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中的英国移民与印第安人冲突

一、独立战争

英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

1689年后，英法之间爆发了一系列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最后以英国在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中大获全胜告终。在北美大陆，英法殖民地为了控制俄亥俄地区也发生了冲突。1757年，英国向北美增兵，与殖民地游击队一起打败法军，夺取了魁北克和蒙特利尔。1763年的巴黎条约结束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权利，法国将其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殖民地让给西班牙，将河以东（新奥尔良除外）和加拿大的殖民地让给英国。在殖民地，这场战争又称法印战争。

战争期间，英国无暇更多地管束殖民地，放松了对它各方面的限制。造成这一疏忽的另一个原因是，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后，一直在试图削弱握有大权的辉格党人，在他们权力之争的十年间，殖民地官员调动频繁，政策多变，极不利于对殖民地的控制。现在仗打完了，英国认为殖民地应该为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好处付出更多的代价。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随着法国和印第安人联盟的威胁被解除，殖民地会觉得没有英国也行，因此改组这一庞大的殖民帝国便显得格外迫切。于是从1763年开始，在财政大臣格伦维尔的指挥下，英国对殖民地实施了许多新政策，以图更为直接地控制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这些政策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满，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首先是以更大的力度严格实施已有的法律。英国早就制定过不少有关殖民地的法律，但殖民地人民对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往往不加理睬，知法犯法，英国也无能力强制执法。如1660—1663年公布的“航海条例”规定，殖民地的运输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殖民地的许多物产如烟草、蔗糖、毛皮等只能出口英国。同时规定其他一些物品如茶叶等，只能从英国进口，如果从其他国家进口，则必须向英国付税。但殖民地始终无视这些规定，公开走私。为了执行这一法令，国会宣布英国官员有权搜索一切殖民地的房屋和船只，查禁走私货物。

印第安人失去法国盟友后，对英国移民的不断西移感到恐慌，屡屡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为了避免冲突，安抚印第安人，英国于1763年规定，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的西部移民。

接着，英国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的税收法，试图从殖民地增加经济收入。其中“糖税法”（1764）规定，降低从西印度群岛进口殖民地的蔗糖关税；“印花税法”（1765）则要求殖民地一切印刷材料必须购买印花税，这是英国向殖民地直接征收的第一种内部税款，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抵制。1765年，英国又颁布“供宿法”，规定殖民地向当地近万名常驻英军提供给养，理由是驻军的目的在于保卫边境，使殖民者免遭印第安人的侵犯。可是殖民地人民却怀疑军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镇压他们。

1767年，英国财政部长汤森提出向殖民地的进口货征收新的进口税，并设常驻波士顿的海关特别委员会。还规定违法者将在海事法庭受审，而且不享有陪审团的待遇。所罚款项的部分可以用来支付给总督，使他能在经济上独立于殖民地的议会。殖民地人民认为，这些规定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英国人的合法权利，而且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殖民地的抵抗

英国国会自以为得计，但他们有所不知，这些在美洲土生土长了几代的殖民地人民，早已丧失了他们先辈对母国的那种感情。何况他们已经自治自理了一个多世纪，习惯了自行其是，所有这些企图加紧控制的措施都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在他们心目中，财产是生命和自由的保障，因此征税权关系重大，只有他们派代表参加的议会才有向他们征税的权力。英国议会中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不能承认英国议会对他们具有征税权。他们公开怀疑这些新税法是将他们沦为奴隶的第一步。商人船队无视这些法律，仍然不向英国付税就进口货物，甚至还焚烧了一艘英国海军的巡逻舰。拓荒者和种植园主也无视法令，继续越过禁区线去开发肯塔基。律师们则谴责允许搜索住宅的法令违反了英国的习惯法。

在抵制英国的行动中，各殖民地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早在1754年，七个殖民地的代表便在纽约的奥尔巴尼开过会，一向富于先见之明的富兰克林在会上提出了“奥尔巴尼联盟计划”，提议建立殖民地统一议会，以便协调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以及西部殖民等事项。但是不少殖民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表示反对，因而计划未能通过。

印花税法公布后，在马萨诸塞代表的倡议下，九个殖民地的代表于1765年10月聚集在纽约商量对策。他们一致认为殖民地人民应该享有英国公民的一切权利，殖民地的税收应由当地政府，而不是由不受他们影响的英国国会来征收。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只有立法权而没有征税权。他们要求废除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并决定以抵制英国货作为报复。他们组织的“自由之子”行动袭击印花税票代销人，迫使他们辞职，当法律生效之日，已无人再敢代售，终于成功地使印花税法于1766年被撤销。正是来自英国的威胁，促使本来并不团结一致的殖民地发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随着事态的发展，殖民地之间逐渐形成信息网络和经常性的联系，以便随时探讨和组织对抗英国政策的行动。

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反英活动也渐成声势，波士顿的群众反应尤为激烈，与派驻当地的英军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770年3月5日，英军向那里的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五人，酿成著名的“波士顿大屠杀”。很快，英国被迫取消了汤森法中除茶叶税外的其他一切税收，这一改变也是由于该法在客观上鼓励了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从而遭到英国商人的反对。此后，殖民地出现了两年的相对平静。

1773年，不达目的不甘心的英国国会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摆脱财政困难，又通过了“茶叶法”，规定对东印度公司运往殖民地的茶叶在英国实行免税，而在殖民地却不免税，这就对殖民地的走私茶叶造成威胁。于是，纽约、费城等港口都拒绝英国茶叶卸货。波士顿总督下令船只不卸货不得离港，结果导致“自由之子”采取极端行动。他们伪装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将茶叶抛入大海，造成“波士顿倾茶事件”。

英国对殖民地的反抗十分恼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以更严厉的手段来强制实行控制。国会于1774年通过了更多的法令来限制殖民地的自治，其中包括封锁波士顿港、要求倾茶者赔偿损失、改组马萨诸塞政府，削弱其议会活动、加强驻守殖民地的军队、让波士顿大屠杀中肇事的英军人士回国受审等等。殖民地人民把这一系列法令统称为“不可容忍法”。同年，各殖民地迅速采取行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与会的12个殖民地的代表一致通过向英王乔治三世提出的“权利申诉宣言”，要求取消这些不公正法。此时，他们已经不仅反对英国国会的征税权，也反对它的立法权，因为他们意识到，国会通过立法也同样可以对他们实行专制。他们开始了对英国的全面对抗，形势显然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发表了极富煽动性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演说，宣布一切缓和事态的企图都不过是徒劳：“屈服与奴役之外，我们再无别的退路！我们的枷锁已经制成！镣铐的叮当声已经响彻波士顿的郊原！一场杀伐已经无可避免——既然事已如此，那就让它来吧！”殖民地开始训练民兵，筹集军火，准备武装保卫自己的家园和自由。

《独立宣言》

冲突终于爆发了。1775年4月19日，波士顿的英军去附近的康科德夺取一批武器，并搜捕当地的反英领袖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由于保罗·里维尔马不停蹄一路赶到那里预先通报，马萨诸塞民兵及时出动。英军在列克星敦遇阻，双方交火，美国革命打响了第一炮。当时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立即开始执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命令民兵改编成大陆军，任命乔治·华盛顿（1732—1799）为总司令。

美国革命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独立目标，主要是出于对英国高压政策的反感，为了维护殖民地的利益。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慢慢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一书中看到了殖民地的前途：美洲没有必要永远从属于一个岛国，不仅乔治三世是个暴君，而且君主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一年之后，他们决定彻底摆脱英国控制，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

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一致通过了《独立宣言》，这一天便成为美国的国庆节。《独立宣言》主要由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执笔，成为美国立国精神最重要的文献。宣言分为三部分：首先是阐述对政府概念的理解；其次是针对英国的抱怨和谴责；最后是宣布独立。

《独立宣言》所依据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它在一开始就宣称“人生而平等，享受着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障个人的这些权利，人民才建立起政府。政府的权力是自下而上来自被治者的授意，一旦政府违背了这一原则，人民便有权改变这种政府，并建立新政府。基于这样的政府理论，《独立宣言》列举了乔治三世的一系列罪行、他对殖民地造成的伤害、以及他对政府职能的违背。因此，殖民地有权联合起来，宣布成为独立和自由的州。

《独立宣言》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为当时的美国革命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目标，而且影响到美国的未来，它的精神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推动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革命。

独立战争

《独立宣言》发表后，英美便处于战争状态。大陆会议联合13个州的力量，好不容易筹建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军队。但是与英国当时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正规军相比，大陆军是十分可怜的。它的士兵都是匆匆忙忙招集来的志愿者，从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们的给养也得不到保证，有的需自费去打仗，家属更得不到照顾，也无抚恤制度。而且，他们大都短期服役，调动频繁，很难进行训练，战斗时经常得靠当地民兵。然而，美军的优点在于其高昂的士气和自觉性，当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处于全民皆兵的状态，只要一发生战事，方圆几英里的农民都会赶来参战。

英军对镇压殖民地的反叛很有信心，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便在纽约港击败了华盛顿领导的美军。美军只能穿过新泽西，渡过特拉华河，退居宾夕法尼亚。华盛顿在1776年底对英军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袭击，才使士气有所回升。但英军第二年9月又占领了作为当时殖民地政治中心的费城。幸运的是，美方10月间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托加击溃英军，俘虏了英军将领，给独立战争带来转机。一直暗中支持独立军的法国看到了美方成功的可能，便公开承认美国的独立，并于1778年与美签约结盟。

但是战争仍然很艰苦，华盛顿率领他的独立军撤出费城后进入福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极其困难的寒冬，全凭战士们的英勇气概和华盛顿的人格力量才战胜了缺衣少食和信心不足的困难。

在西北战线上，克拉克将军率领一支不足二百人的拓疆民兵，沿着俄亥俄河向西，攻占了一系列的英军边塞，使西北地区归属美方。

在南方，英军曾一度占领好几个沿海城镇，但始终未能摧毁美军。1781年初，英军在卡罗来纳遭到一连串失利，不得不退回到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华盛顿等到10月，盼望已久的法国海军终于到来，在它的支援下，华盛顿率部迅速南移，围攻约克敦，击败陆上英军，法国海军则截断英军海上退路。英军终于投降，独立战争基本结束。

在与英军作战的同时，殖民地内部也经历了一场内战，因为在独立的问题上，各方意见并不一致。当时最激进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称为“爱国者”，他们是独立的中坚力量。另外三分之一处于犹豫观望状态。再有三分之一则忠于英国王室，被称为“托利党”，他们大都为上层有产阶级。但这些人并无组织，当独立战争愈打愈烈后，其中大部分人便逃往加拿大或英国，也有少数人在英军服务。托利党的逃离使地方政府的权力落入爱国者独立派手中，他们修改法律，使政府向更民主的方向发展。托利党人被没收的财产也充实了政府的国库。

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各殖民地高度自治的政府和议会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它们几乎毫不费力便顺利地完成了向独立的转化。独立战争的胜利也表明了他们已经具备拥有联合政府的能力，1781年达成的《邦联条例》将成为日后筹建新政府的基本纲领。这个政府凭着坚定的信念发行了战争债券2.5亿美元，同时接受个人捐助。尽管它仍然十分薄弱，只能向拥有实力的各州提出要求，但它毕竟发表了《独立宣言》，统领全部殖民地取得了军事和外交的胜利。

在战争结束后两年的1783年9月，英、美终于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国13州的独立，新国家的疆域北以五大湖为界与加拿大遥遥相望，南至西属佛罗里达边界，东临大西洋，西以密西西比河划界。美方则答应归还没收的托利党人财产及所欠英商款项。可以说，美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美国革命的结果不仅取得了对英国的独立，并且彻底摈弃君主制和贵族制，大大扩展了美国民主的进程。这是一场全民介入的战争，又因为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民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大多数州通过了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利法案”，规定了人民享受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等自由以及接受陪审团的权利；还规定将政府权力尽多地划归立法机构，削弱州长的权力。但是由于传统的影响，许多州的宪法中还包含着对选民财产，甚至宗教信仰的要求。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民族独立战争，也包含着一场与独立平行的真正的社会革命。受其影响，1810年后民族解放的运动逐渐在拉美掀起，各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的国家。

二、宪法的诞生与合众国的创建

对于新国家的设想

独立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新国家的建成，因为在北美这片土地上从未存在过一个统一的国家，独立只是13个殖民地的独立，前途如何，仍然是个未知数。是维持13个独立的州呢，还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国？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成立一个国家，它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是君主制呢，还是共和制？因为在1781年的地球上，人类还从未建立过幅员如此广大的共和国。18世纪的人一般都认为共和体制不适合辽阔区域，那样中央政府距离人民太遥远，很难受到选民监督，迟早会脱离人民控制，凌驾于人民之上，丧失其共和的本质。关于这两个问题，三百多万独立后的美利坚人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不很困难便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在联合抗英的过程中，北美人民逐渐超越各自殖民地的视野，将13个州看作统一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采取共同的行动和对策，所以联盟成一个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早就纷纷从特许状中删去效忠英王的誓言，重新制定宪法，扩大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他们迅速改组政府，废除源自英王的所有权力机构，赶走了总督和效忠派。新政府中增加了接受民众监督的职位数目，使更多的职位从任命改为选举。民众在政府的权力行使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行政权力被牢牢地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各州的政治行动为统一共和的大趋势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如何设计和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邦联政府的软弱

1781年通过的“邦联条例”产生了一个相当软弱的一院制国会，实权仍然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邦联国会只有作出决定的权力，却不具有执行决定的权力。它无权征税，只能向各州要钱，而这种要求经常被拒绝或置之不理。邦联虽然可以发行纸币，但却不能禁止各州印制自己独立的纸币，因此无法统一货币。邦联在名义上可以制定法律，但却没有法院去执行法律。每个法律的通过都必须得到13州中的9州同意，而一般情况下很难凑满10个州的代表到会。至于对邦联条例本身的任何修改，则必须得到13州的一致通过。说是邦联，真可谓群龙无首，执法全靠各州，又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法庭来处理州与州之间的民事纠纷。邦联不能直接征兵建立军队，只能向各州提出要求，因而邦联在军事上也是无能的，不可能有效地对外抵御敌人，对内应付叛乱。邦联也无权管理贸易和协调州际经济关系，州与州之间仍然关税壁垒，有些州还在内河航运方面发生争执。邦联在外交外贸上也毫无实权可言，无力保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安全，无力反抗西班牙独占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企图，也无力迫使英国撤出其领土，甚至不得不依靠英军来抵御印第安人。

这样一个薄弱的邦联所面对的却是立国定邦的大问题，显然它不足担此重任。从1783年独立到1789年新政府成立这个阶段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危机时期”或“关键时期”，旧时代已经结束，新秩序却尚未形成，社会处于未定型的过渡时期。首先是经济上困难重重，由于不再受到英国的保护，不再享受英国人的权利，邦联失去不少市场，但还须偿还英国很多欠款，刚从政治上摆脱英国控制的邦联有可能在经济上重新屈服于英国。一些州大量印制纸币，发行债券，引起通货膨胀，钱币贬值，导致债权人吃亏，债务人得利。经济的困难增加了失业的人数，退役老兵也得不到邦联曾经许诺的服务费。1786年冬，退伍军人谢斯在马萨诸塞领导两千多名西部农民进行武装叛乱，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新独立的民族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不知建立何种未来。

由于深受英国王室之害，殖民地人民在反对贵族政治上颇为一致。他们把专制和腐败视为孪生，声称“国王和皇帝的历史不过是王室腐败堕落的历史”，决心彻底根除封建贵族政治制度。以自耕农为主的美国人一贯本能地不喜欢高傲骄横奢侈的贵族特征，他们愿意相信人的生而平等，欢迎共和思想和共和道德。又由于殖民地历来处于基本自理的状态，运作良好，使他们对共和很有信心。但也不排斥仍有个别人提倡帝制。独立战争快结束时，曾有一位尼古拉上校致函华盛顿，建议他称帝。华盛顿旋即复信，表示深恶痛绝，并感到人格受到伤害。他问道，究竟自己何事使人误会，乃至于以为他会做出这等祸害国家之事。他请这位劝进者排除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不过，面对历史上这一规模空前的共和国，许多人对它的成功也还是心存疑虑，除了害怕政府权力的腐败和失控外，还表现在对民众的缺乏信任上，因为他们对暴君政治和暴民政治感到同样恐惧。在当时展开的有关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辩论中，大都认为共和国中的公民和君主制中的臣民存在着本质区别。由于共和国的公民享有更多的权利，尤其是选举领导人和影响政策的权利，他们的素质必须大大高于君主制下只需服从的臣民。但是，美国人是否都具有了当公民的素质呢？如果他们还不具备这种素质的话，那么民主将如何运作呢？其结果是否有可能比专制还不如呢？他们不愿冒太大的风险，采取了一种兼顾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间接民主，而非直接民主。人民并不直接行使政权，而是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行使权力。

在是否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辩论要激烈得多，甚至在革命领袖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歧见。像帕特里克·亨利这样激进的爱国者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很可能侵犯州权，限制民权。1786年，邦联在马里兰召开会议，商讨贸易管理的权限问题。先到阿纳波利的五个州的代表觉得在邦联的框架中难以解决任何问题，建议第二年在费城召开全体大会，修改“邦联条例”，倡议得到支持。这次即将举行的全美制宪会议借鉴了马萨诸塞的经验，马萨诸塞为了制定宪法，曾召开了专门的制宪会议，并由公民直接投票批准宪法，从而将宪法的权威置于立法机构之上，这正是美国当时所需要的根本大法的权威。

制宪会议

1787年5月，除罗得岛外的12州的55名代表聚集费城，制宪会议从5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7日。与会者大多是律师、银行家、商人，几乎没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的代表。但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谙熟历史、政治和法律，尤其深受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英国的民主进程最有体会。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富有实际政治经验的革命家、政治家或法官、律师。对这次会议影响最大的是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1751—1836）和汉密尔顿。经过三个多月的长时间辩论和协调，费城会议终于克服各种障碍，达成一致，他们废除“邦联条例”，重新起草了“联邦宪法”，决定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联邦政府。这个政府有首脑，有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它有权执行法律，有权征税，有权控制贸易和建立军队。这个政府建立在人民而非州政府的基础上，它直接由人民选举产生，它的权力也必须直接向人民行使，而不是通过州政府。

宪法的制定是一系列妥协的结果。首先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在邦联国会中，每个州都享有同等的一票。现在大州提出议员数目按人口比例产生，小州则要求各州享有相同的代表人数。当时的大州如弗吉尼亚，已有人口74万余人，而像罗得岛这样的小州只有不足7万人口，如果议员人数相等，显然很不合理。但若按人数比例，则小州的发言权又太小了。这一矛盾最后以“大妥协”解决，即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众议员按各州人口比例产生，而参议员人数则每州相同。其次是关于奴隶人口如何计算的问题。南方蓄奴州提出，在众议员的选举上，奴隶按一般人口计算，而在联邦征税时则不按一般人口计算。北方自然反对这样完全有利于南方的提议，最后妥协的办法是5个奴隶按3个自由人计算，在众议员名额和征税上同等对待。对奴隶制的另一妥协是，国会在1808年前的20年内不干涉奴隶的进口。在对待奴隶制本身的问题上，宪法回避了使用“奴隶”一词，代之以中性的“人”。当时北方反对奴隶制的呼声已经很高，南方也有人谴责它，制宪会议的成员们（亦称美国国父）自然看到奴隶制和《独立宣言》精神的互不相容，但南方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和奴隶制密不可分，废除奴隶制将引起的震动不是他们当时所能承受的。为了避免冲突，达成一致，制宪者们承认了这一现状。

第三是关于关税的妥协。南方多为农业州，不愿意联邦政府掌握关税权。北方从事工业和贸易的居多，立场正相反。妥协结果是，联邦政府有权管理外贸，有权对进口货物征税，但无权对出口货物征税。第四是关于总统的任期和选举方法。有人希望总统为终身制，有人则希望任期不超过三年。有人提出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有人则提出由国会选举产生。解决的方案是，总统任期为四年，可以连选连任，由人民直接选举出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如果选票在选举人团中不能占多数，则由众议院决定，人民最终是以非直接的方式选举总统的。最后一个重点是西部领土的归属问题，根据原先的特许状，弗吉尼亚等少数大州的边界一直延伸到西海岸，而许多跃跃欲试的小州却没有这种权利。最后弗吉尼亚考虑到领土太大不利于自己的共和体制，宣布放弃对西部领土的要求，于是西部领土由联邦政府统一丈量出售。

联邦党人和宪法的通过

宪法千辛万苦制定出来后，并不意味着立即生效。“邦联条例”规定，对它的任何修改必须13个州一致通过。但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作出决定，新宪法只要9个州通过，便立即在该9个州内生效。于是围绕着这部宪法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它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思想和体制在进行基本论证。维护宪法的一方自称“联邦党人”，反对的一方统称为“反联邦党人”，双方的人数相差并不太大，但是在辩论和活动能力上却相距甚远。联邦党人代表工商利益，维护联邦权而非州权，他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更好地维护法律，促进经济。他们有组织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争取达到目的，而且有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德高望重的偶像人物在支持他们。反联邦党人大多为农民工人，他们本能地感到强大的联邦政府会损害州的利益和他们社团的利益，担心它会成为专制暴政，侵犯普通公民的人身权利。他们总是对中央政府不放心，认为宪法有利于有产阶级。为了解除这类疑虑，联邦党人的杰出代表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纽约的报刊上发表了50余篇极富说服力的文章，为一个有中央政府的统一国家辩护，详细说明政府的分权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并对宪法进行逐条阐述论证。反联邦党人没有这样的代表为自己进行辩护，其中有些人甚至达不到参加选举代表所要求的财产数额。在他们提出的意见中，只有保护公民权一条被采纳，体现在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即“权利法案”中，作为弥补和保证。此后，反联邦党人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美国政治完全掌握在联邦党人一派手中。

各州先后召开了自己的宪法会议来通过宪法。宾夕法尼亚最早于1787年12月12日通过，新罕布什尔于1788年6月21日通过，成为使宪法生效的第9个州。最晚通过的是罗得岛，直至华盛顿就任总统后的1790年5月29日才通过。但是各州决定，只要宾夕法尼亚、纽约、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四大州通过后就于1789年1月举行全国大选。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华盛顿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位总统。至此，北美13州终于联合成为具有一个首脑一个政府的主权国家。

三、共和国初期的状况(www.xing528.com)

汉密尔顿的经济纲领

1789年4月30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华盛顿宣誓就职，这位民族英雄以选举人团全票同意而当选。华盛顿未必是美国革命领袖中最能干或最有思想的，但他的人格力量使他获得了全体国民的一致信任和尊敬。

华盛顿主张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他任总统后组建了美国第一届实力雄厚的政府，其中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杰斐逊任国务卿。他本人则牢牢把握行政权和外交权，致力于培养总统职位的威信，协调联邦政府的职能，维护国家团结，发展经济，并努力提高新国家的国际地位。

新成立的共和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经济。汉密尔顿决心依靠联邦政府的力量重建经济秩序，大刀阔斧地促进经济发展。他提出的改造经济的计划旨在建立国家信誉、鼓励投资生产、并提供坚挺的国家货币。具体措施包括：第一，连本带利偿还一切债务，其中包括邦联在战争时期向国内发行的政府债券及私人债务，邦联向法国、西班牙等同盟国所借的外债，也包括各州发行的债券。这些债务都是为独立战争所欠，通过偿还债务，可以提高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和威望。第二，通过征税，尤其是对酒类征税，来聚集偿还债务基金。第三，大幅度提高进口工业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第四，集资一千万，建立美国银行，其中国家投资20%，私人投资80%。这个美国银行将发行货币、协助税收、投资生产等，使全国的金融运作起来。

汉密尔顿的这些提议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战时的政府债券此时已大量转入投机者的手中，他们是以远低于券面价值的价格向购券人买进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无区别地偿还债券有利于投机分子。汉密尔顿却不这么认为，他坚持偿还国债是维护国家威信的必需，不必区分是原持有者还是后来购买者。关于由联邦政府偿还州债的建议，一些已经自己偿清债务的南方州觉得会因此吃亏，汉密尔顿答应给予他们部分补贴，并支持将首都建立在南方作为补偿。国会于是在1790年通过筹集偿债基金法。征酒税的法令虽然也在国会获得通过，却遭到西部农民的反对，并因此引发了1794年宾夕法尼亚的“威士忌起义”。在汉密尔顿的要求下，华盛顿亲率一万五千兵力前往，但发现并无动用武力的需要。在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上，华盛顿也全力支持汉密尔顿，签署了法案。只有保护性关税一项，由于农场主和商人都不赞成，汉密尔顿的提议遭到冷遇。

党派之争

汉密尔顿的计划表现出他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扶植投资者，支持工商，并通过国家银行，把工商的利害关系从州转到联邦，从而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在对他这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争辩和立法过程中，美国政坛形成了最早的党派之争。由于汉密尔顿深得华盛顿的信任和支持，他的政见支配着国内外政策。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反对他的政策时，不得不联合起一个公开的反对派，他们在1791年底创办了自己的一份报纸《国民报》，很快便开始自称“共和党”。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就延用了“联邦党”的名称，其实此时的两派对共和体制并无任何歧见，但双方都认为对方背叛了共和理想。

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为：联邦党人更多地代表有产者，代表北方的制造业，他们赞成强大的中央政府，反对过度的人民民主。在外交上，他们更倾向英国，反对法国革命。共和党则相反，更代表普通人民的想法，他们不喜欢甚至怀疑强大的中央政府，要求更多的民主。他们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更代表南方和西部的农业利益。在外交上，他们比较同情法国革命，攻击政府和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由于政见不同，杰斐逊于1793年辞去国务卿之职，回到弗吉尼亚专门从事建党工作。

1796年，华盛顿两期任满后，决定不再争取连任总统。他于9月宣布退休，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他一再强调政府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因为它们是国人所珍视的独立自由的最好保证。他提醒人民，美国存在着按地域划分党派的危险，要他们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提高宗教和道德的力量。在外交政策上，他希望美国和所有国家保持和睦，但不要恶此喜彼，以免卷入与美国利益无关的外国争执之中。他指出，美国应该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而应利用自己远离他国的地理条件，保持中立，多发展贸易，少涉及政治。华盛顿的外交原则大概是美国孤立主义的最早表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对一个刚获独立的弱国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华盛顿主动引退，为以后的总统作出榜样。这位国人心目中的头号英雄在为国家服务45年后，回到弗吉尼亚的蒙特弗农庄园，他要在那里“与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温暖”，因为这就是他“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

亚当斯时期

联邦党的约翰·亚当斯（1735—1826）在竞选中以多出三票的微弱多数战胜杰斐逊，当选总统。按当时规定，获票第二的杰斐逊成为副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总统和副总统分属不同党派的搭档，他们配合之困难可想而知。虽然刚当选时彼此都表示了友好，但政治上的分歧很快便表现出来。在亚当斯的四年任期内，法国正经历着革命后的巨变。联邦党的政府不同情法国革命，在英法对抗中宣布中立，而美国法律却始终有利于英国，杰伊条约更是激怒了法国，于是法国对美国强硬起来，直至发生海上阻击。联邦党的上层分子都主张开战，但是亚当斯则坚持和平。他几经周折，终于在1799年和拿破仑的法国政府达成协议，停止海战，并取消了1778年的同盟。

尽管亚当斯认为自己作为总统是超越党派之上的，但他还是和其他联邦党人一样，把共和党视为反政府的阴谋集团。在一片反法的声浪中，联邦党控制的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意在削弱共和党的“客籍法”和“反颠覆法”（1798）。“客籍法”把移民归化为公民所需的最低居住年限从5年延长至14年，并规定总统有权将任何涉嫌危害国家的移民驱逐出境，在战时则可以将敌国的移民隔离管束起来。“反颠覆法”规定，对任何反对政府和总统的言论集会处以罚款和监禁。联邦党人企图利用这些法令禁止人民反对他们的执政，因为当时共和党经常集会，而移民又大都倾向共和党。但他们这样做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刚刚经历独立战争、大谈天赋人权的美国人自然不会欢迎这种法令，这反倒证明了联邦党真的在实施暴政，背叛美国革命的理想。在麦迪逊和杰斐逊的倡议和参与下，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分别通过决议，宣布“客籍法”和“反颠覆法”违反宪法，因而无效，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这开创了州政府裁定联邦政府法律违宪无效的先例。与此同时，共和党还加紧了总统竞选的组织和宣传准备。

1800年革命

1800年，共和党在总统和国会的选举中同时获胜，杰斐逊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建国后联邦党人的12年执政。杰斐逊是美国民主思想的代表，与联邦党人相比，他对民众具有更多的信任，对民主作为一种政体也更为坚定。但杰斐逊相信，民主对农业社会的自耕农最为适宜。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认为美国还将长期维持在农业社会。杰斐逊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提倡通过全民教育来提高人民行使和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杰斐逊的当选也被称为“1800年革命”，普通民众战胜了有产者上层阶级。在美国历史上，它也是首次通过选举，使政府权力从一个党派过渡到另一个党派的掌握之中。被选举击败的联邦党承认并接受了自己的失败。

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睦友爱，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因为“意见的差异并不就是原则的差异”，而大家都是维护联邦与共和的大原则的。在他执政的8年中，杰斐逊厉行节俭之风，尊重人权和州权，他要使联邦政府变得和他一样平易近人。他在否定联邦党的政策时尽量不作过分的举动，主要是缩减政府开支，取消国会对威士忌的征税，裁减原来不多的军队，减少国债，让“反颠覆法”于1801年寿终正寝，把亚当斯在离任前夕匆匆任命的法官否决掉。他大致继续了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照样征税偿债，银行也照样经营。在外交上，他也继承了华盛顿的中立政策，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但不和任何国家结盟。

购买路易斯安那

杰斐逊在任内还完成了一件对美国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从法国购买了面积相当于当时全美国大的路易斯安那。1800年，拿破仑从西班牙秘密获得幅员广大的路易斯安那地区。1802年，西班牙宣布要停止美国对新奥尔良的使用权，这对美国贸易极为不利，杰斐逊急忙派人去法国和拿破仑商谈购买新奥尔良事宜。不料拿破仑由于急需对英作战的资金，另外他也考虑到没有军队去保卫这一大片土地，故而决定放弃在北美的野心，主动提出将其在北美的领土全部卖给美国。杰斐逊虽然明知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总统有购买领土的权力，但他深怕拿破仑改变主意，不敢冒险去完成修正宪法所需要的全部程序，笼统地将这一权力归于总统有权与外国订约之列，便立即决定购买。1803年4月，法美达成协议，美国以1500万美元的代价使自己的版图向西扩大了一倍，而法国在北美的影响则彻底消失了。新领土的获得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的财富和资源，国民为之欢欣鼓舞，当然它也将根本改变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杰斐逊和国会安排了探险队去探索新领土，以便为拓疆者提供信息。从此，美国的领土延伸到了落基山，密西西比河也不再是国界，它成了一条美国的内陆河。

第二次对英战争

像华盛顿一样，杰斐逊两期任满便退隐弗吉尼亚。第四位当选的总统是他的共和党同仁詹姆斯·麦迪逊。当时，欧洲战事正忙，英法对抗，美国想保持中立的愿望很难受到交战国的尊重，美国和西欧贸易的商船遭到英法双方的劫夺，损失惨重。更有甚者，英国还实行强制海员服役，抓走已入美国籍的原英国海员，甚至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807年底，杰斐逊曾以禁运来对付，但引起国内普遍不满。反对者认为禁止外贸是违宪的，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商业和农业的利益，国会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禁运令。麦迪逊上任后仍然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当外交失败时，以亨利·克莱和约翰·卡尔霍恩等为首的鹰派便要求对英宣战。1812年6月1日，麦迪逊要求国会向英国宣战。国会中以新英格兰为基地的联邦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南方和西部的共和党中主战派居多，其中不乏扩张情绪和领土要求，他们还认定英国在支持印第安人跟他们作对。尽管美国对战争全无准备，宣战在两院以多数通过。

战争一开始，美方曾多次企图征服加拿大，但都以失败告终。而英国试图从加拿大侵犯美国的做法也同样受挫。在海战中，美国的“宪法号”和“美国号”在开始时都打过胜仗，但最终还是敌不过英国的海军，被赶出海域。最大的挫伤发生在1814年8月24日，英军占领了首都华盛顿，烧毁了白宫、国会大厦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建筑。年底，当英军企图向西南进军时，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训练的民兵部队将他们在新奥尔良击败，士气大振。但实际上，和平条约已于该战役胜利前的两周在比利时的根特签订，双方同意恢复战前边界原状。

虽然美国谈不上赢得战争，但是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引起战争的原因已不复存在，问题便好像解决了一样。这次战争的结果倒是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产生了《星条旗》国歌。由于对印第安人的胜利，战争还进一步扫清了向西开发的障碍。战争时期切断了进口物资的供应，因此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和宾州的制铁业。战争也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联邦党人由于反对战争而名声不佳，他们还单独召开了哈特福特会议，要求修改宪法，限制国会和总统在宣战和管制贸易方面的权力。在欢庆新奥尔良战役胜利的爱国气氛中，联邦党人被视为自私的地方主义者和对祖国不忠，他们从此再没能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

战后，共和党已经习惯于更多地从全国而非地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他们称这一联邦主义的新观念为“美国体系”。他们在第一个国家银行于1811年夭折后，面对混乱的金融状况，又于1816年设立了第二个美国银行。同年，他们将关税提高25%以保护民族工业。他们还动用公共资金来修筑道路，改善交通状况，以促进各地的交流联系。他们也就战争暴露出的问题采取措施，扩大国防力量，维持一支一万人的常备军。

和睦时期和门罗宣言

由于共和党人已经在许多方面采取了联邦主义的立场，联邦党实际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终于在政坛上渐渐销声匿迹。1816年，另一位弗吉尼亚的共和党人詹姆斯·门罗（1758—1831）获得几乎南北方的一致拥护而当选总统，四年后又连选连任。门罗的时代出现了所谓的“和睦时期”，有明确组织的党派之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战后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团结。全国有了共同的目标，可以一致对外。此时美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外交政策，先和英国确定了与加拿大的边境，又于1819年以500万美元的代价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佛罗里达。这时刚战胜拿破仑的欧洲又跃跃欲试重新进入美洲，为了制止欧洲势力乘虚而入的野心，表明美国的立场，门罗于1823年发表宣言。他宣称美国对欧洲的争斗不感兴趣，也不会干涉任何欧洲国家在美洲已经建立的殖民地。但是西半球是西半球人的，欧洲人不能再在此建立新的殖民地，对西半球的任何侵犯将被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就是禁止欧洲干涉西半球的门罗主义。美国人民认为这一宣言显示出本国的实力地位，刚独立的拉美国家也觉得美国在支持他们，故而门罗主义得到西半球的普遍拥护。具有扩张野心的俄国在1824年同意停止从阿拉斯加南移的行动。

四、杰克逊时期与社会改革运动

1824年选举与新的党派之争

当门罗任满，美国政治舞台上暂时的一党局面又被打破。由于联邦党不复存在，分歧便从共和党内部爆发出来。在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虽然四位候选人都是共和党人，但其中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代表北方，威廉·克劳福特代表南方，克莱和杰克逊代表西部。由于无人能在选举人团中获多数，克莱转而支持亚当斯。这样，尽管杰克逊获票最多，亚当斯却在众议院表决时以绝对多数通过。当亚当斯任命克莱为国务卿时，杰克逊便攻击他们之间进行了腐败的政治交易。他辞去参议院的职务，另建民主党，表示要回到杰斐逊的立场，并立即着手准备下届总统竞选。亚当斯领导的一派称为国家共和党，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工商利益，主张强大的联邦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可以说是联邦党观点的某种延续。30年代中叶后他们反对杰克逊的高压统治，称他为“安德鲁一世”，自己则改称辉格党，以示反对王权。辉格党是英国18世纪一个以削弱君权为目标的政党名称。

亚当斯在任的四年所遭遇的是一连串的政治挫折。他提出的调拨联邦资金改进国内工程和促进文化教育的计划都一一遭到国会的拒绝。他试图加强和拉美联系的外交努力也被国会挫败，他对佐治亚州企图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条约使用了否决权，结果遭到州权派的蔑视。1828年，杰克逊在一场相当不客气的竞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亚当斯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美国建国后精英统治中的最后一位总统，他的悄然离去宣告了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社会中，少数精英终将失去对大众的控制。

杰克逊时期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出生于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总统。在他之前的六位总统不是生于马萨诸塞，就是来自弗吉尼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名门世家子弟。而杰克逊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无论是在出身或教养上，都更接近普通人民。现在美国已经向西扩展了一倍还多，产生了一个更为民主平等的西部，他们要求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代表，不希望东部的精英永远控制国家的政治，而且他们已经有能力来向东部挑战了。到1820年，已经有8个西部州加入联邦，在44人的参议院中占有16席，还有众议员43人。杰克逊的当选正是西部各州民主化导致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大众把杰克逊看作他们自己的总统，把他的当选称作民主政治战胜寡头政治的“1828年革命”。从此，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都要标榜自己的普通人身份，哪怕他并不那么普通。杰克逊这位“人民的保护人”也决非一般，虽然他出身贫寒，但是由于颇通致富之道，早已是一个拥有大量土地和一百多个奴隶的有产者。他虽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无师自通，不仅能读会写，还当过律师和法官。作为政治领袖，杰克逊是华盛顿之后列位总统中最具魄力、魅力和感召力的。

在杰克逊的两任总统期间，美国的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主要是顺应了社会越来越大众化的趋势，这段时期的特征被归纳为“杰克逊民主”，普通人的美德和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颂扬，杰克逊信任他们的常识和直觉判断。在政治上，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大大扩展，中西部率先取消了对选民的财产限制，实行全体成年白人男子的普选权，各州陆续仿效。有些州还增加了选举产生的官员，减少指派官员，并缩短他们的任期。在总统选举中，推选候选人的范围扩大了，由党团秘密会议产生的形式改为全国提名大会。选举人团的人选也从州议会推选改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随着民众参政程度和热情的提高，实际投票人数在合格选民中的比例迅速增长，由1840年的25%上升到1842年的80%，大众的好恶情绪对政治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杰克逊对政党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他所有前任的新姿态，他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政党制度。对他来说，政党之争不再是消极的政治弊病，而是民主体制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能够活跃政治的积极因素。他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党的作用，并公开实行“分肥制”，即将一部分公职分给自己党派的人作为酬劳，这在以前多少是要回避的。杰克逊却把它看成一件好事，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形成一个固定的官僚阶层，而且他觉得普通人完全有能力来承担这些政府职位。党的组织开始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党的工作者在开动这架机器时不辞辛苦，竭尽全力，以使自己的领袖当选，美国的总统选举变得越来越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

作为一个总统，杰克逊无论对错，总是表现得刚毅有力，雷厉风行。他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能对政府的其他部门施加更大的影响。他使用总统否决权的次数比他所有前任加起来还要多，他时而否定州权，时而藐视最高法院的裁决，但不论怎么做，他都声称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利用总统的职权来打击和取消少数人的特权垄断，捍卫扩大普通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他在土地政策上为拓荒者大开方便之门，批准将公共土地分成小块，以逐级降价的优惠方式出售给定居者，并让未经允许便先开垦的“擅自占地者”享受优先购买权，这就使大批无地者获得了自己的农场，鼓励了新业主。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也开始出现并扩大，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

杰克逊的另一项具有代表性的业绩是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他认为设立国家银行本身就是违宪的，而且坚信这个拥有3500万美元资金、总部设在费城、支行遍布全国的“巨怪”已成为危险的垄断企业，只为东部和外国的少数有产者服务，是特权和垄断的象征。更有甚者，这个巨怪还在进行着反对他的政治活动。1832年，杰克逊否决了国会向银行继续颁发许可证的法案。紧接着他又停止向该银行存入联邦款项，并且逐渐抽走存款，分别存入几十家州的银行，使合众国银行完全失去合众国的支持，终于导致了它在1841年的关闭。

杰克逊是个联邦不干涉主义者，他主张联邦政府的权力有限，避免它变得过分强大。他和杰斐逊一样，厉行节约，缩减政府开支。对无区别地动用联邦资金进行国内改进工程，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致使联邦在开运河修铁路的交通革命时代很少发挥作用。但是当州权威胁到联邦的权威时，他毫不含糊地站在联邦这边。1832年关税法通过后，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权派促使该州代表会议通过公告，宣布关税法违宪无效，对该州无约束力，并威胁道，如果联邦动用武力就退出联邦。这是卡尔霍恩效法麦迪逊和杰斐逊，提倡州对国会法令拥有废止权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只是他走得更远罢了。对此，杰克逊决不妥协，他坚决维护联邦政府在宪法范围内的最高权力以及联邦的统一和永恒。他宣称分裂联邦就是叛国，准备动用军队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这一危机最后通过一个妥协关税法得以解决，但是对联邦性质的不同看法却并未消除，仍然是危及联邦的一大隐患。

杰克逊的民主当然只对白人男子而言。全体妇女和印第安人，以及绝大多数黑人都不享有选举权。杰克逊对黑奴的命运和妇女的权利都不感兴趣，也没有道德上的忧虑。但他最无顾忌的做法是针对印第安人的，他比他的前任们更有力地执行了把所有印第安人都迁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计划，迫使他们签约放弃土地西迁，使用的手段无非是威胁加欺骗。被驱赶的印第安人处境极其悲惨，个别敢于反抗的部落遭到了镇压，佐治亚的切罗基人向最高法院上诉，他们虽然打赢了官司，却还是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不得不背井离乡而去，这一迁移到40年代才算基本完成。

工业革命与棉花王国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不仅从事的生产不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形成更为明显的对比。19世纪初，美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500多万人口疏散在辽阔的土地上，其中80%以上是农民，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达到10万。但半个世纪后，也就是南北战争前夕，全国人口猛增6倍，达到3100多万，而农业人口的比例则降到差不多50%，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9个，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在美国发生了，但主要是在北方，它深刻地改变了北方的经济和社会面貌，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自然也随之改变。

促使这一变革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资金、劳力等条件，而给予最初推动力的恰恰正是最推崇农业共和国的杰斐逊。由于他的禁运政策和稍后的1812年对英战争，英国商品不能进口，便导致一个急需产品的美国市场。而工商业一贯比较发达的东北部又因为外贸受阻而积压了一定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工业。战争又使美国认识到经济独立的必要，决心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不仅在政治上，也要在经济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欧洲的依赖。于是从1816年起，美国实行保护性关税，照顾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和爱尔兰的饥荒等事件又把大批移民吸引到了美国，补充了原本不宽裕的国内劳动力市场。

在这样种种有利的条件下，以新英格兰为主的东北部迅速开展了工业革命，到1815年，该地区的工业产值已超过商业。原先单一的家庭手工业作坊被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厂所替代，首先发展的是纺织工业，随后是制鞋业和制铁业。工业革命的关键就是机械化和专业化，通过高效率运转的机器来替代繁重的手工劳动。需要是创造发明的最大动力，由于美国一向缺乏劳力，所以机械化的需要比欧洲更为迫切，这就促使完成了一大批科技的发明，如高压蒸汽机、动力织布机等，还首创了标准化互换部件系统，将产品的单个生产改为先生产标准化的统一部件，然后成批组装，这样既简化了生产环节，提高了产量，又极大地方便了装配修理。这一生产方法最早用于枪炮和钟表制造，后来推广到其他行业。

工业革命的前提是能源和交通，机器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便捷的交通则能把原料和产品运往四面八方，打通全国市场。新英格兰的工业起步得益于它丰富的水力资源，到20年代末，蒸汽动力又代替了水力，燃料则由木材陆续改为用煤。交通革命首先是筑路，将原先的小路扩大改修成大车道，再将大车道联成网络。1807年蒸汽船的发明又推动了水路交通的发展，原有的江河湖泊不够，便大张旗鼓地开凿运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25年通航的伊利运河，它东起哈得孙河的奥尔巴尼，西至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全长350多英里。它日夜忙于运输东部的工业品和西部的农产品，同时将成批的移民送往西部领地。

工业革命当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生产形成了新的工厂体系。工厂越办越大，难以独资经营，又产生出各种合资企业的形式。工业发展引起新的阶级分化，一些人成了掌握着工厂和经济命脉的资本家，另一些人则成了随时准备靠出卖劳力谋生的雇工，有产者的富裕和无产者的贫困都是原先小农社会中所难以想象的，劳资矛盾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日趋尖锐。同时，随着大量农业人口转成工业人口，造成人口集中，促使了城市化的趋势，而城市又产生了管理治安等方面的一系列新问题。

不过，工业革命的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北方，南方在此阶段却演变成了一个棉花王国，不仅固守着农业生产，而且变本加厉地实行奴隶制。南方的烟草、水稻、蔗糖、棉花等生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由于劳力缺乏，大规模的种植园必须依赖奴隶劳动。1793年，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棉籽从皮棉中分离出来，棉花种植便马上成了利润极高的产业。南方的生产越来越向单一的棉花发展，西南部新开垦的土地也大多用来种棉花。棉花的种植又反过来强化了奴隶制，于是这一原本应该自行消亡的制度在南方却似乎更加红火起来，棉花王国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南北的分歧也随之加大。

改革时代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改革时代，这倒并非杰克逊执政的直接后果。相反，支持改革的往往不是民主党而是辉格党。这场遍及美国，但主要发生在北方的改革与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有关，美国人的思想从传统的加尔文教义中解放出来，不再信奉原罪说、预定论和人的堕落，而是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的可完善性。他们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以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从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改革，以为很快就能扫除人类进步的一切障碍，把美国建成一个至善至美的国家，作为全世界的楷模。改革大都是针对社会弊端所提出的具体纠正方案，尤其是关心社会上不幸者的处境，特点则在于脚踏实地去实验。改革者们对监狱的恶劣条件感到震惊，敦促政府对此加以改革，并将少年犯分开送进教养所，以利于对他们的改造教育。也有人关心精神病人的处境，当时这些病人被作为犯人对待，改革者设法筹建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给他们进行治疗。他们还为聋哑人和盲人建立专门的学校，帮助他们自食其力。改革者们认为教育是平均个人发展机会，缩小社会等级差距的最佳途径，提倡实行免费公共教育。以马萨诸塞为首，各州纷纷成立教育局，建立公共中学，并发展成人教育。还有不少入把社会上的道德沦丧归咎于饮酒，提倡禁酒、喝凉水，为此成立了全国性的禁酒协会。妇女在这次改革中也很有作为，不仅积极参与禁酒等活动，而且提出了女权的要求。她们于1848年在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了美国第一次女权大会，宣布男女平等的原则，要求和男子一样享受宪法所规定的财产权、就业权、选举权和受教育权。改革当然还包括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废奴运动，女权运动正是在废奴运动的激发下开始的。

美国改革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其社团性。美国宪法保证人民的结社自由，当人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时，他们发现联合起来会有效得多。他们还联合成不同的公有社会，进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试验，其中有些相当极端。美国这片广袤的处女地无疑是进行社会试验的最好场所，美国人最无历史的负担，最热衷于开辟新天地，接受新事物。这些团体中既有宗教性的，也有傅立叶式的“法郎吉”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甚至欧文本人也在1825年来到印第安纳州创建了“新协和”公有企业，但不到两年便失败了。在所有这些试验性社会中最负盛名的还是超验主义者在波士顿附近办的布鲁克农庄，不少美国文化名人参与集股办庄，一面耕作，一面读书，理想着过一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生活，可是他们的试验也只勉强维持了6年左右。南北战争的爆发结束了这个奋发向上的改革时代，虽然许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未全部完成，但改革之风确实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大量社会弊端受到关注和治理，人的道德面貌也得到了一定的更新和升华。

3　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