等共领圣餐。

长老会　产生于16世纪的苏格兰，传入英国后成为清教的一派，神学上属加尔文宗。长老会的基本信条是威斯敏斯特信纲，由英国长期国会于1643—1648年间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宗教改革会议时制定，当时主张废除主教制，采用长老制。

早在17世纪初，长老会就传入弗吉尼亚。独立战争时该会态度坚决，致使英国下院称美国独立为“长老会叛逆”。1788年长老会成立全国性组织“美国的长老会”。长老会也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并产生“基督会”、“震颤派”等新教派。其奋兴派在1810年成立坎伯兰长老会。内战时长老会南北分裂，战后久久未能重新联合。在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之争中，南北两派又各分自由派与保守派。直到1958年，北方最大的“美国的长老会”才和独立时分出去的“北美联合长老会”合并成“美国联合长老会”。1983年，该会与南方的“美国长老会”合并成“（美国）长老会”。

长老会信徒中多数为中上层阶级，教牧人员中大多为自由派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长老会历史上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主，现在黑人仍为少数。现有信徒330多万，遍布全美，以都市郊区为最多。长老会总体上属自由派，保守派人数不足3万。早在1889年，坎伯兰长老会就任命了第一个女牧师，1971年美国联合长老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女的总会主席。

长老会的组织特点是，信徒推选从事世俗职业的信徒领袖担任“长老”神职，与牧师共同管理教务。长老会分四级：基层教堂、地区会议、宗教会议和全体大会，牧师是各级长老会的领袖，但平信徒长老的作用很大。也许因为长老会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所以信徒意见与上层有分歧时，往往容易分离出去另立门户。

卫理公会　由约翰·卫斯理及其兄弟查理于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创立。当时英国正值工业革命，劳苦大众无人关心。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组织“圣社”，过严格的宗教生活，故被同学戏称为“循道者”。他们还去工矿向穷人布道。卫斯理本是圣公会会员，卫理公会只是其中一个会社，因此保持了不少圣公会的特点。

独立战争时，卫斯理支持英国，反对独立，加之圣公会教牧人员又大量返回英国，美国的卫理公会就成为独立的教会，于1784年建立美以美会。（该会曾在中国设立机构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缩写为M.E.M.，故音译为美以美会。）美以美会主张人类灵性平等，积极向黑人传教，很快拥有大批黑人信徒。他们于1794年在费城成立独立的“非洲人美以美会”，1821年又从其中分裂出“非洲人美以美锡安会”。1830年，美以美会的一部分会众因要求扩大平信徒权利未果而另组美普会。由于总会反对奴隶制，不准会员蓄奴，南方奴隶主只得退出，于1844年另立南方卫理公会，称“监理会”。1939年美以美会、美普会和监理会三会合并，称为卫理公会。1968年，卫理公会又与德裔的福音联合兄弟会合并，称为联合卫理公会，是美国卫斯理宗最大的教会。

卫理公会在神学上属循道宗，是新约、新教改革和约翰·卫斯理三者的结合。卫斯理信仰圣保罗所言，人不是通过律法和修养达到生命的宁静，而只有依赖上帝的仁慈。所以他非常热衷于传教，尤其是向教会人员达不到的人群传福音，因此卫理公会在传教、开办医院、大学等公益事业中都名列前茅。每次宗教复兴运动中更是大显身手，发展迅猛。卫理公会将关心社会与关心灵性相结合，既有以基督献身精神为榜样为社会服务的传统，又强调内在宗教经验，重视个人道德。他们将因信成圣看得像因信称义那样重要，认为凭信仰可以克服罪性，达到至善。

改善自身与改善社会的结合为卫理公会赢得众多信徒，在1967年前是新教各派中人数最多的，现在位居第二，约1250万。卫理公会现已成为中产阶级宗教，是美国最大的中间派教会，他们的政治社会主张与自由派比较接近，但注重保留传统宗教道德。其黑人信徒多，种族相处比较和谐，表现出多元、宽容和开放。美普会于1889年就有女牧师，1980年联合卫理公会选举出第一个女主教。由于它的现实化和理性化，60年代后也失去了不少会众。现在也有一些小教派比较保守。

卫理公会成立之际正值美国宪法制定之时，故教会结构与联邦政府颇为相似。教会分总会、管区、年议会和地方教会四级。总会为立法机构，每4年召开一次，由数目相等的教牧人员与平信徒组成。下设主教院，为执行机构。主教由教牧人员与平信徒选举产生，每个主教分管一个教区，全国共有44个这样的管区。每个管区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年议会。主教任命每个教堂的牧师。教会司法委员会由总会任命的9人组成，也和联邦最高法院一样。

浸礼会　产生于17世纪英国逃往荷兰的清教徒中，具有反对官方宗教、追求宗教自由的传统。1836年，罗杰·威廉斯作为清教中的异端，在罗得岛创建北美第一个浸礼会。浸礼会的特点是用全身浸水的方式施洗，象征与耶稣同死，而从水中出来则象征再生。他们认为这正是新约中所描绘的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方式。但浸礼会只给成人而不给婴儿施洗，因为他们认为成人才能明白受洗的意义，并自觉运用自己选择宗教的自由。

浸礼会没有统一教义和自上而下的教会组织，他们相信宗教是人的灵魂与上帝的直接交流，不需要任何中介。各教会在神学、礼仪、信仰上差别都很大，直到1841年才出现了为传教目的而联合的全国性组织。1845年，由于该组织反对奴隶制的立场，南方分离出去，另立“南方浸礼会”。1907年，北方联合成“北方浸礼会”，1972年改称“美国浸礼会”，偏重理性和社会正义，属自由派，现在发展停滞，约有会众150万。南浸礼会是大觉醒奋兴运动的产物，关注灵性和重生经验，积极传播福音，政治上属保守派，但其中温和派也不少。南浸会在20世纪下半叶急剧发展，成为新教中最大的派别，有会众1500万，政治上影响也很大，不仅产生了马丁·路德·金这样伟大的黑人领袖，也出现了卡特和克林顿两个总统。

浸礼会目前是美国最大的教派，人数约2700万，美国新教徒中有三分之一是浸礼会信徒。浸礼会也是黑人最多的教派，黑人将近90%属于浸礼会和卫理公会，而其中又有65%是浸礼会的。由于浸礼会在组织上实行公理制，强调各教堂的绝对自主，所以在奴隶制时代为黑人提供了自行聚会的最好机会。黑人浸礼会产生于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内战后迅速扩展，1880年成立全国性组织“美国全国浸礼会”。一次大战后，黑人浸礼会随着黑人的大迁徙而从南方向北方和西部发展，1916年又成立了“美国的全国浸礼会”，这两个黑人浸礼会现有成员800多万。

贵格会　本名公谊会，亦称教友派。“贵格”是别号，因其信徒在上帝的话语前震惊颤抖（贵格是英语“颤抖”一词的音译）而得名。贵格会由乔治·福克斯于17世纪中在英国创立，很快传入新英格兰，并为清教徒所不容和迫害。后来罗杰·威廉斯的罗得岛接纳了他们，但直到1681年威廉·宾恩取得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园。

福克斯要求恢复基督教创始时的宗教生活，他否认教会和圣经是绝对权威，认为每个人都有上帝赐予的内心之光，能够在寻求内心之光中直接获得上帝的启示，不需任何中介。他反对原罪说，认为这是对恶的夸大。他相信人虽堕落，但仍属上帝，个人和社会都有可能达到完善，关键是如何发掘内心之光。

贵格会不设教堂，只有聚会处；不设专职的教牧人员，只有尽义务的信徒负责日常事务，称长老或监督。贵格会也反对一切圣礼，认为信徒的全部生活都是圣礼。他们也没有正式的教义信纲，只是遵循基督教的精神去爱上帝和人类。他们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只会带来仇恨的恶性循环。以前他们是和平主义者，坚决拒绝参战，现在改由个人良知来决定。他们拒绝起誓，哪怕在法庭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仅违反圣经，而且违反常理，他们不会因为起了誓才说真话。

贵格会的聚会处十分简朴，连十字架都没有。会员衣着朴素，彼此以朋友相称。聚会时会员各自沉思默想，如觉得受到圣灵感召，也可发表意见，大约一小时后便握手散会。贵格会员极少劝人入教，但他们的孩子出世后便自然成为会员。贵格会的聚会处分为三级，最基层的称为月会，几个月会组成季会，几个季会组成年会。现在虽有少数牧师，但决定权仍在全体会员。

现在贵格会是个只有十多万人的小教派，但由于他们坚信人类平等，反对一切社会不公正，在美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最早反对奴隶制，在1688年就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禁止信徒蓄奴。他们最早实现男女平等，对各教派也一视同仁。他们一贯帮助社会低层，关心精神病人的状况，提倡监狱条件的改善，反对死刑。一次大战时，贵格会成立“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坚持进行国际救援和人道主义活动，获得194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现在贵格会内部也有自由、中间和保守之分，但在社会问题上多数持自由派观点。

以上这些教派都起源于欧洲，传入较早，规模较大，在美国历史上起过主导作用，被称为主流派。美国本地产生的新教教派主要有五个：基督门徒派、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派和耶和华见证会，其中只有基督门徒派属主流派。

基督门徒派是美国最大的本土教派，出现在19世纪初的西进开拓中，由原属长老会的四个牧师巴顿·斯通、坎布尔父子和华尔顿·司各特创建，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产物。鉴于当时教派繁多，他们建议各派放下争端，重新开始，以圣经为基础，回到新约使徒时代的无教派教阶状态，建立统一的基督教会。现在该派约有370多万信徒，属中间派。

摩门教亦称后期圣徒派，由史密斯创立于19世纪上半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12使徒后真正的圣徒。摩门教除了《圣经》外，还有自己的经典《摩门经》，据说是上帝向史密斯的直接启示。现在摩门教分成两派，主流是由杨伯翰带队西迁、总部设在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派”，人数约450万。小的一支是史密斯死后由其后裔领导的“重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派”，一直留在中西部，也从未实行过一夫多妻制，现有信徒约23万。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千禧年运动的结果，由基督复临派分化而出。相信基督的复临，在星期六举行礼拜。现有信徒约70万。

基督教科学派由玛丽·贝克·艾娣创立于1879年，她将基督教称为科学，认为物质虚幻，只有精神真实。疾病、罪恶都是精神所致，求医无用，要靠对上帝的信仰来医治。1886年成立“全国基督教科学协会”，教会无牧师，有平信徒选举的读经入主持日常礼拜，由实践师代病人祈祷。该派现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其刊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颇有影响。

耶和华见证会有很强的排他性，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惟一真正的信仰。他们对“圣经新旧约”全都遵守。圣经记载耶和华说，你是我的见证，我是上帝。所以见证会信徒就到处为上帝作见证，上门传教。他们不向国旗敬礼，认为是偶像崇拜，也拒绝输血，认为是吃他人的血。该派于1931年正式得名，现有信徒约80万，社会态度保守。

新教派别繁多，其他还有归正会、救世军、耶稣的人民、那撤勒派等等。各派在信仰教义、社会态度、人员构成上相差甚远，彼此独立，自成一体。最为自由化的如一位论—普救会，于19世纪初从清教公理会中产生，以哈佛为阵地，反对三位一体，只承认基督是精神和道德导师，追求自由、理性和人的尊严，非常接近世俗人文主义。

保守派中除了基要派外，灵恩派也是重要的力量。灵恩派亦称五旬节派或圣灵降临派。耶稣复活后第7个星期日圣灵降临其门徒，门徒在圣灵充溢时便开始说别人听不懂的话，这就是该派强调的“灵洗”和“说方言”，认为能治病，给人以智慧和信心。礼拜时很是狂热。他们利用电视布道传教，声势不小。产生于20世纪初，60年代后人数激增，现有会员720万。

天主教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灭亡前后，罗马主教成为拉丁语地区的基督教西派教会领袖，并逐渐形成教皇体制。1054年，西派与希腊语地区的东派正式分裂，自称“公教”。天主教自认为至一、至圣、至公、使徒亲传，内部实行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

天主教最早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传入北美。英国天主教徒于1634年开始移居巴尔的摩勋爵的领地马里兰。北美英属殖民地是新教的天下，天主教处于弱势，不能不注意适应环境，他们公布宗教自由法案，希望政教分离，但还是受到压制，直到美国独立。此外，由于缺乏神职人员，天主教只能更多依赖平信徒，成立了平信徒教会理事会制，所以美国18世纪的天主教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比较美国化的。

19世纪欧洲天主教移民的到来，使美国的天主教变得罗马化了，领导权长期掌握在忠于罗马的爱尔兰教徒手中。1899年教皇谴责使天主教适应美国的“美国主义”，1907年教皇又谴责现代主义，使美国天主教中的自由派深受打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50年代，美国天主教地位上升，融入美国社会主流，在60年代的社会动荡中态度开明，越来越接近自由派。他们积极反对越战，支持黑人民权运动，教会内部也加强了民主，主教决策听取神父意见，平信徒组成教区会议。此后，神职人员结婚还俗的不少，致使神父缺少，而且大部分美国天主教徒对此表示认可，认为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颇令梵蒂冈不快。美国天主教在对待离婚、节育、同性恋和妇女权利方面也和梵蒂冈的表态相左，天主教徒的离婚率很高，再婚率也很高，教会都表示接受。大多数教徒认为节育是个人问题，教会不应干预，支持妇女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对同性恋也比较宽容。为了制止美国天主教适应美国文化的做法，梵蒂冈积极扶植其内部的保守势力，打击自由派，在任命主教人选上大做文章，并且还公开反对“相对主义”，不允许主教团在教义伦理方面有任何创新发展。美国天主教如何适应美国并同时面对罗马化始终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

美国早期的天主教大多来自爱尔兰、波兰、意大利和德国，以劳动大众为主，属于穷人的教会，并长期受到歧视。为了改善境遇，也为了保持教会的特点，他们一方面投入地方政治，一方面积极办教育，开设了许多教会学校。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的景况逐渐改变，不仅歧视消失，融入主流，并且成为美国最大的教会。黑人以前很少入天主教，70年代后人数增加，现有130万左右。近期天主教来源主要是拉美移民，现在他们已占美国天主教徒的三分之一，并且使天主教再度出现贫困化，教会内部也存在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文化冲突，90年代后天主教中保守势力有所发展。美国天主教现有教堂2万个，教徒5800万，占美国人口四分之一强。

犹太教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他们信奉惟一真神雅赫维（基督教称之为耶和华），视犹太民族为真神的特选子民。犹太教的经典是旧约和塔木德，教义教规由摩西传授。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不同在于犹太教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不承认人能通过耶稣得救，也不承认原罪。他们认为上帝是纯精神的，不能接受上帝的有形。犹太教实行割礼，安息日是星期六，神职人员称为拉比。犹太教也不传教。

美国最早的犹太教会堂建于1692年，早期的犹太人大多来自中北欧，19世纪初有不少德国犹太人来，世纪之交时从东欧和俄国迁入大批犹太移民，二次大战时又有许多欧洲犹太难民入境。现在美国有犹太教徒430万，一般属社会的中上层，收入和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思想开放宽容，关心社会，属于自由派。

美国犹太教分为三派：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正统派固守传统的教义和礼仪，坚信圣经旧约是上帝意志的显现，祈祷时使用希伯来语，男女分开，严格遵守一切律法和习俗，仍在盼望弥塞亚的降临。正统派约100万，占犹太人口的17%，大多为东欧移民，与美国文化较为隔离。改革派大多为早期的中欧移民后裔，美国化程度高，拒绝犹太教中不适应现代文明的部分，信仰趋于理性化和科学化。礼拜时用英语，男女混坐，还有女拉比，并与非犹太教徒通婚。改革派是犹太教中的自由派，约120万，占犹太人口中的20%。保守派是在1880年代从自由派中分裂出去的，属温和派，比较接近自由派的观点和做法，尤其是其中左翼重建主义派。不同在于保留更多基本的犹太信仰和传统。保守派大多为中产阶级，是犹太教中的大多数，现有信徒156万，占犹太人口27%。

东正教

1054年基督教东西派教会分裂后，东派教会自称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东正教没有教皇，牧首最高，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称为“普世牧首”，是名誉上的首席牧首。东正教也信奉三位一体，但与天主教不同的是认为圣灵只出自圣父而不出自圣子。东正教在礼仪上也比天主教更为烦琐复杂，崇拜圣像圣物，重视隐修而不提倡参与社会政治。

俄国人最早在阿拉斯加建东正教堂，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后，东正教沿着西海岸向南发展，20世纪初又进入纽约。十月革命后，美国的东正教脱离苏联独立，于1924年建立自己的组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两次希腊移民潮后，俄国东正教在美国的首要地位被希腊东正教取代。

东正教现为美国第四大教，信徒约440万，分成20多个教会。除了俄裔和希腊裔信徒外，还有来自塞尔维亚、乌克兰、叙利亚、罗马尼亚等地的移民及其后裔。

其他宗教

美国是一个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再加上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缘故，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和准宗教组织数以千计，公认的较大的宗教派别就有三百多个。除犹太—基督教传统外，主要还有各类新兴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印第安人宗教。

新兴宗教中有一类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常与巫师、星相等有关，还有自称能与死者灵魂相通的通灵派。另一类是与科技有关，将现代科学的概念与宗教信仰和精神治疗等相结合。新兴宗教中颇有一些异端邪说，有伪科学伪宗教的味道，某些邪教的教主享有绝对权威，如以九百多人集体自杀震惊世界的人民圣殿教。

伊斯兰教由于其信仰和教规都很难为美国人接受，所以不容易进入主流。美国穆斯林人数少，以前主要是在19—20世纪之交时从阿拉伯、印度和巴基斯坦来的移民，他们基本上聚居在大城市中，形成独立的社区，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美国社会比较隔绝。后来伊朗革命后又来了一批移民，他们的层次较高。穆斯林建造的大大小小许多清真寺不仅是他们宗教礼拜之地，也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中心。

伊斯兰教的另一组成部分是美国的一批黑人。最早的黑奴中就有穆斯林，到了20世纪30年代，黑人法尔德宣称白人都是魔鬼，提倡黑人自我隔离，他自称救世主，在底特律建立第一清真寺，成立黑色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民族”，自成一体，拒绝与白人政府合作。他的继承人伊里亚·穆罕默德在芝加哥创建第二清真寺，到50年代发展很快，60年代更是名声大震，并产生了马尔科姆·艾克斯这样的著名黑人领袖。70年代中伊里亚死后，其子改变纲领，不再实行自我隔离，而是朝正统穆斯林方向发展，后来组织改名为“美国穆斯林传教团”，加入穆斯林世界联盟，现有成员10万。

佛教主要由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传入，其中日本佛教的影响最大。佛教虽然并不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但主要还是局限于本民族的人民。中国佛教在19世纪中就由华工带到加州，现在主要分布在各地唐人街和华人聚居之处。藏传佛教在美国比较受到注意。日本佛教先传入夏威夷，再传入加州，其中大乘佛教日莲正宗是美国第一大佛教团体，在20世纪70年代初会众达到20万。佛教禅宗在美国比较有名，白人参与比较多，有不少美国化的禅堂和坐禅中心，这大概与垮掉派的宣扬有关。

印度教亦称“新婆罗门教”，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超验主义者便对印度教及其经典《吠陀》发生兴趣。20世纪中后期，上百万印度移民到美国，印度教也发展起来。印度教中最为美国人所熟知的是瑜伽，一种通过静坐、修定、调节呼吸等达到“梵我同一”的修行方法，至少对放松神经大有好处。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掀起了一阵瑜伽热、禅定热，现在也仍很热门，像超验修定学会这样的组织能拥有会员60万。

印第安人的宗教主要是表达对大自然的崇拜，他们认为万物有灵，世俗和灵界合一。他们的图腾崇拜对象常常是赐给他们食物的动植物，他们在狩猎前后要举行隆重仪式，进行祭奠，穿戴模拟动物的面具和服饰跳神舞或太阳舞。他们也相信灵魂能出窍、能外游，精灵鬼魂能附体，生病时要请能与神灵沟通的萨满来驱鬼治病。

10　爱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