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拓展与南北战争的关系

一、西进运动与墨西哥战争

西进运动

在美国历史上，关于西部的概念一直都在变化，最初它指的很可能就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后来指的也许是俄亥俄一带，然后它不停地迅速西移，直到太平洋，现在说的西部主要是指加州一带的西海岸了。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称未开发的边疆地带已告结束，其间西进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持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终于完成了从大洋到大洋的“显然天命”。美国的版图向西扩展了两倍多，领土从83万平方英里扩大到300万平方英里。从1783年到1860年，平均每三年就有一个新成立的州加入联邦。对美国人来说，西部永远意味着新的边疆、新的土地、新的自由和新的机会。

美国的西扩得益于新大陆存在着空旷的无人之区，印第安人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历史遗留下的明确国界。西部人烟稀少的沃土永远是东部不可抗拒的诱惑，似乎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西进。对于像阿巴拉契亚山脉、密西西比河、落基山这样的天然屏障，他们不辞辛苦地去跨越。对于其他欧洲殖民势力，他们软硬兼施，或购买，或迫使其出让。对于印第安人就更简单了，一路把他们驱赶走就是，能签约逼让最好，不行就用武力。在西进的全过程中，居然只需要和墨西哥一个国家以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解决问题。这种美国式领土扩张的便捷是四周都与邻国接壤的旧世界所难以想象的，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最大的挫折不是来自国外，而是由此引发的内战。

最初，北美殖民地的西部边界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但18世纪中叶就有移民向山脉以西渗透，主要是肯塔基和田纳西。1763年，英王禁令明确规定将山脉以西土地留给印第安人，不许移民。但尽管非法，擅自越界定居者仍源源不绝，还有好几家土地投机公司也积极参与。实际上，禁止西迁也是殖民地对英国的重要不满之一。独立战争后，美国在1783年的巴黎和约中从英国获得了自阿巴拉契亚山脉至密西西比河的广阔区域，称之为“西北领地”。此后，制定新领地上的土地政策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工作重点。面对独立后西迁的强劲势头，刚成立的政府便通过了几个土地法，规定西部领土为国家公共财产，在那里建立领地制度。领地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以便安置移民。当移民达到一定规模时，就可成立新州，并作为完全平等的成员加入联邦，但是新州必须实行共和制。1787年的《西北条例》尤为重要，为以后全部西扩的发展模式定下了基本原则。条例规定从领地转变为州的程序如下：首先是组织临时政府，由国会任命总督进行管理。当领地上的自由男性满5000人时，便可自行选举立法机构，并选出国会议员一名，他在国会中享有辩论权，但无表决权。当领地居民达到6万人时，就可以制定州宪法，成立州政府，申请加入联邦，成为合众国的成员。当时准备在西北领地上建3到5个州，禁止蓄奴。

1803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后，西部边界由密西西比河向西推进到落基山，面积又增加了88万平方英里，为以后8个州的建立提供了基地。

1812年的对英战争为西进驱除了不少障碍，战后的1816—1819年出现了第一次西迁的移民大潮，它于30年代达到高峰。1810年时，美国只有七分之一的人住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到1840年，山西人口已占总人口的48%。移民以最早建州的肯塔基和田纳西为基地，兵分两路同时向西北和西南推进，一般30年就可以完成从领地向州的过渡。西北大湖平原由俄亥俄开始，以每隔10年往西挪一处的速度向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推进。南部海湾平原则由亚拉巴马向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延伸。

促使移民自发西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土地政策和交通状况是制约着西迁的重要因素。但总的说来还是东部的推力和西部的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东部人口越来越密集，土地基本被占用，社会等级开始出现，没有占领好位置的人要起步的机会自然也就减少。尤其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无地的人、失业的人和债务人就只好西迁找出路。南方兴起植棉业后，促使了土地的兼并，不少中小农场主也失去产业，被迫西迁到墨西哥湾一带。但无论什么原因，西部总是意味着自由土地和重新开始的机会，象征着改善生活的可能。加入东部移民大潮的还有大量欧洲移民，对经常陷入战乱和饥荒的欧洲穷人来说，美国是他们向往的天堂。那里没有旧的生产关系，却有着无边的空地。

西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美国的山脉都是南北走向，正好挡住东西通道。最早的开拓者完全靠自然通道，小路崎岖不平，旅途之艰难可想而知。后来有了大车道，移民便扶老携幼，乘着大篷车举家西迁。有时，几家结伴而行，以便相互照顾。就算到了目的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会有问题，所以建成一个农场常常要几易其主。先是开拓者在荒原上理出一片地来，然后把它转手给拓荒的农民，拓荒农民将它收拾得初具农场的形状，再卖给真正定居的农民。好在美国人惯于流动，随时准备上路，新机会一出现便不惜背井离“乡”去寻求。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土地投机在进行，因为国家出售土地有最低数量限制，资金不足的人往往难以购买，投机商便从国家买进大块土地，一转手分成小块，便以高价出售给农民，土地投机是西部开发中的重要环节。

密苏里妥协

西北和西南的移民虽然同时进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俄亥俄河以北的移民将近一半来自以新英格兰一带为主的东北部，其余四分之一来自南方，四分之一为欧洲移民。他们的家庭式农场以生产粮食为主，他们也没有奴隶，成立的州都不准蓄奴。他们依赖联邦获得廉价土地、通畅道路和对印第安人的防卫，因此州权概念比较薄弱，更认同于联邦。俄亥俄河以南的移民主要来自旧南方，他们带着奴隶去拓荒，把棉花和奴隶制一起带到了西南领地所建各州。植棉需要适合的气候和土壤，不可能无限制地向西发展。奴隶又不能进口，只能靠旧南方来供应。所以新南方的作物和制度决定了它不具备西部发展自由开拓的特点，而只能和旧南方认同，它的路必将越走越窄。西南和西北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平衡。到1819年时，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的数目正好相等，各为11个。于是，当密苏里申请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时，这一平衡便面临威胁。

当密西西比河还是美国西部边界时，邦联国会曾规定俄亥俄河以北不准蓄奴，以缓和关于奴隶制的矛盾。这一妥协使北方以为蓄奴已成为南方的地区性问题，由南方人自己去解决。但密苏里位于暧昧的中部，南方的移民带去了上万的奴隶，并且制定了一个允许蓄奴的宪法，要求加入联邦。对此，纽约州的众议员塔尔梅奇提出一项修正案，禁止再向密苏里运入奴隶，并逐步解放那里的全部奴隶。这一修正案遭到南方的愤怒抵抗，使国会陷于瘫痪达一年之久。南方坚持认为国会无权否定密苏里人蓄奴的自由，宪法也无权干涉一个州是否蓄奴。在这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国会于1820年通过密苏里妥协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接纳蓄奴州密苏里的同时，接纳自由州缅因，以保持南北的平衡。二是对路易斯安那的其余部分沿北纬36度30分划界，北部永远禁止蓄奴。

废奴运动

危机似乎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却丝毫未涉及问题的本质，由此引发了关于奴隶制的大辩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地涉及到蓄奴制的本质，尤其是其道德层面。一场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在北方点燃，它为南北战争进行了思想舆论的准备，最终导致了蓄奴制被彻底埋葬。

革命时期，南方的领袖并不为蓄奴制辩护，而是把它看作在当时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必要的弊端”。但现在，南方最重要的代表如卡尔霍恩等，都成了蓄奴制的公开卫士，他们宣称蓄奴制是“有益的好事”，是最适合黑人的仁慈制度。为此，他们从圣经、历史、人种等方方面面引经据典。他们还攻击北方的雇佣制，认为它比蓄奴制更为残忍，奴隶从生到死都由他们的主人照管，而雇工只出卖劳力，当他失去劳力时，谁也不管他。照他们的说法，奴隶简直是最快活的人了。南方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南方的政治家、思想家、评论家都绞尽脑汁，把自己的智慧浪费在为蓄奴制的辩护上了。

南方的辩护词使北方感到惊讶，一些北方人得到的印象是，南方不仅要永远维持奴隶制，而且还想通过西部，将它扩展到北方，这倒使原本被冷落的废奴运动获得了更多的同情。早期的废奴组织主要由贵格会成员发起，随着北方各州相继废除奴隶制，废奴主义者把目标转向南方，宣传通过给奴隶主补偿来逐步解放奴隶，废除蓄奴制，然后将自由黑人移居非洲。他们这种和平的规劝方式收效甚微。随着形势的发展，更为激烈的废奴派出现了。

1831年元旦，威廉·加里森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报，主张立即解放奴隶，并且不给主人补偿。他和他的同道们也反对移民的解决办法，认为这是对黑人不公。1833年，废奴主义者组织了全国性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开始有组织的活动。到1840年，北方已经建有地方协会两千个，会员20万。他们还成立了自由党，推举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废奴运动成了当时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者遍及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区。废奴主义者从道德上对奴隶制进行猛烈抨击，甚至攻击默认奴隶制的宪法，并以《独立宣言》中的天赋人权来为黑奴的权利辩护。他们不仅言辞激烈，而且随时准备将观念付诸行动。他们抵制追捕逃奴，促使一些州通过“人身自由法”，禁止官员执行缉奴的法令。他们还帮助南方的黑奴通过“地下铁道”的秘密接头站，一步步逃到北方，或是直接送到禁奴的加拿大。他们让获得自由的黑人现身说法，揭露和控诉奴隶制。关于奴隶制的辩论已经在思想上日趋分裂南北，激进的废奴运动卷入政治后，很快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兼并得克萨斯与俄勒冈

1837年，美国发生首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杰克逊的继承人马丁·范布伦（1782—1862）总统在1840年的选举中被击败。辉格党大张旗鼓的竞选活动获胜，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成为总统。但不到一个月，他便死于肺炎，由副总统约翰·泰勒（1790—1862）继任总统。泰勒是个南方共和党人，他反对杰克逊，但同情南方种植园主。辉格党把他提名为副总统是为了争取南方选票，没想到碰上了美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的由副总统补缺的难题。泰勒上任后在关税、银行、国内改进工程等诸方面都和辉格党背道而驰，基本上维持了民主党的政策。最后，辉格党不得不将泰勒开除出党，并以内阁总辞职来抗议。1844年，田纳西的民主党人詹姆斯·波克（1795—1849）击败辉格党的克莱，当选为总统。他竞选的口号是“显然天命”——尽早兼并得克萨斯，占领俄勒冈，这无疑迎合了美国当时日益膨胀的扩张主义情绪。

1821年，新独立的墨西哥表示欢迎美国人在其东部省份得克萨斯移民，10年内便有两万白人携带一千黑奴前去定居。1830年，墨西哥政府觉出其不妥，决定禁止继续移民，并提出要解放奴隶。桑塔·安纳将军执政后，双方关系更趋紧张，他不允许存在一个移民希望的地方自治政府。于是，得克萨斯人在1836年3月2日宣布独立。4月，塞缪尔·休斯敦率领的得克萨斯军队打败了前来镇压的墨西哥军队，俘虏了桑塔·安纳，迫使他签约承认得克萨斯独立。墨西哥政府虽然谴责这一条约，并与美国断交，但也无济于事。到9月，这个新成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通过宪法，选举休斯敦为总统，要求与美国合并。

当时的杰克逊总统是支持合并的，但他即将离任，小心行事，只是承认了得克萨斯的独立，范布伦任总统其间一直不同意合并。北方考虑到奴隶州的增长及美墨关系等因素，对合并持否定态度。于是得克萨斯共和国便转向欧洲寻求支持，这促使泰勒总统重新进行外交努力，但合并条约仍于1844年遭到参议院的否决。直到波克当选后，泰勒终于以民意为由，使两院通过联合决议，同意合并。波克总统一上任便力促其实现。1845年12月，得克萨斯便被接纳为合众国的一个州。

美国对西北部的俄勒冈地区也早有野心。1803年，美国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取得了法国对俄勒冈的领土要求。1819年，又通过购买佛罗里达获得了西班牙对俄勒冈的领土要求。但在英、美两国之间，俄勒冈的归属始终没有明确。1818年，双方同意将这一地区向两国公民自由开放，10年后又决定不定期延长这一协议。30年代后，美国一些传教士去那里向印第安人传教，发回的信件和报告中描述了俄勒冈的沃土，开始引发“俄勒冈热”。人们从密苏里的独立城出发，沿着俄勒冈小道行走两千英里，才能到达威拉米特山谷。尽管旅途艰辛，却挡不住美国人西进的锐气。到1845年，已有5000多人到达那里，他们组织了临时政府，要求美国独占俄勒冈。

1845年7月，美国向英国提出按北纬49度划分俄勒冈，遭到英国拒绝，英国坚持沿哥伦比亚河划分。美国的扩张分子又狂热起来，他们得寸进尺，叫嚷“54度40分，否则宁可战争”。最后，英国大概觉得49度与哥伦比亚河之间的这块荒地不值一争，于1846年6月通知美国，接受以49度为界，但保留温哥华岛和在哥伦比亚河上航行的权利。虽然美国还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参议院投票通过，并于当月签署条约，从此美国又增加了28万平方英里土地。

墨西哥战争

墨西哥难以接受美国对得克萨斯的吞并，更不同意美国规定的边界线。而美国的扩张要求却还未满足，目光已经盯住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想一口气完成“显然天命”。

19世纪20年代后，美国商人沿着从独立城出发的圣菲小道去独立后的墨西哥圣菲做生意，但1844年得克萨斯事件后，墨西哥就排斥美国人去那里，这自然只能引起美国人更大的兴趣。也就在20年代前后，新英格兰的商船开始到达加利福尼亚，和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进行贸易，后来陆续有美国人在那里定居。1842年，在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舰队未经政府命令，擅自占领了蒙特里城，宣布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美国政府为此感到尴尬，不得不向墨西哥政府道歉。

但道歉并不说明美国想放弃对加利福尼亚的占有欲。当得克萨斯提出要以格兰德河为界时，波克总统深表赞同，即派扎卡里·泰勒（1784—1850）将军率领小部队进入有争议地段，并于1846年3月推进到格兰德河。同时，波克派特使去墨西哥城讨论得克萨斯问题，并提出购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美国的无理要求引起墨西哥人民的普遍愤怒，他们拒不接待这位特使。1846年5月9日，波克开始起草战争咨文。当他得知墨西哥军队已于4月25日渡过格兰德河，双方发生小规模战斗时，马上找到借口，在他的咨文中宣称墨西哥已入侵美国领土，让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的土地上。国会很快通过决议，宣布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拨款1000万美元，并授权招募5万名志愿兵。

对于这场战争，西南部的民主党人最为积极，东北部的辉格党人则公开表示反对。他们指责这是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而且是为了扩张奴隶制而发动的，这场战争使地区间的矛盾有增无减。

然而，大部分美国人还是支持宣战的，6万志愿兵很快组织起来，他们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8月便占领了圣菲，宣布新墨西哥并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些美国移民则举行“起义”，宣布加利福尼亚独立。美国海军在蒙特里登陆，挂起美国国旗。到1847年1月，美国已经实际占领了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到9月攻入墨西哥城只是为了迫使墨西哥政府承认和接受这些现实。几经周折，《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终于在1848年2月签订，美国的领土要求全部得到满足。条约规定，美国以1500万美元购买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并接受该地美国公民对墨西哥未偿债务的要求。墨西哥承认以格兰德河为边界。至此，美国完成了从大洋到大洋的“显然天命”，领土比独立时扩大了7倍。5年后的1853年，美国又以1000万美元购买了与墨西哥接壤的一小片土地——加兹登，修筑通往加州的铁路。有美国人称之为“良心钱”，是美国侵略墨西哥后内疚的结果。

1850年妥协

领土的扩张使暂时平息的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又重新爆发出来。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大部分都在密苏里妥协划定的36度30分界线以南，若继续按照这条界线决定奴隶制的去存，那么奴隶制的势力将迅速扩展。对墨西哥开战后不久，国会在讨论购买领地的款项时，便有北方议员提出反对在即将获得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众议员威尔莫特提出一项修正案，规定从墨西哥获得的领土上不准存在奴隶制。威尔莫特附文在众议院两次通过，但被参议院否决。它虽未实现，却迫使美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重新改组，原先全国性的党派逐步按南北分解，奴隶制问题上升到决定一个人政治态度的关键。民主党分为以卡尔霍恩为首的南部权利派和范布伦领导的自由土地派，辉格党则分为良心辉格党和棉花辉格党，南北对抗已在政治组织上反映出来，并必将造就新的政党。

1848年的淘金热从全美甚至全世界将大批移民吸引到加利福尼亚，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人口便发展到10万。到1849年11月，加利福尼亚通过了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第二年5月，新墨西哥也通过了禁奴的州宪法，它们都要求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南部对此反应强烈，发誓宁可分离也不愿奴隶制被排斥在这两个州之外。他们还立即在南方召开了南部各州的代表会议，大有分离之势。

当时美国政界的三巨头是东北部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西部的克莱和南方的卡尔霍恩。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人都请求年迈的克莱能拿出办法。1850年1月底，克莱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满足北方的是接纳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在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奴隶贸易。安抚南方的是对其余墨西哥割让领地上的奴隶制不加干涉，由当地居住者自行决定，并且通过一项更为严厉的追缉逃奴法替代1793年的逃奴法。国会对提案争辩达七个月之久，克莱要求南北双方为保全合众国而让步，他警告大家内战的可能性。卡尔霍恩认为地区平衡的被破坏是危机的根源，南方的州权受到北方的侵犯，不让奴隶制扩展必然会迫使南方作出选择。韦伯斯特则含泪恳求北方为了国家的统一而接受这一妥协。最后双方终于都以合众国利益为重，在新上任的米勒德·菲尔莫尔（1800—1874）总统的促使下，通过了这一妥协方案。

二、妥协失败与南北战争

堪萨斯内战

1850年妥协达成后，大部分美国人表示接受，但双方的中坚力量都把妥协看作失败。北方的废奴运动因逃奴法的强化而方兴未艾。1852年，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问世，年内销售即达30万册。该书满怀同情地描写黑奴的悲苦遭遇，揭露奴隶制的惨无人道，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随着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移民的大量涌入，南方越来越不安，感到迟早会因地区间的平衡丧失而处于劣势。由于根本问题并未解决，这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一遇风吹草动便会遭到破坏。

1854年初，风波再次开始。号称“小巨人”的领地委员会主席斯蒂芬·道格拉斯参议员向国会提出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建议在明尼苏达、艾奥瓦和密苏里以西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上建立内布拉斯加领地，在领地内实行“人民主权”，即由境内居民来决定是否允许蓄奴的问题。这片土地原是保留给印第安人的，提案却授权政府再一次迫使他们出让土地，可是为印第安人说话的声音毕竟很小，引不起争执。但该地区全部位于36度30分界线以北，实行人民主权意味着取消密苏里妥协，这可是个要害。道格拉斯本人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对奴隶制的道德层面无动于衷，他只想借助人民主权的方法来打消南方对于在这块土地上建州的顾虑，克服障碍，尽早向西扩张。他也想以此赢得南方支持，将横穿大陆的铁路线定在北方，直通他所在州的芝加哥。他自认为提案涉及地区不适合蓄奴制，自由州的居民会自然而然地把它排斥在外。南方则顺势提出公开取消密苏里妥协，道格拉斯也让步了。5月，提案在两院通过，成为法律，设立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两个领地，按人民主权原则进行组建，密苏里妥协正式取消。南方表示满意，北方理所当然群情激愤。

内布拉斯加位于自由州艾奥瓦以西，所以蓄奴制在那里扩展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也没有发生麻烦。堪萨斯则不然，位于蓄奴州密苏里以西，争夺堪萨斯便成为南北双方冲突的焦点。密苏里的奴隶主和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都赶往堪萨斯，好使自己一派在人数上占优势。在马萨诸塞，专门成立的“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向愿意迁往堪萨斯的人提供资助，动员了一千多名移民。但多数移民还是来自接壤的自由州，当然还有不少土地投机商蜂拥而至。

1854年秋，堪萨斯举行第一次选举，由于邻近的密苏里人越界投了非法的票，致使票数几倍于合法的投票人数目，结果选出一个拥护蓄奴制的议会，并提出一部奴隶法，规定凡帮助逃奴者将被处死。倾向南方的富兰克林·皮尔斯（1804—1869）总统批准了这一议会的合法性。

人数三倍于拥奴派的自由土地派自然不答应。他们另外组织了自己的政府，起草了自己的宪法，把奴隶制和自由黑人都排除在外。于是，堪萨斯就同时有了两个政府：设在利康普顿的蓄奴制政府和设在托皮卡的自由州政府，各有各的宪法、议会、州长和首府。堪萨斯成为南北战争前的一个小小缩影，双方都武装起来，时有摩擦发生。当皮尔斯总统否认托皮卡宪法后，拥奴派袭击了自由派的劳伦斯，由此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内战。

1856年初，56岁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闻讯赶来，他坚信不流血不足以制止罪恶。一天夜里，他带领包括儿子在内的一小队人向拥奴派发动突然袭击，砍死了5名并非奴隶主的南方人。堪萨斯内战随即升级，烧杀频繁，伤亡严重。路人相遇，举枪便问：“自由还是拥奴？”直到9月，联邦部队才终于在该地恢复了秩序。

詹姆斯·布坎南（1791—1886）任总统后，向堪萨斯派去第四位总督沃克，希望能通过表决定下一部宪法，以便该地可接纳为州，但沃克在两派间的斡旋未获成功。由于自由州派拒绝参加受蓄奴派操纵的投票表决，允许蓄奴制的利康普顿宪法获得通过。但1858年1月，自由州派占多数的新议会又否决了该宪法。然而布坎南却要求国会按利康普顿宪法接纳堪萨斯，这使道格拉斯也恼火了，接纳问题就此耽搁。一直到大部分南方州分离后，堪萨斯才终于在1861年以自由州加入联邦。

共和党的诞生

内布拉斯加法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却重新挑起并加剧了暂时已平息的矛盾。北部反奴派感到忍无可忍，全国性的政党现在开始按地区重新组合。民主党的自由土地派和辉格党的良心派在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在各地纷纷举行联合会议。在法案通过仅6周内，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已经组成，美国历史上第三个政党制开始形成。

共和党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将奴隶制遏制在已有的蓄奴州内，决不任其扩展。他们赞成自由土地，自由劳动，但他们并不是废奴派。在排斥奴隶制的同时，他们也想把自由黑人排斥在新州之外。共和党在北方的发展势头很强，到1856年已经在各州政府中都有自己的同仁。6月，共和党在费城开会，通过党的政纲，并提名反奴派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政纲明确谴责废除密苏里妥协案，认为国会有权在领地内禁止奴隶制，并提出提高关税和国内改进工程等方面的要求。

民主党则在政纲中否认国会对领地内蓄奴的立法权，他们将《奥斯坦德宣言》策划者之一的布坎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该宣言是1854年10月由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索尔、驻法国公使梅森和驻英国公使布坎南在奥斯坦德磋商而成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意在促使西班牙放弃古巴，由美国来接手。它明显地代表了南方的扩张主义态度，遭到北方的反对，连皮尔斯政府也否认这一宣言，但民主党的政纲却赞成合并古巴。弗里蒙特在竞选中赢得11个北方州，布坎南赢得其他5个北方州及全部南方州。他当总统后还几次提到设法购买古巴。

德雷德·斯科特案

国会是否有权决定领地内的奴隶制问题是密苏里妥协是否合法的关键，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主要争执之一。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斯科特一案的判决是对这一牵动所有人神经的问题的表态，引起全国震动。斯科特曾是一名黑奴，他的主人曾将他从密苏里带到自由州伊利诺伊和其他自由领地上生活过，主人死后，斯科特向密苏里法院要求自由，理由是他曾在自由土地上居住过。此案涉及两个政治上极端敏感的问题：一是黑人是否公民？是否有权向联邦法院上诉？二是黑人奴隶在自由领地上旅居能否使他获得自由？这其中又涉及到领地上的奴隶制问题，即密苏里妥协的合法性。全国都翘首以待，等候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通过了首席法官塔尼的判决。塔尼宣判，第一，斯科特作为一个黑人，不具有合众国公民的权利。第二，密苏里妥协案不符合宪法，因为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否定国会有权未经适当的法律程序就剥夺私人财产。

裁决完全有利于南方，进一步激怒了北方人，使他们对最高法院和总统的公正都失去信心。而且，他们有理由怀疑，按此推理，奴隶制是否会重新扩展到全国。最高法院原以为它的裁决能解决问题，结果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更加占据了美国政治的中心。

林肯当选总统

共和党很快产生了一位能清晰阐明自己政纲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1809年，林肯出生于肯塔基一个拓荒者的家庭，两岁后便随家数次迁移，从1831年起定居伊利诺伊，是个典型的西部移民。他出身贫寒，种过地，劈过栅栏，也当过兵。后来自学成才，成为律师。林肯一向热心参与政治，是忠实的辉格党人，也曾反对墨西哥战争。他不是废奴主义者，但强烈反对奴隶制，认为国会有权在领地禁止奴隶制。1856年，他因反对奴隶制的扩展而退出辉格党，加入共和党，很快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林肯善于演说，态度诚恳，极有政治才能。他一再声称自己的政见都来自《独立宣言》，他信仰“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对与之相对立的奴隶制深感厌恶。

在1858年的国会选举中，林肯在伊利诺伊向全国闻名的大人物道格拉斯提出挑战，竞选参议员的位置。他们两人在州内巡回演说，围绕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举行了7次著名的辩论。林肯迫使道格拉斯在奴隶制扩展的问题上表态，追问他斯科特一案判决后人民如何才能合法地制止其扩展。面对反对奴隶制扩展的北方选民，道格拉斯不得已回答说，判决虽然从理论上使奴隶制在领地上合法化，但那里的人民仍然有权不使用奴隶，将奴隶制排斥在外。这使他一时对付过去，但在下届的总统选举中却失去了南方的支持。在辩论中，林肯用“裂开的房子站不住”来形象地比喻联邦，他坚信美国政府不可能永远处于半自由半蓄奴的状态。林肯赢得了多数选民票，但由于民主党在州议会中的优势，道格拉斯再次当选。这次竞选使林肯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开始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一个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人。他坚决遏制奴隶制的观点使南方对他感到恐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59年10月，堪萨斯通过一部禁止奴隶制的宪法，南方更觉受到威胁。仅仅10天之后，约翰·布朗又图夺取军火武装奴隶，煽动奴隶起义。他的行动没有得到响应。他和其他未战死的同志在占领军火库后两天被捕，判处绞刑。临刑前他沉着镇静，对自己能为废奴而死感到自豪。布朗的暴动使南方奴隶主惊惶不安。在北方，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却把他看作一位殉难的烈士，不少文化名人对他表示悼念和敬仰。

暴力的迹象也带到了国会。早在血染堪萨斯后，南方的国会议员就用手杖将反奴隶制的马萨诸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打得一伤几年。布朗被处死后，国会在选举众议院议长时又彼此谩骂，僵持达两个月之久，有些议员甚至带着枪去开会。

1860年大选将临，这次选举是美国政坛上四股力量的较量：南北民主党、共和党和护宪党。民主党于4月在查尔斯顿召开代表大会，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发生分裂。6月又在巴尔的摩重开代表大会，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下南部的代表离去，自行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留下的民主党人推选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于5月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一致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林肯继续坚持遏制奴隶制的立场，但表示不会干扰目前已存在的蓄奴州，他还谴责了布朗采取武装袭击的非法行为。共和党的政纲包括了宅地法、提高关税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等经济方面的建议。

主要由南部温和派组成的护宪联合党也在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选举贝尔为候选人，希望通过支持宪法来阻止分离。于是，一场总统的角逐就围着这四人展开。由于西部人口剧增，共和党大获全胜，林肯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统。

南方分离

在州权派势力最强，也是黑人数目超过白人，奴隶主占州人口比例最大的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得知林肯当选后，立即于12月20日宣布分离。此后，下南部的佐治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陆续宣布分离。这7个州在林肯就职前一个月的1861年2月于蒙哥马利市召开大会，成立美利坚同盟国。他们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并通过同盟国宪法，强调州权并保护奴隶制。

当时美国共有33个州，其中15个是蓄奴州，另外8个蓄奴州并不认为林肯当选就必须分离，他们仍希望能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重新维持联邦。12月18日，肯塔基参议员克里坦登提议回到密苏里妥协案来，还是以36度30分的分界线一直向西延伸到太平洋，但是共和党不能接受这一扩展奴隶制的妥协。2月，弗吉尼亚州议会邀请各州代表到华盛顿开和平大会，但他们的努力也归于失败。南部同盟决意分离，在联邦内阁和军队中任职的南方成员纷纷辞职回南方效忠同盟，他们很快进入军事准备，决心打一场南方的独立战争。

当时尚未卸任的布坎南总统一面否认南方州有分离的权利，一面又否认联邦政府有用武力来对付分离独立的权利，建议双方妥协解决。他派船前往驻扎在萨姆特堡的联邦军队补充军需品，但船只受到同盟军的袭击，未能到达驻地。

当林肯到华盛顿任职时，戴维斯就任同盟国总统已有一周。林肯在就职演说中竭力安抚南方，他说，尽管南北对奴隶制的正当性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保证南方的合法权利不会受到侵犯，并答应继续执行联邦的法令，包括逃奴法在内，规劝他们回到联邦。同时，他也强调了联邦的不可分裂和永久性，坚定地表示分离独立是不合法的。作为总统，他必须“坚持、维护和捍卫”联邦。最后，林肯向南方指出，“内战这个重大的问题乃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中。”

美国南北的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说从立国时就开始了。北方由此倾向于联邦主义和国家主义。而南方农业经济的利益则在于降低关税促进自由贸易，不愿动用国库的钱来修建对他们用处不是太大的国内改进工程。由于他们的地方利益与众不同，他们必须更提倡独立自主的州权。当然，南北最本质的矛盾还在于劳动制度的截然不同。南方的奴隶制到了19世纪中叶显得越来越落后，而他们却不得不以攻为守，对它大肆唱起赞歌来。这个一国两制的矛盾如果没有西部的扩张，也许还不至于如此爆发出来。现在，每当获得一片新土地，马上便面临奴隶制扩展的问题；每增加一个新州，便会面临蓄奴还是自由的问题，南北的政治平衡时时遭到威胁。领土扩张得越快，矛盾的激化也越烈。双方都想通过新领地和新州来扩大自己的力量，控制联邦政府，不扩展本身就意味着处于劣势。也由于对奴隶制扩展的不同立场，南北在西部扩张和土地政策上的态度也常有对抗。

从18世纪初到内战前夕，美国的领土翻了几倍，南北的冲突也不断升级，情绪日益激化。随着西部越来越和东北部认同，南方感到自己已逐渐成为少数派，其昔日的影响已一去不可复还了，于是断然采取率先分离的做法。分离的威胁虽然已经叫嚷了很多年，但一旦付诸实践，对南方却并不有利，他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这不仅由于维护奴隶制的南方在道义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更在于双方实力对比之悬殊。

北方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向工业化发展，到50年代后，发展尤为迅速。1860年南方分离时，北方拥有全美制造业的五分之四，铁路线的三分之二，资金的四分之三。他们能生产足够的钢铁、棉纱等不可缺少的军需物资。交通革命后，运河和铁路将西北部和东北部更紧密地连成一体。西北由于劳力短缺，扩大农场有困难，剩余资金也就更多地转入工商投资，在经济上和东北部更趋一致。更重要的是，东北和西北都是自由州，他们的人口总数超过两千万。

相比之下南方是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单一作物棉花，必须依赖北方或欧洲国家的购买。而英国此时却还库存有足够的棉花，不必为了棉花而影响向北方进口所需的麦子。南方的大部分工业品需从外面进口，但是却几乎没有海上力量。在11个同盟州中，人口不足1000万，其中还包括近400万奴隶，奴隶主也只占南方白人中的20%。四五十年代蜂拥而至的300万欧洲移民几乎都在北方落户，站在反奴隶制一边。1860年时，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5%，但移民中却只有7%去了南方。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方调动兵力约200万，而南方只有它的一半。

此外，北方继承了原先合众国的一切体制机构，而南方却要完全从无到有筹建一个新国家。南方是在强调州权的理论上建立的，但它很快便会自食其果，发现自己的政令也经常受阻。更何况它还有400万奴隶要有人监视，时刻提防。当战争爆发后，双方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较量越趋明显。北方的经济开足马达，越打越适应。而南方则捉襟见肘，连食品也供应不上，终于被拖垮崩溃。

南北战争

1861年4月，林肯通知南方，联邦船只将运送给养给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的驻防军。12日，南方军队向萨姆特堡开火，迫使联邦军投降，正式打响南北战争的第一枪。15日，林肯号召各州派遣75000名民兵，服役三个月。5月，他感到战争将会持久，又招募45000名志愿兵。同时，他命令扩充陆海军，并封锁同盟的海岸线。

萨姆特堡开火后，其余蓄奴州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到底站在哪一边。特拉华始终忠诚地维护联邦，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阿肯色和田纳西相继加入同盟。余下三个边界州肯塔基、密苏里和马里兰对此举棋不定，内部也分为两派。林肯深知其中要害，采用了包括军事管制在内的种种手段，支持各州内的联邦派，策略地使它们保持中立，留在联邦内，这对战争的胜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意义。

南方的目标是独立，所以战争一开始，南方主要是战略防御。而北方却必须深入敌对的南方土地去镇压叛乱。北方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在东线攻占同盟的首都里士满，二是在西线控制密西西比河，三是实行有效的海上封锁，迫使南方因物资匮乏而投降。

在东线战场上，联邦军企图迅速攻下距离华盛顿只有100英里的里士满。1861年7月，双方在均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布尔伦河匆匆打了第一仗，联邦军的进攻被同盟军挫败。此后三年，联邦军始终无甚进展，同盟军一次次把入境的联邦军打退，双方都伤亡惨重。其间罗伯特·李还两次率领同盟军入侵北方，但都被击败，一次是在马里兰境内的安提塔姆，发生在1862年9月，一天内在同一战场连打三仗，联邦军伤亡1.3万，同盟军伤亡1.1万。另一次是1863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的盖底斯堡，这次同盟军损失2.5万人，永远失去了进攻能力。联邦军的伤亡也不相上下，当年11月，林肯在这里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西线的战事较为顺利，尤利塞斯·辛·格兰特（1822—1885）将军于1862年初即攻占田纳西的西部，打通联邦军南下之路，第二年2月联邦便得以在田纳西重建州政府。4月，双方在夏伊洛打了北美大陆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战役，各伤亡一万多人，同盟军阻止联邦军的企图失败。几周后，联邦军控制了新奥尔良。1863年7月，格兰特又占领维克斯堡，从而完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将河西的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与河东的同盟切开，这在空军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具有极重大的意义。1864年，林肯任命格兰特为联邦军的统帅，格兰特自己在东线对付李将军，让谢尔曼接管西线，对付约翰逊。

海上封锁以及海军对陆上作战的配合也相当重要。联邦封锁了从南卡罗来纳到佛罗里达的全部海岸。使南方的棉花出口从2亿美元降到400万美元。英国帮助同盟设计建造战舰，企图突破封锁，它们也被用来攻击北方商船。同盟还打捞起北方撤退前凿沉的“梅里麦克”号战船，将它装上铁甲于1862年3月出战，击毁了不少北方的木制战船。幸而联邦军造的一艘“蒙尼塔”号及时赶到，与之对抗。联邦海军还在密西西比河上帮助摧毁同盟军，打通河道。

1864年又打了最后定局的几仗。谢尔曼于12月从佐治亚的亚特兰大进军萨凡纳，所过之处，留下一片焦土，同盟军溃不成军。格兰特在东线和李的弗吉尼亚军队打了11个月后，终于在1865年春攻下里士满。4月9日，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不久，约翰逊也向谢尔曼投降，南北战争终于结束。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共死亡60万人，超过美国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而当时美国的总人口不过3000万。参战人员的死亡率为四分之一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战术上的。当时军工业的发展使兵器的杀伤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但指挥官们还是照用旧的战术，诸如在空地上大规模正面出击等人海战术，一仗下来，往往死伤几万，惨不忍睹。一位北方的参议员在看到战场的血腥场面后说“，如果战前我能看到这个景象，我再想维护联邦，也会说：‘代价实在太大了，误入歧途的姐妹们，和平地走吧。’”

《解放宣言》

南北战争的起因并非为了解放奴隶，南方以维护州权提出分离，北方则是为了拯救联邦而战。当时北方民众的种族主义也许并不亚于南方，许多北方人限制奴隶制的目的就是要把黑人限制在南方。但不可否认，南北冲突的焦点是奴隶制。战前，北方虽然厌恶奴隶制，但仍然愿意尊重南方人在蓄奴州内的权利而不去干涉。

随着战争的进展，继续保留奴隶制便显得越来越荒谬。到1862年秋，林肯觉得解放奴隶的时机已到，这一方面是出于打击奴隶主的军事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道义上的需要，改变战争的性质，使之成为一场解放战争，更有利于北方的国际形象。9月22日林肯以总统的身份向报界直接发表《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解放尚在反叛州内的所有奴隶，但联邦内蓄奴州的奴隶地位不变，因为这些州并未反叛，他无权结束它们的奴隶制。有人嘲讽林肯只是解放了他解放不了的奴隶，但林肯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安定人心，顾全大局。《解放宣言》一旦发表，就决不可能只限于一个地区了。而且它的直接效果也十分明显，起到了瓦解同盟军后院的作用，使之两面受敌。联邦军所到之处，奴隶纷纷前来投奔，联邦还专门组织了黑人连队，增加了兵员。

在国际上，《解放宣言》提高了联邦的威望，也起到了阻止英法承认同盟的可能。英国于1833年解放了全部奴隶，所以它在道义上很难再支持南方维护奴隶制。何况英国虽然需要南方的棉花，但也需要北方的麦子，而且它估计南方要输，所以始终未承认南方的独立，北方争取英国中立的目的达到。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企图插足北美，表示支持南方。他派军队去墨西哥扶植一个傀儡国王，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陈兵边疆，墨西哥政府很快在总统的指挥下捉住了这个国王。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解放了全部农奴，他当然要支持北方的立场，同时他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来对抗英国。1863年，俄国军舰访问了纽约和旧金山，以示支持。俄国还表示愿意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内战后，美国为了表示感激，于1867年同意购买。

林肯并不满足于《解放宣言》的发表，他知道必须将它写入宪法才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合法性。经过多方努力，《解放宣言》的原则于1865年1月被正式作为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国会通过，规定合众国内不准有奴隶或强迫劳役存在。它于12月被宣布批准，奴隶制最终被合法地埋葬。

遗憾的是，林肯却未能看到这一天。林肯在炮火连天的内战中竞选连任总统，1865年3月4日，他发表第二次就职演说，将4年残酷的内战比喻为美国为奴隶们250年无偿苦役所付出的代价。他以仁爱之心提出：“对谁也不怀恶意，宽厚善待所有人。”他一心考虑如何重建南方，医治创伤。但就在南方投降后的几天，4月14日晚，一个同盟的支持者、演员布思在福特剧院向正在看戏的林肯发出致命的一枪。合众国第一位总统死于暗杀，举国震惊哀悼。当载着林肯灵柩的火车由华盛顿缓缓驶向他的故乡伊利诺伊，1600英里的路途上处处是为他悲伤致敬的人民，尤其是刚获得解放的黑人。

林肯，一个最普通的美国人，是美国民主精神最杰出的代表和象征。他不仅带领国家度过了最困难的年月，废除了奴隶制，维护了联邦，还最好地表现了美国普通人民的品质和信仰，阐明了他们对政府的理解，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概括已经成为美国人民对政府不可动摇的坚定理想。

三、南方的重建

约翰逊的重建政策

林肯对战后重建南方有一套自己的设想，并在田纳西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重建中进行过试验。林肯认为，重建之权应在总统而不在国会，由总统运用战时权力并动用军队来协助完成。他的依据是，由于分离是不合法因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南方从未真正脱离过联邦。国会无权干涉州内事务，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在战争期间出于军事需要，才有权操作并完成前同盟州的重建。同时，他认为分离只是南方少数人的叛乱，重建应当本着宽容大度的精神，释弃旧嫌，除了个别前同盟的要员外，一般支持者只要宣誓忠于联邦便可被宽恕。当一个州内参加1860年选举的人中有10%进行了这样的宣誓后，该州便可重建，回到联邦。

林肯的“百分之十方案”遭到共和党国会的批评和抵制，他们认为南方应该作为被征服者来对待，要让南方为分离付出代价。1864年7月，国会通过韦德—戴维斯法案，授权国会负责重建，对抗林肯的方案，但被林肯以搁置方式否决掉。

林肯遇刺后，林顿·贝·约翰逊（1808—1875）被意外地推上总统职位，可是他既无林肯善于妥协的政治才能，又无林肯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对共和党国会的影响。约翰逊一直是个亲联邦的田纳西民主党人，由于他坚决而勇敢地维护联邦而受到林肯注意，在第二次竞选总统时把他放在选票上，以鼓励南方的联邦派。现在战胜的共和党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总统席上坐着一位曾是奴隶主的后来归化的共和党人，他对战败的南方怀有过多的同情。(www.xing528.com)

1865年，国会从3月休会，要到12月才复会。约翰逊觉得在这段时间里，自己可以放开手来搞重建，让国会回来后接受既成事实。他大赦了包括许多前同盟领袖在内的所有向联邦宣誓效忠和同意废奴的南方人，接纳了返回的同盟州。至1865年底，南方各州基本上都重新成立了政府，并选举了参议员和众议员来参加国会，甚至前同盟副总统斯蒂芬斯也已经成了佐治亚州新当选的参议员。

国会的重建政策

国会两院当时均由激进的共和党人所控制，约翰逊的重建措施使他们深感震惊，首先，他们认为他侵犯了国会的权力，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决定一个州的接纳与否，这当然包括已脱离过的南方诸州的重新接纳问题。其次，他们认为约翰逊对叛逆者过于宽容，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此外，新建各州所制定的“黑人法规”包含大量歧视性的内容，不能保护这些新解放的自由民。当然，南方州如此容易地重进国会也威胁到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尤其是奴隶解放后，原先按五分之三计算的这部分人口将完全按人头计算，而忠于共和党的黑人又往往被剥夺选举权，南方岂不是在众议员的人数上将大占便宜？如果四年残酷的战争打完后，最终却由挑起事端又被击败的南方来控制国会，那也太荒谬了。

于是，共和党不顾约翰逊的反对，另外成立15人的重建联合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强化对南方的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有：1866年的民权法，规定黑人享有和白人同等的权利，并以联邦军队来强制实行此法。同年的自由民局法延长了成立于1865年3月的自由民局的任期，扩大了它的职权范围，规定该局负责向解放的奴隶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教育，为他们寻找工作，保护他们的公民权益；并负责被没收土地的处理、建立医院和学校等重建事务。1866年还通过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式承认黑人的公民地位，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对不执行此法的州给予惩罚；并规定凡国会未曾宽恕的原同盟领袖不得担任公职。在批准过程中，修正案遭到除田纳西外所有南方州的拒绝。

第二年，国会通过更为严厉的重建法令，由联邦军队直接进驻南方，监督执行重建法。一个南方州必须符合以下规定条件方能撤除军队，重入联邦：一是举行对黑人开放的普选，选出州制宪会议的成员；二是新宪法必须保证黑人的普选权；三是新宪法下的立法机构必须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对1869年尚未达到这些要求的4个州，还必须通过保证黑人普选权的第十五条修正案。在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下，到1870年时，所有前同盟州都被陆续重新接纳回联邦。

在南方重建的问题上，国会的所有提案几乎都是在约翰逊行使总统否决权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约翰逊还在公开场合下谴责国会的重建方案，利用总统职权进行阻挠，他的作为使国会十分恼火。为了防止约翰逊彻底解体共和党的战时内阁，国会于1867年通过官员任期法，禁止总统不经参议院同意就罢免政府重要官员。约翰逊却在来年初马上罢免林肯内阁留下的最后一个成员——战争部长斯坦顿，以此来测试该法的有效性。众议院随即通过弹劾总统的决议，控告他“任职期间的重罪和轻罪”，弹劾总统的事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审讯从1868年3月5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全体参议员担任法官。弹劾的成功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由于7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弹劾以一票之差失败，约翰逊被宣判无罪。好在总统的任期是有限的，激进共和党人很快支持格兰特将军在当年的大选中将他取而代之。

重建时期

南方的重建从1865年开始到1877年结束。在此阶段，北方力图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重建南方，而旧南方的势力则以各种方式对抗，以维持他们原先的社会格局和地位。

国会于1867年通过的重建法规定对南方实行军管，除了已被接纳的田纳西外，其余10个前同盟州分为5个军区，各由一名司令负责，统管治安、司法和民政大权，首先是包括黑人在内的选民登记。不少北方人被派去筹建这些新政府，也有一些是自愿去参加重建的教师、牧师、律师等专业人员。南下的北方人中有的是抱着高尚理想去热心帮助黑人的，也有人夹杂着投机利己的私心。由于他们大都用毛毡包装行李，被南方上层蔑称为“毡包客”，而他们帮助重建的政府也就被称为“毡包客政府”。

实施重建法后，南方投票登记人数中黑人超过了白人。黑人在制宪会议中成了多数，他们当然支持解放了他们的共和党，这些缺乏文化和政治经验的昔日奴隶在北方人的领导下，参与起草宪法，组建政府。在1868和1869两年，各州重建政府均已选出。在战后普遍腐败的政治中，这些政府中确也存在着铺张腐化、弄虚作假的现象，但是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他们做了大量为南方开先河的好事。他们注重民权，实行普选，关心黑人，开办教育，并开始重视南方的工业发展，修建铁路等。

在重建时期，美国黑人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他们不仅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公民，而且在联邦军队、共和党政府、民权法和自由民局的保护下，享受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些黑人当选为州的议员。包括格兰特在内的几个联邦将军也曾试验过将没收来的反叛者的土地分给他们，于是“四十英亩一头骡”成了这些自由民的理想。重建政府为黑人办学校，一向被剥夺受教育权的黑人终于有了学文化的机会。黑人无疑是重建政府最可靠的社会基础。

重建政府的另一社会基础是南方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原本就反对分离。还有就是贫穷白人，他们从来不愿为了维护与己无关的奴隶制去打仗。重建彻底打乱了南方原有的阶级阵线，种植园主丧失了他们的主要财产——奴隶，丧失了他们的领导地位和尊严，这使贫苦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等，因此比较愿意支持重建政府。他们当然遭到南方顽固派的攻击，被嘲讽为“孬种无赖”。

重建的结束

以大庄园主为首的旧南方上层虽然战败而归，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和奴隶，但大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土地和影响，他们不能接受重建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无法忍受昔日的奴隶来参与统治他们。既然他们已经不能以合法的手段来改变重建的方式，他们中一些人便组织秘密社团，诉诸于恐怖手段来恫吓黑人，迫使他们放弃选举，放弃公职。其中最著名最猖狂的就是三K党，党徒们蒙面夜聚，对敢于参政的黑人处以残酷私刑，焚毁他们的房子，威胁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使黑人再不敢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对此，联邦政府于1871年通过三K党法，授权总统用军队镇压南方的暴力抵抗。格兰特总统也曾实施过这一法令，但并未能强制到底，将之斩草除根。

从北方来说，人们对南方的重建越来越感到厌烦。重建政府的腐败使正直的人们失望；想和南方做生意的人也想早日结束这种骚乱。政坛上那些为黑人权利说话的权势人物如萨姆纳参议员等也陆续去世或退出政界。再加上对经济等其他问题的关注渐渐转移了北方的视线，黑人民权问题便退到次要的地位。从政治力量的平衡来说，西北的发展已足以保证共和党的优势，控制南方便不再那么重要了。更何况北方人也并不希望自由民有足够的自由移居到北方来，南方的问题还是由南方人自己去解决吧。

北方人态度的转变使南方上层人物的复辟得以成功，他们自称为“拯救者”，要把南方从毡包客和黑人的手里拯救出来。重建政府中的穷白人比较容易地倒戈回去，与“拯救者”重新联起手来维持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在这场交易中被牺牲的是自由民的利益，他们虽然不再是奴隶，却毫无独立生活和自我保护的手段。将没收的土地分给自由民的做法很快被尊重私产的约翰逊总统制止了，连激进派对此也并未坚持。南方的黑人法规又对黑人就业制造种种障碍，最后他们只能成为“谷物分成制”中的佃农。“谷物分成制”是南方战后形成的农业生产关系，庄园主虽然还有土地，但已无资金来投资土地，雇佣劳力，进行生产。而自由民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只有劳力。于是庄园主将土地分成小块，让自由民或穷白人耕种，有时也借给他们工具和房子，收成双方对半。而后者还必须从商人那里去借贷种子等，按商人的要求耕种棉花、烟草等单一作物。一年辛苦后地主拿去一半，再加上付租金，还债等，所剩无几，生活水平有的降到奴隶不如。他们仍然像奴隶一样依附于一小块土地以及土地的主人，只是现在他们不再集体干活了，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耕作和生活了。

格兰特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但作为总统却极其无能。他不能知人善任，对战后泛滥的实利主义和贪污腐败一筹莫展，他领导的政府以腐败著称，声誉日下。再加上1873年发生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战后不到十年的共和党竟然败北，民主党成了众议院的多数派。1876年，被腐败搞得焦头烂额的共和党提名俄亥俄州长拉瑟福特·伯·海斯（1822—1893）为候选人，他的最大优点就是名声清白。靠着挥舞“血衫”，并答应南方“地方自治”的要求，海斯才险胜民主党候选人。他上任后不久便遵守诺言，从南方撤出联邦军队，重建政府随之垮台，重建时期就此告终。

南方的状态

共和党撤出，放手让南方自治，使南方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形成了其政治社会方面的特色，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奴隶制向现代过渡的时期。

首先在政治上，南方成了清一色的民主党，从1876年到1928年的五十多年中，没有一个南方州选举过共和党的总统，由此获得“坚固的南方”之称。

在社会生活中，南方种族主义泛滥，实施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曾一度参政的黑人基本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南方白人阻挠实施宪法第14和15条修正案的花样是很多的，诸如文化测试、投票税等，轻而易举地将没钱没文化的黑人排斥在投票箱之外。为了让同样达不到标准的白人可以选举，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祖父条款”，规定必须父亲和祖父在1867年以前参加过选举的人才能有选举权。民主党根本拒绝吸收黑人，这样黑人就不可能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党派内产生任何影响。更具普遍意义的是，南方各州都实施种族隔离的吉姆·克罗法^[1]，规定在一切公共场合实行黑白分离，给黑人提供的设备自然一概不如白人的。与战前相比，多亏义务教育的法律，黑人教育总算开始发展起来，黑人有了自己的学校，还建立了几所黑人大学。

在经济上，战争造成的破坏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恢复，而南方却缺少应有的手段。奴隶制的被摧毁迫使南方的经济秩序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各阶级在适应上都是相当困难的。谷物分成制虽然弊病很多，但与奴隶制相比，多少鼓励了一点积极性。后来农作物也逐渐由单一发展为多种，耕种方法也有一定的革新。

最重要的是，南方人的观念开始改变了，他们认识到工业的优越性，也想采取北方人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走北方人的路了。他们以优惠的条件从北方和国外吸收资本，发展工业，修路办工厂，大批刚解放的奴隶正好提供了廉价劳力。南方的优势在煤矿和冶金，亚拉巴马的伯明翰成了南方的匹兹堡。南方的棉纺厂也发展较快，铁路线也延长了。但是南方的大部分工业属于粗加工，依附于东部。到1900年，南方的工业产品是内战前的四倍。尽管如此，在战后半个世纪内，南方无论在生产或生活上，一直落后于全国水平。一个新南方的诞生将历经艰难。

四、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

铁路网的建成

从内战后到19世纪末的40年间，是美国完成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既混乱又蓬勃的时代，美国奠定了经济实力的基础。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增加了5倍，产值增加了10倍。重工业的发展尤为惊人，钢产量从1865年的1.9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1000万吨。从1870年到19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美国从战前一个二流的工业国上升到世界第一强国。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困扰美国政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南北纠纷取消，注意力得以集中到经济的发展。二是战争中北方的工业受到刺激，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三是战后共和党长期执政，在立法上向东北部的工业资本倾斜，实行铁路补贴、高关税等政策。四是从东欧和南欧来的新移民潮为工厂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力，同时又为市场提供了大量消费者。

工业要发展，交通能源是关键。能源由水力逐渐过渡到煤和石油后，厂址的选择便不再受水源限制，不过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龙头产业无疑是铁路。铁路虽然在内战前就有发展，但真正在全国联成四通八达的网络并发挥巨大的经济作用，那还是战后的事，铁路是战后整整一代人全身心投入的事业。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亘大陆的铁路——联合太平洋一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汇合，后来在它两侧又陆续修建了四条南北方向的铁路。到世纪末，铁路长度增加了9倍，美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铁路网。

美国的铁路由私人企业创办和经营，它们的规模之大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1900年，铁路建设投资13个亿，而国民生产总值不过20个亿。到19世纪末，铁路所发行的股票债券超过160亿，而国债也才12亿。政府还拨款借贷，支持铁路公司，更重要的是赠予其大量公有土地，在铁路线左右各延伸10—40英里，总面积为俄亥俄州的5倍。其中一半可以由铁路公司随意出售，《宅地法》规定免费提供的160英亩由铁路公司出售时价格升到320美元，但七分之六的新农场实际上都从铁路公司或投机商那里购得土地。经过多年的竞争，小公司逐渐被大公司兼并，最后由7大集团操纵全美三分之二的铁路线。这些集团规模庞大、管理复杂、资金雄厚，联邦政府也自叹不如，它们对国家经济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了实行有效的管理，铁路公司率先开展管理革命。公司聘请专业经理，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同时在技术上也不断进行革新，如统一轨道宽窄，钢轨代替铁轨，设定标准时区，发明卧车车厢等，使铁路运行变得越来越安全、准时和价廉。铁路把东西南北联成一个巨大的全国性市场，原料产品都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各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消费的发展，甚至还改变了生产的地点和方式。铁路也进一步推动了移民的进程，给原先交通不便的大平原带去了无数的新居民。

然而，铁路公司的弊病也几乎同样惊人。为了在竞争中压倒对手，它们在票价和回扣上大做文章，弄虚作假、腐败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个别州对之作出反应，对铁路公司进行监督整顿。可是最高法院却视之为违宪，裁定州政府无权过问州际商务，此权非国会莫属。但即便州际贸易法在1887年制定后，铁路公司也经常阳奉阴违。由于狂热地滥建与投机，铁路几度诱发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并终于在19世纪末陷入困境，最后由以摩根为首的金融财团来对之进行调整和改组。

科技发明

美国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劳力从来就不富裕。内战后工业受到多方面刺激，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意义就越发重要了。为了鼓励科技发明，美国宪法中就规定了发明者的权利并于1790年通过第一个专利法，1802年政府又专门成立了专利局。在70年代，每年取得专利权的发明就超过1.3万项。到八九十年代，每年则超过2.1万项。这些发明不仅促进了工农业的革命，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创了现代社会的面貌。20世纪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必需如电灯、电话、电报、电影等，都是在这40年中诞生的。苏格兰移民贝尔发明了电话，贝尔公司于1885年创建了至今仍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爱迪生当然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发明家。他从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是又一个美国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在年轻时当过报务员，后来创建了自己的“发明工厂”，边经商边从事科技研究，发明达数百项。他开办的照明公司和电灯厂轰动了全世界，人类从此可以在黑夜中创造白昼。美国当时的科技发明大都能直接应用于生产，帮助了工业革命的完成。

大企业和劳资矛盾

工业发展的规模和竞争的需要很快超出了个人财力的所能，“公司”这样一种新的生产组织便应运而生，以取代原先单一业主的方式。公司是注册的法人，它的资产通过股票投放市场，由持股者共同占有，共担风险。与单一业主相比，它的生命可以不受任何个人生命的影响。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持股人如欲退出，只需出售股票，但不能要求将股票兑换现金。公司的失败倒闭都不能影响到个人的其他私产。这是一种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额资金，长期存在，然而责任却有限的企业方式。

美国政府当时奉行的经济政策是只鼓励不管制的那种自由放任，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很快导致兼并，一是原料、生产、销售一条龙的纵向合并，二是企业间的横向合并。兼并的结果就是大企业的产生，个体小规模生产迅速演变为全国性大工业。这是一个大王大亨无法无天的时代，各行各业中都出现了巨头，铁路出了范德比尔特和希尔，钢铁出了卡内基，石油出了洛克菲勒，以及数百个程度不同的大资本家。他们善于经营，惯于利用各种合法及非法的手段去挤垮对手，取消竞争，实行兼并，逐渐将本行业中的可观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地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他们的经济行为达到影响甚至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地步。这些新经济体系中的天之骄子，人称“强盗男爵”，他们是人格化了的资本。

企业兼并的方式是多样的，主要有联营和托拉斯。在联营中，同行业相互协调磋商，达到控制价格等目的。托拉斯由洛克菲勒首创，是垄断的更高形式，它将股票集中于一个董事会管理，从而取消竞争。这些规模比政府还大的垄断大企业使民众深感不安。美国钢铁公司握有的资本是联邦政府预算的三倍，财产的过分集中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政府将落入大资本家的手中，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在直接危及公共利益，民主将变成一种新的封建。经过朝野长期努力后，国会终于在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了反垄断的立法过程。

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物价也随之下降，人民生活普遍有所提高。但是在成百上千的新贵崛起之时，贫困也正在恶化。美国立国后从未有过握有如此权势的人，也从未有过如此的贫富悬殊。1890年，美国最富的9%的人占有71%的财富。工业化的结果，曾经独立的劳动者变成了受雇于人的照看机器的工具，他们从劳动中得到的满足减少，劳动的异化和非人化加剧。在资本家眼中，他们的价值和机器相仿。工厂主为了压低成本，尽量剥削工人，迫使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地从事单调沉重的体力劳动，当时工人每周平均工资低于9美元，既无劳动保护法，又无失业救济。

由于机器生产所需手工技术减少，工人向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减弱。加之移民往往首先认同种族而非阶级，美国工会组织的成功率比较低。内战后，工人先后成立了几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首先是1866年成立的全国劳工联盟，它主要保护技术工人，也吸收农民和女权主义者。但很快它便被1869年成立的劳动骑士团所取代，骑士团最初具有宗教秘密性，但它吸收一切劳动者，不分工种、种族或性别，只有银行家、律师、沙龙主和赌徒被排斥在外，1886年发展到70万成员。骑士团虽然原则上反对罢工，但还是发动了好几次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提出改善工作条件、男女同工同酬、废除童工等经济要求。和全国劳工联盟一样，骑士团也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他们企图一劳永逸地结束雇工奴隶制，代之以工人自己组织的合作社。骑士团的领袖鲍德利的名言是，“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然而他们创办的少数合作社却都以失败告终，到90年代，骑士团便销声匿迹了。

相比之下，1886年宣告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则显得更为成熟。劳联是个松散的工会联盟，各工会仍保持很大的自治权，可以单独发动罢工。第一任主席冈珀斯是英国移民，担任劳工领袖达40年之久，成为美国劳工界的代表人物。劳联只吸收技术工人，冈珀斯很清楚，非技术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他认为与其全体工人都失败，不如让其中一部分先赢，或许还能为其余部分带来好处。劳联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罢工，特别是在经济萧条、工资削减、工人失业的时期。八九十年代是美国劳工史上罢工的高潮，最有名的罢工发生在1894年芝加哥的普尔曼火车车辆厂，发起者是由尤金·德布斯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芝加哥以西的铁路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公司说动斯蒂芬·格·克利夫兰总统（1837—1908），以阻碍国家邮件投递为由，派遣2000名士兵前去镇压，造成伤亡。罢工失败后，领导者都被判处徒刑，但德布斯已经成为美国工人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

城市化进程

内战前的美国城市都以商业为主，战后由于工业的兴起和交通的发展，工业化的城市迅速崛起。随着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人口也相对集中到城市。从1800年到189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11倍，而城市人口增长86倍。1860年时，美国的城市人口为600万，到1900年增加了2400万。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也由2个增加到6个，发展最快的要数芝加哥。1890年，美国10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8%，但生产着全国40%的制成品。

城市人口猛增的来源主要是移民，其中小半是国内移民，大半是国外移民。由于美国农业的机械化，农业人口过剩，他们很难建立自己的新农场，而当农业雇工的收入又远不如当工厂工人，再加上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和享受，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更多的还是国外移民，在内战后的40年中，数量估计达1400万，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铁路轮船的发展大大缩短了欧美间的距离，降低了旅程的费用，而这些新移民又一般不具有开办农场的资金，所以大都就地留在入关的东北部大城市中。到19世纪末，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是移民。移民年龄以青壮年为多，结果占人口七分之一的移民占了五分之一的劳力。

城市的最早形式是“步行城市”，住宅和工作地点都在步行的范围之内，居处主要围绕工厂，各阶层杂居很普遍。1870年后，有轨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出现，距离概念缩小，发展出“街车郊区”，收入足够的人家便搬到郊区比较宽敞的住宅。种族与阶级的隔离从此明显起来，富人和穷人可以不必再相互照面。城市中心逐渐成为穷人聚居的地方，一家富人搬出的房子一下便住进许多家穷人。城市在向外延伸的同时又向上发展，摩天大楼成为大城市的象征。

当时美国城市的发展毫无计划，杂乱无章。对城市管理来说极为重要的街道照明、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设施都极不完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移民大量涌入，致使住房难以满足，房地商乘机建造了大批简易公寓房子来牟取利润。这种房子极其拥挤嘈杂，采光通风都极差，甚至没有卫生设备，总是散发着臭味。都市贫民窟由此而生，它们不仅是传染病流行的好地方，也是犯罪率最高的场所。贫民窟是繁华背后的阴暗，随进步而来的堕落。

美国在立国之初制定的宪法为联邦和州的管理提供了依据，而新兴的城市却缺少立法，管理极差。当时城市权力大都掌握在党魁手中，他们为移民提供介绍工作、安排住处等实际服务，但这些人拉帮结派，权势颇大，有许多效忠于他们的人。纽约的坦曼尼会堂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党魁统治的弊端很多，这些人办事缺乏法律依据，霸着各项城市公用事业费用的支配特权，从中渔利，并把职位赏给自己手下的人作为酬劳。

城市的堕落引起美国中产阶级良心上的不安。从80年代末开始，城市改革团体慢慢出现，他们在贫民区开展福利和教育工作，设立专为穷人服务的济贫院50多所，其中设有托儿所、图书馆等。最负盛名的是简·亚当斯最早建于1886年的芝加哥赫尔会馆。改革者认识到仅有私人的慈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断促进城市的政治立法改革。1881年创立的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和1894年建立的全国城市联盟是各类团体中最重要的，它们有组织地提出改革城市的政治纲领，主张任人唯贤，加强选举，增强市长权力，采取委员会制度及由其任命的市执政管理制。一直到19世纪末，城市的党魁才终于被击败，改革派占了上风，将城市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

边疆的结束

1890年，美国调查局宣布边疆已经结束。所谓“边疆”，指的是每平方英里2—6人的居住地带。从三百年前开始移民大西洋沿岸以来，美国的西部一直存在着辽阔无边的边疆地区。杰斐逊从他的理想农业国的观念出发，光是路易斯安那购地，他估计一千年也开垦不完。然而，到1840年，西部边境已经移到了密西西比河。只20年的工夫，又跳到了远西部的太平洋沿岸，而居于密苏里河和落基山之间的中西部大平原就成了美国地理上最后的边疆。到世纪末，在这片新西部土地上增加了8个新州。

每当美国准备拓疆开地时，首先必须对付的就是印第安人。当时在美国总数300万的印第安人中，有25万住在那里。大平原成了印第安人抵御白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平原印第安人处于新石器时代，他们是游牧部落，骁勇善战，纵马于浩瀚无边的大平原上，以捕猎野牛为生。内战后期，美国便已在大平原上和印第安人交战数次。战后，政府和军队都能腾出手来解决西扩问题，彻底征服北美大陆上这最后一部分敢于抗争的印第安人。1865—1867年的苏族战争极其残酷，双方伤亡都很大，苏族也曾取得过局部胜利。然而，印第安人奋力获得的任何胜利都不足以挽救他们必败的命运。或者说，他们的暂时胜利都只是更快结束了他们对抗的能力。从1869—1874年，内战英雄谢尔曼率领军队和印第安人打了两百多仗。到1890年打完最后一仗时，印第安人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除了白人军队的强大武力外，铁路建设等其他原因造成的野牛濒临灭绝也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1865年在大平原上生活着大约一千万头野牛，到1890年时只剩下不到一千头，印第安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资源而不得不投降。

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中也有两派意见。东部温和派主张以安抚为主，西部强硬派则必欲诉诸武力。所谓安抚，也就是迫使印第安人放弃原先的土地及其游牧生活方式。当黑奴终于在法律上成为自由公民时，印第安人却仍然被迫处于种族隔离之中。海伦·杰克逊女士于1881年发表了《一个世纪的耻辱》一书，对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作了一定的反省，引起了一些良心发现，当然此时的印第安人也已经不足以构成威胁了。于是，国会在1887年通过旨在归化印第安人的“道斯法”，解散保留地，瓦解部落，将土地分成160英亩的小块分给每户印第安家庭，让他们学习农耕。凡接受土地者，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但此项政策也未收到预想效果，半个世纪后，印第安人的土地三分之二都到了白人手里，还保留的也大多是瘠土，他们成了日益富庶的美国人口中最贫困落后的一部分。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态度和政策上，美国一直到20世纪才慢慢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学会容忍和尊重。

美国这段时期内与边疆相联的两件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事就是西部淘金和南部牛仔。自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淘金热逐渐东移，从内华达到蒙大拿的西部山区一再出现。每一传闻都能立马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发财的念头简直使人发狂。

最初的淘金者大多单枪匹马地干，他们用最原始的手工方式把露在最表面的含金矿砂采掘淘洗干净就算了事。至于大部分有价值的金银矿都深埋在石英石内，必须投入大额资本，使用机器，修建矿井，才能将它们开采出来，这就要留给大公司来做了。每一个矿区开始时都杂居着不同种族的各类人物，他们乱哄哄地把“第一批横财”抢走后，往往留下一个空寂的死镇。淘金热不过延续了二三十年，到70年代末便大致告终，但它的戏剧性成为美国文化中令人难忘的篇章。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短期行为是牛仔。得克萨斯州南端是牛仔的故乡，但牛仔们不过是牧牛大王的雇工。得州饲养的是西班牙牛，它们长得十分彪悍，非常能适应大平原的生活。当时一头牛从得州运到北方出售，可以增加10倍的利润。内战后，牧牛大王们雇佣牛仔把大批大批的牛从得克萨斯一路赶到密苏里的铁路车站，以便运往北方，行程将近1500英里。牛仔们利用大平原敞开的草地和水源，骑着马一路放牧牛群。他们头戴宽边帽，身着紧身衣裤，在马背上走南闯北，孤独艰辛。他们不仅要控制庞大的牛群，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各类偷牛贼。

1866年是牛仔时代开始的第一年，当年就往北赶去了25万头牛。在此后的20年间，总共赶去了500多万头。这是牧牛王国的时代，也是英雄牛仔的时代。只是好景不长，到了1885年，一连串的灾难使这一奇特现象突然中止。先是牛的数量供过于求，牛肉价格下跌。紧接着是两个寒冬夹着一个旱夏，牛群损失将近一半。再是铁路的发展，铁路虽是牧牛王国兴起的条件之一，但铁路也同样在破坏敞开的草地。更致命的是，它运来了一批又一批定居的农民，他们用新发明的有刺铁丝篱笆把自己的土地围起来。敞开的牧场从此消失，牛仔终于成为历史奇观。

农民反抗运动

1862年，国会通过《宅地法》，鼓励农民西迁拓荒。该法规定，每人可免费获得160英亩土地，凡耕作达5年者，土地即归耕者所有。此法和轮船铁路等的发展加在一起，刺激了大批移民前往中西部定居。在1860—1900年间，农场数激增一倍以上，产生了300万个新农场，耕地增加一倍。但新建的农场中有三分之二以失败告终，主要因为大平原气候干旱，缺树少水，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加之虫灾等天灾人祸，使移民极难适应，其艰苦程度非常人所能忍受。

问题的最后解决靠的是农业革命，一是农业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二是科学的耕作方法。人们先是学会使用机器挖深井解决水源，又研究出旱地栽培法，并引进合适的新品种来适应大平原的干旱。随着播种机、收割机、粉碎机等农业机器的广泛采用，沉重的体力劳动终于由机器来替代，土壤气候的困难也基本被克服。

农业革命的成功得力于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各种社会团体积极推广农业科学知识，并促使政府立法拨地成立农业院校，加强农业科技的研究，1862年还设立了农业部来指导农业生产。

农业革命使农业产量极大上升，从1860年到1900年，棉花产量上升了3倍，小麦上升了4倍。农业人口却明显下降，由全人口的80%降到40%。农业机械化减轻了农民的劳动，缩小了工农的差别，农民的生活也不再那么闭塞了。农业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场迅速向商业化的大农场发展，它们往往生产数量巨大的单一作物，满足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农业的机械化和市场化也带来了不利的方面，一是开办农场的投资大大增加，小农场难以维持，新开农场也更加困难，农场数量锐减，土地趋向集中，大量小农场主被迫放弃家业。二是产品完全依赖市场，生产者对产品失去控制，产量增加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增加，有时甚至成反比，一个远方市场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农民的成败。

内战期间，战争的需求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扬，农业经历了一番繁荣。战后由于需求急速下降，供大于求，价格随之大幅度下跌。生产越多，价格越跌，出现生产过剩现象。而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竞争也已变得更为激烈，情况都对农民不利。农民要维持农场必须有资金，却苦于找不到借贷。与此同时，工业品由于关税保护、垄断经营等原因而价格高昂，农民两面受压，叫苦连天。南方农民的情况也几乎同样糟糕，土地集中，大部分人都当雇农，靠抵押收成租地借贷，而棉花价格和小麦一样不断下跌。战后20年中，美国农民的生活一直在下降，到90年代达到最低谷。

为了改善处境，农民们联合起来行动，为自己争一份权利。他们先是在1867年组织了地区性的农民协进会，积极介入本州的政治，选出自己的议员。有几个中西部州通过立法，对铁路和粮商实行管理，却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农民协进会还组织各种合作社，提供粮食加工、包装、购销等服务，所得利润由会员分享。但此类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经营不力等原因很少成功。尽管如此，农民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对政府构成压力，迫使政府反省一贯的自由放任政策。美国人越来越认为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解决铁路和垄断等社会问题，这对1887年通过州际贸易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农民长期借债，便埋怨流通货币太少。他们要求通货膨胀，主张发行纸币和铸造银币。内战时，联邦政府曾发行4亿绿背纸币美元，它们的流通靠的是政府信誉而非硬货支持。战后，政府为了使纸币面值和硬通货持平，便逐步回收纸币，并于1875年立法，将纸币流通值限制在不到3.5亿，同时允许纸币兑换黄金。这样一来，通货更加增值坚挺。对此不满的农民组织绿背纸币党，要求取消该法，但未能获得成功。

农民反抗运动的下一个中心是白银。美国一直实行黄金白银双轨制，比价为16∶1。由于政府征收白银有困难，国会于1873年通过铸币法，结束原先的双轨制，改用金本位单一制。白银价格因此骤然下降，反对者称之为“1873年罪恶”。银矿利益者要求恢复16∶1的金银双轨制，农民以为多铸银币可以增加通货使之贬值，故而也支持白银。国会最后让步，于1878年和1890年两次通过有关购银法，规定政府每年须购白银数量，但均未收到预期效果。由于白银的大量开采，以银换金又十分合算，人们纷纷将白银和纸币去兑换黄金，致使国家黄金储备大跌，到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时，储备量已降到最低点，而农民的利益却仍未得到保护。

愤愤不平的农民感到共和、民主两大党都已被东部工业和金融利益所把持，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政党。于是他们在80年代后组织了人民党（又译平民党）。1892年，人民党制定的纲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自由铸银币，增加流通货币；分级征税；铁路、电报、电话的国家所有；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和1894年的国会选举中，人民党候选人都获得相当成功，所以他们颇有信心地投入1896年大选的准备工作。

农民和白银派控制了民主党大会，他们推选年轻的内布拉斯加众议员威·杰·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布莱恩擅长演说，他的名言是“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一个金十字架上”。布莱恩同时也是人民党的候选人，两党联合起来，准备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和共和党争个高低。然而，布莱恩虽竭尽全力，却难获成功，人民党不久也销声匿迹，这一变化完全出于经济的原因。

农民处境的缓和发生在1896年，由一些意外原因所促成。一是阿拉斯加及世界其他地方金矿的陆续发现和开采，使黄金储备得以充实，促使流通货币的增加。二是欧洲和印度等地农业的减产，使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突然上升。三是大批欧洲移民的入境，增加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回升上涨，农民的政治热情下降，他们忙着以增产来迎接这一农业的大好时机。

镀金时代的政治

“镀金时代”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对内战后到进步时代这个阶段的称呼。这一时期的政治以腐败著称，与战前理想主义的改革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当时政坛上充满了各种庸俗交易，对党派的忠诚取代了意识形态之争，道德关注普遍减弱，理想丧失，物欲横流，腐败盛行，贫富悬殊，劳资冲突，美国似乎再不是它向来引以自豪的穷人的乐园，一个自由平等的特殊社会。

战后的美国政坛并非是胜利的共和党人的一党专政，相反，民主党的势力颇为强大。但是，共和党毕竟能经常成功地“挥舞血衫”吃老本，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从1860—1912年的半个多世纪中，民主党人除了克利夫兰一人当过两届总统外，所有总统都是共和党人。共和党成立时的基地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南方被解放的黑奴虽一度支持共和党，但由于很快失去参政的权利，在政治上便不再是一股力量。战后的共和党越来越代表东北部的工商者利益，支持高关税、金本位以及给予铁路公司优惠等政策，使中西部农业区离心离德。民主党的基地一如既往仍在南部，但东北部大城市中的移民以及赞成通货紧缩和低关税的商人也支持民主党。其实，两党都由保守派所控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税、通货等具体经济问题。

对党的忠诚使许多地区具有固定的党派色彩，他们不问候选人是谁，几十年只按党派投票，这种地区在大选时反而不受重视。为了争取选票，候选人往往从那些犹豫不定的所谓“战略州”中产生，人选也往往是平衡的结果，所以这期间美国总统中少有杰出人物。更何况自从约翰逊和国会闹过后，总统一直处于国会之下，其独立地位受到损害。格兰特任总统期间政绩平平，内阁名声不佳，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始终受制于党派。

当时的美国政治主要由掌握实权的党魁头头们所把持，强调对党魁个人的忠诚，党派胜利后实行分肥，党魁将官职作为酬劳的手段。这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一些被称为“超然派”的自由主义改革家坚持反对这种官员任命方式长达20年之久，他们极力主张改革文官制度，提倡廉政建设。1877年海斯上任后曾多次使用否决权，使总统的权威有所提高。尽管他未能根本动摇政党分肥制，但也算尽其所能，为打击这一政治腐败开了个头。

共和党的詹姆斯·艾·加菲尔德（1831—1881）在1880年大选中获胜，他当总统后也力图显示其职位的权威，但不料上任才半年多便遭到一名精神错乱者暗杀，接替他的是副总统切斯特·艾·阿瑟（1829—1886）。阿瑟是纽约富豪，本人即是政党核心集团的要人，可是他当总统后却成了改革的促进力量。加菲尔德的遇刺震动全国，加剧了改革的呼声，主改派在他遇刺当年即成立了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在阿瑟的支持下，国会于1883年初终于通过文官制度改革法，建立两党联合的三人文官制度专门委员会，对官员进行逐个甄别，并扩大功绩制度所涉及的工作种类，为摆脱这一腐败的政治现象铺平了道路。

在1884年大选中获胜的是民主党的克利夫兰，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共和党第一次输给民主党。克利夫兰任纽约州长时便以改革派著称，他不仅得到民主党的拥护，也得到共和党内超然派的支持。但他上任后不久，也不得不屈服于本党内分肥派的压力，毕竟民主党在野的时期已经很长了，决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克利夫兰逐渐与超然派分离，他虽然仍在继续文官制度的改革，但同时又把相当数目的官职给了自己党内不称职的求职者。

1888年大选中争论的热点是关税改革。这次，共和党决心把失去的最高职位夺回来，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已故第九任总统、辉格党哈里森的孙子。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上任后对文官制度改革不冷不热，还将不少职位还了人情。他要对付的一个少有的难题是1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笔钱最后分别用于军人抚恤、收购白银以及国内改进工程等项目。哈里森任内最重要的立法是谢尔曼购银法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后者是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反托拉斯法。

民主党在1892年的大选中格外小心，居然使克利夫兰重返白宫，可惜迎接他的马上就是1893年的金融危机。克利夫兰未能看到危机的真实原因，仍然纠缠于金银之争。他把一切都归咎于白银，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金本位。他虽然废除了谢尔曼购银法，但于事无补，对缓解危机毫无作用。于是他不得不采取出售公债的办法，结果未能奏效，反倒引起农民仇视。1894年是经济萧条最为严重的一年，公司倒闭，失业人数将近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联邦政府对于饥饿的人们漠不关心，甚至动用正规部队镇压罢工工人，克利夫兰因此大失人心。

1896年，共和党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普遍不满，使威廉·麦金莱（1843—1901）当选总统。麦金莱明确表示赞成高关税和金本位。他的对手布莱恩周游全国，进行了600多次演说，试图唤醒国民良心，反对富豪统治，建立社会公正。但他毕竟经费不足，无法与大公司鼎力相助的麦金莱相比。而且布莱恩的怀旧恋农态度也未能获得劳工的支持，终于败给了麦金莱。布莱恩此后又两次当过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均未成功，最后出任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总统的国务卿。

由于国际市场变化等多种原因，1897年后经济复苏。随着人民党和农民反抗运动的逐渐淡化，共和党又重新控制了参众两院，他们将关税再次提高，幅度达52%，并于1900年通过金本位制法，一代人为之争执不休的金银之争从此告终。

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

美国在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后，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世纪停止了扩张，忙于国内事务。经历过内战的一代只想享受些安宁，对扩张不感兴趣。可是当1890年边疆宣告结束后，美国又开始向海外扩张。

海外扩张的兴起与国际市场的争夺有关。美国从保护商业利益出发而发展海军，随后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动辄进行威胁，迫使他国屈服，以便占据领地，夺取市场。海外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转移视线，将国内的愤怒引向国外冒险。当然，从海外得到的好处又能用来缓解国内矛盾。这时期，美国一方面打出门罗主义的旗号，极力抵制英国等欧洲势力插足美洲，把对美洲国家的任何干涉视为对美国的干涉，力图将势力扩展到拉美各国，这是“我的就是我的”。另一方面，却又实行“你的还是我的”，抓紧机会将势力扩展到亚太地区。美国这个共和国成了一个十足的帝国。

首先是夏威夷问题。美国在立国后与中国发展贸易时就对夏威夷产生兴趣，一直想兼并之。经过长期努力，双方于1875年签订互惠条约，使夏威夷成为美国的蔗糖产地。从此，美国蔗糖市场的竞争及其关税政策便直接对夏威夷的经济和政治发生影响。加上当地白人商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参与，扩张主义者认为兼并的条件已经成熟。1893年2月，哈里森总统在卸任前向参议院提交了兼并的条约。但是接任的克利夫兰却认为大部分土著仍然支持夏威夷女王，不同意兼并。此外国内反对海外扩张的情绪也颇强烈，所以兼并未能实现，但不久发生的美西战争很快为兼并夏威夷扫清了障碍。

引起战争的是古巴问题。和夏威夷一样，古巴也是美国的蔗糖供应地。当古巴经济在美国影响下陷入困境后，古巴人与西班牙统治者发生暴力冲突，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便找到了“正当干涉的理由”，以此说服了怀有人道主义的反扩张主义者。1898年2月，美国“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突然爆炸，尽管原因并未查明，主战派却一致将其归咎于西班牙，国会立时拨款5000万作为国防经费。麦金莱总统向西班牙提出和平解决，条件是古巴独立。西班牙考虑到种种后果，迟迟不能同意，美、西终于在4月开战。战争延续了不到10周，西班牙于7月投降，美国大获全胜，不仅迫使西班牙放弃了对古巴的主权，从而控制了加勒比海海域，而且摧毁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海军，迫使它放弃了马尼拉。在1898年底的巴黎和会上，西班牙将菲律宾割让给美国，为此美国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美国还获得了关岛、波多黎哥等地。扩张主义者将此举视为“上帝的目的”，麦金莱总统则更为谦逊地称之为“白人的责任”。

在远东，欧洲列强此时正在加紧瓜分崩溃中的大清帝国，美国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于英、俄、日等国。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和利益，美国于1899年照会各国，提出在华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意在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已经获得的全部贸易权利。1900年，美国派遣了5000人参加侵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庚子赔款中，美国得到2500万，超过了为菲律宾付给西班牙的钱。这笔款子除了付给美国侨民的赔偿外大有剩余，于是便将一千多万退还中国，后来中国政府将它用于办学和派遣留学生等文化事业。经济的复苏和外交上的连连得手使麦金莱很容易地在1900年连选连任成功。

然而，美国毕竟不是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即便在扩张主义最嚣张的时候，反帝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许多社会进步人士联合成立了“反帝同盟”，反对和讽刺政府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他们认为，海外扩张违反了美国立国的理想，那就是政府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他们持“大陆主义”的态度，反对在大陆之外谋求领土。到了1900年，海外扩张已经成为事实，此时连共和党领袖们也承认，殖民扩张已不是一般美国人的愿望。

【注释】

[1]1828年左右，有白人装扮成黑人，表演歌舞“转啊，跳啊，吉姆·克罗”，黑人由此被称为“吉姆·克罗”。

4　肯尼迪独自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