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研发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1.企业R&D投资的非融资方面的影响因素

(1)市场结构方面。关于市场结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Scherer(1967)对美国制造业产业数据的研究表明,市场集中度与企业的R&D人员强度呈倒“U”形关系,在市场集中度较低时,企业的研发随市场集中度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市场集中度的增加反而阻碍了企业的研发。Levin等(1985)、Braga& Willmore(1991)、陈羽等(2007)的研究都表明,市场结构对企业R&D的影响是呈倒“U”形的。Adams(1970)比较分析了法国和美国产业的R&D强度与市场集中度间的关系,发现在两国的高技术产业中市场集中度与R&D强度一致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低技术产业中两者的关系却不相同。Comanor&Scherer(1969)考察了市场集中度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以是否属于生产非耐用消费品和原材料投入品的行业作为分类变量,如果是则属于产品差异性小的行业,否则属于产品差异性大的行业,他们发现相比于产品差异性较大的行业,产品差异性较小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研发人数的影响更大。Connolly& Hircehey(1984)、Lunn(1986)、Acs&Audretsch(1988)、Acemoglu&Linn(2004)、陈仲常和余翔(2007)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企业R&D投资依赖于市场集中度,并且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的R&D投资越大。Nickell(1996)、Williamson(1965)、Mukhopadhyay(1985)、Blundel等(1999)、Geroski(1990)等的研究并不支持熊彼特假说,他们的研究表明,竞争性产业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而实际的垄断阻碍了企业的创新。Lee(2005)基于韩国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以赫芬达尔指数表示)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发现这种影响因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产品市场竞争的提高能够促进R&D投入,而在资本密集的行业中,产品市场竞争的提高则会阻碍企业的R&D投入。骆品亮等(2001)通过理论模型考察了有无专利竞赛情况下市场结构对R&D的影响,发现在无专利竞赛情况下,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有从事R&D的激励,而存在专利竞赛的情况下,垄断性企业从事R&D的动力更大。

(2)公司规模方面。Schumpeter(1942)最早提出创新的概念,并且考虑了公司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大规模的公司拥有更多的资源禀赋,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和技术变革的推动者。Smith& Creamer(1968)、Soete(1979)、Thompson(2001)、Fishman&Bob(1999)、吴延兵(2007)、戴跃强和达庆利(2007)等支持了熊彼特的看法,他们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企业R&D存在正相关关系,大企业比小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更高。周黎安和罗凯(2005)采用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发现国有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民营企业不存在这种影响。与此相反的是,Kamien&Schwartz(1978)、Holmstrom(1989)认为,相比于大企业,小企业的内部沟通更为有效,较大的竞争压力使得小企业有足够的动力来鼓励研发人员,参与R&D活动的意愿和能力更强,因此,其研发的效率也要高于大企业。Shefer&Frankel(2005)考察了公司规模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发现公司规模对R&D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仅存在于高科技行业。此外,Scherer(1980)的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对R&D强度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Acs& Audertsch(1987)认为,公司规模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受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并且发现,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中,R&D投资随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增大,而在市场集中度较低的新兴产业中,小规模公司的R&D投资更大。刘国新和李勃(2001)、柴俊武和万迪昉(2003)的研究认为,公司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创新,公司规模与R&D存在倒“U”形关系。金玲娣和陈国宏(2001)研究认为,企业规模与R&D投入存在倒“N”形关系,即企业R&D投入随企业规模先递减后递增而后又递减。安同良等(2006)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R&D行为,发现行业是影响企业R&D活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企业的R&D强度的趋势随规模的增大而成“V”形结构。

(3)公司治理方面。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与所有者控制的公司相比,管理者控制的公司倾向于防御战略,对风险更为厌恶(Berle& Means,1932)。Baysinger等(1991)、Levin等(1993)认为,企业的R&D活动会受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影响。在股权结构方面,Holderness&Sheehan(1988)、Hill&Snell(1988)、Francis&Smith(1995)、赵洪江等(2008)、任海云(2010)考察了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发现股权集中度对企业R&D投资有正向影响。Liddle(1997)、Okamuro & Zhang(2006)、Tribo等(2007)分别基于美国、日本和西班牙的公司数据认为,股东的性质是影响企业R&D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Lotta(2003)基于芬兰中小企业的研究考察了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R&D强度的影响,发现所有权结构与企业R&D投资强度因股东性质而不同。董事会方面,Eisenhardt&Sehoonhoven(1990)、Quebee等(2004)的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Zahra等(2000)研究认为,董事会规模过大,会加大董事会成员的沟通与协调难度,也会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利于R&D投资的提高,甚至会起到限制作用。实证表明,董事会规模与R&D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Wright等(1996)、Kroll等(1997)、Chung等(2003)、Boone等(2005)、冯根福和温军(2008)的研究认为,外部董事则会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的R&D投资强度与独立董事所占比例显著正相关。而Hoskisson等(2002)、Baysinger(2003)、Zahra等(2000)的研究发现,内部董事对R&D投入的提高有积极的影响,而外部董事则起到了消极的影响,仅仅是促进了公司的兼并收购活动。Zahra等(2000)研究发现,两职分离对企业R&D投资和公司绩效(尤其是公司的长期绩效)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管理层激励方面,Nakahara(1997)指出,最高管理层是所有影响企业R&D投资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Miller(1995)、Zahra等(2000)、Barker& Mueller(2002)、Cheng(2004)、刘伟和刘星(2007)、刘运国和刘雯(2007)、冯根福和温军(2008)、周杰和薛有志(2008)认为,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可以缓解委托代理冲突,使两者的利益趋同,并且发现拥有股权的管理者更愿意承担风险,因此,总经理持股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的提高。Hitt等(1997)、Rogers(2002)、Cantista& Tylecot(2008)、唐清泉和甄丽明(2009)认为,经理层对风险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公司的R&D投入。Ryan&Wiggins(2002,2004)、Chen& Huang(2006)、Wu& Tu(2007)的研究发现,CEO薪酬与R&D投资的关系受薪酬类型的影响。Dong&Gou(2010)研究认为,管理层自利行为会阻碍企业的R&D活动,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在临界值之前,R&D投资强度先随着管理层持股的增加而下降,在临界值之后,R&D投资强度先随着管理层持股的增加而增加。其他方面,Hansen& Hill(1991)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持股会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正向的影响。赵洪江等(2009)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不会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显著影响,仅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会会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积极的影响。Moncada-Paternò-Castello等(2010)对美国和欧洲企业的R&D投资进行了比较,发现欧洲企业的R&D投资强度要低于美国企业,并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企业进行R&D投资时更为专业化并且有专门的资金保障。

(4)高管特征方面。在高管任期和年龄研究中,Child(1974)发现,高管年龄对公司创新力度有负向的影响,认为年长高管受体力和精力的限制,相对比较保守,做出组织变革的可能性较小,几乎不会增加R&D投资。Dechow &Sloan(1991)、Westphal&Zajac(1996)、Hambrick&Fukutomi(1999)、Miller(2000)、韦小柯(2006)的研究也发现,CEO任期与企业的R&D投资负相关。而Allen(1981)、刘运国和刘雯(2007)、王德应和刘渐和(2011)认为,高管任期会对企业的R&D产生积极的影响,高管任期越长,更能掌握企业内外部的知识,并且工作经验和决策经验都会显著提高,有能力和动力促进企业的R&D投资。Basma(2010)基于法国公司的数据发现,CEO的任期和年龄与R&D投入存在倒“U”形关系。Bushee(1998)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会调整R&D支出来提高任期内企业的盈利预算,而且这种行为在高管上任当年或是离任前一年表现得尤为严重,他们还发现,由于R&D不利于企业的当期收益且投资回收期较长,不会给他们带来较高的短期报酬和红利,因此,在高管将要离任或退休时,削减研发费用的动机更为强烈。在高管教育水平研究中,Hambrick& Mason(1984)、Wally&Baum(1994)、Barker& Mueller(2002)、文芳和胡玉明(2009)、王德应和刘渐和(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CEO的教育水平对公司R&D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高管异质性研究中,O’Reilly&Flatt(1989)、Smith等(1994)认为,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使得团队的沟通更加困难,执行速度更慢,降低了战略的一致性,甚至可能引起团队冲突或使项目搁浅,实证也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而Eisenhardt&Sehoonhoven(1990)、Wiersema&Bantel(1992)、Bantel&Jackson(1989)、Carpenter(2004)则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表明团队的专业技术技能更为多样化,有更多不同观点的交流,团队拥有更广泛的认知资源和更宽领域的见解,因此,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成功。Schnatterly&Johnson(2008)的研究表明,企业的CEO也会受企业R&D投入的影响,高水平的R&D投入和良好的销售业绩有利于公司内部成员成为CEO。

(5)政府补助方面。关于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企业R&D投资,也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现有观点主要有激励效应、挤出效应。①激励效应认为,政府对R&D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能够刺激私人持续增加R&D投资。Capron(1997)考察了G7国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发现政府长期资助的领域内对企业的研发有显著的推动作用。Howe& MeFetridge(1976)、Levin& Reiss(1984)、Holemans&Sleuwaegen(1988)、Antonelli(1989)、Klette& Moen(1998)、Lach(2002)、Czarnitzki& Fier(2002)、Streicher等(2004)、Hyytinen & Toivanen(2005)、Duguet(2006)、李 丹 蒙 和 夏 立 军(2008)、解维敏和方红星(2009)、Lee&Cin(2010)、许治和师萍(2012)基于加拿大、美国、比利时、意大利、挪威、以色列、德国、奥地利、芬兰、法国、中国、韩国等发现,公共财政激励发挥了积极的效果,能够缓解资本市场不完善对企业R&D投入的负 向 影 响。Hall& Reenen(2000)、Bloom(2002)、Streicher等(2004)基于美国、OECD国家的数据考察了相关税收优惠对R&D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R&D投入水平与税收优惠显著正相关。Özc,elik &Taymaz(2008)采用土耳其制造业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公共R&D投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发现公共R&D投资对企业R&D投资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R&D投资。②挤出效应认为,政府R&D补贴使私人R&D投资减少,政府R&D补贴挤出了企业的R&D投资。Wallsten(2000)考察了政府R&D资助项目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发现政府R&D资助项目对中小科技企业的R&D投入并没有发挥激励效应,反而挤出了企业的R&D投资,使企业的R&D投资减少。Nicolas(2008)的研究表明,公共研发对规模较大的研发投资者的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Blank& Stigler(1957)利用跨行业的制造业公司的数据发现,政府科技补助一方面发挥了“牵引效应”,使得整个社会的R&D投资增多,但当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时又必定会减少自身的R&D投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并且前因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强度受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在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牵引效应”较明显,而在低集中度行业,“替代效应”较显著。Nadri& Mamuneas(1991)的研究认为,政府科技投入对不同的企业的研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接受资助的企业产生明显的“牵引效应”,由于“技术外溢”的存在,会使没有接受资助的竞争对手获益,从而对没有接受资助公司的研发投入产生替代效应。Holger&Strobl(2007)以爱尔兰公司为样本,对政府资助与公司R&D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政府R&D补贴与企业R&D投入存在倒“U”形关系,政府提供国内厂商少量适中的补贴能够发挥激励效应,增加企业的R&D费用,然而补贴过多则发挥了挤出效应,减少了企业的R&D费用。(www.xing528.com)

2.企业R&D投资的融资方面的影响因素

(1)负债融资。Long& Malltaz(1983)研究表明,企业R&D投资率与负债存在负相关关系。Bhagat& Welch(1995)比较了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发现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R&D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小企业中更明显。而日本企业R&D投入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大而增大,加拿大、英国的企业R&D投资与资产负债率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借贷者更愿意借贷给R&D项目。Prowse(1998)认为,相比于其他投资,R&D投资取决于管理者的决策,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债权人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是管理者从债权人和股东手中转移资产的渠道。债权人对风险较高的项目较为保守,不会积极支持企业从事R&D活动。Bah&Dumontier(2001)比较分析了欧洲、日本、英国和美国企业的财务政策对企业R&D的影响,发现负债比率越高,企业的R&D投资强度越低,企业负债对企业R&D有负向的影响,R&D强度高的公司很少使用负债融资。Hall(2002)认为,R&D投资缺乏抵押价值,而债权人更倾向于贷款给具有抵押价值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企业以负债来支持R&D活动较为困难。此外,R&D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并不稳定,而偿付负债利息需要稳定的现金流,因此,企业也不愿意采用负债的方式来支持R&D活动。Baldwin、Gellatly&Gaudreault(2013)基于加拿大新兴小企业的研究发现,低负债的公司R&D投资比率较高,而高负债公司的R&D投资受到约束,并且实证表明企业的长期债务与R&D投资负相关。Chiao(2002)比较了科技型公司和非科技型公司中企业负债与R&D投资的关系,发现在科技型公司中企业负债率与R&D投资负相关,而非科技型公司中企业负债率与R&D投资正相关。Carpenter&Petersen(2002)考察了高科技企业的R&D融资问题,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高科技企业R&D投资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很难获得债务融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小型高技术公司面临债务融资约束,极少数的公司采用外部融资。Nam、Ottoo&Thornton(2003)研究发现,高负债的公司倾向于低水平的研发,企业负债率的提高约束了企业的研发投资。Sungcheon Kang(2004)的研究认为,由于管理层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高负债的公司如果研发成功,公司股东可以获得超过负债的额外收益,如果研发失败,公司的大部分损失将由债权人承担。因此,高负债的公司更愿意从事R&D活动。实证研究发现,公司R&D投资与资产负债率呈“U”形关系。Aghion等(2004)的研究认为,负债高的企业很少进行R&D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负债与R&D投资负相关。Singh&Faireloth(2005)基于美国制造业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负债的杠杆效应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负债对企业的R&D投资有负向的影响。Lise(2006)认为,负债的增加能够促进为提高企业长期盈利能力的R&D投资的提高,基于瑞典小型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也发现,银行债务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Ogawa(2007)采用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考察了负债与R&D的关系,发现负债与企业R&D显著负相关,同时发现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1991—2001年资产负债率的增长降低了企业的R&D活动,也间接地导致公司水平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David等(2008)深入分析了不同负债类型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交易型债务(比如二级市场上的债务合约、债券)与企业的R&D投资负相关,而关系型债务(比如银行贷款)与企业的R&D投资正相关。Gustav(2009)深入考察了企业负债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负债率在60%的水平时,企业长期负债对R&D投资有正向的影响,而当债务率太高或太低的时候,长期负债对R&D投资有负向的影响。

刘斌和岑露(2004)认为,企业负债率越高,企业违约的可能性越大,而且R&D费用降低了当期的利润,为了保护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企业不会积极从事R&D活动,实证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的R&D费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戴跃强和达庆利(2007)认为,若公司通过举债来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债权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会要求较高的债务利息率,同时高负债的公司所面临的破产风险也较高,这导致公司不愿意通过负债来为创新融资,实证研究也表明,公司的负债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越多。刘笑霞和李明辉(2009)的研究则没有发现企业的财务杠杆与研发活动间存在显著关系。吕民乐和王晓虎(2010)基于汽车制造业公司的样本数据发现,企业R&D投资随负债率的提高而上升,认为我国银行贷款对投资存在“软约束”,债权人对公司的投资行为难以进行约束,并且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很容易引发对风险项目的扩大投资。文芳(2010)认为,债务约束是导致我国R&D投资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并比较分析了不同债务来源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公司负债水平与R&D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比于银行贷款,商业信用对公司R&D投资具有更显著的负面影响,相比于国有控股公司,负债与R&D投资的负相关关系在私有控股公司中更为显著。柴斌锋(2011)采用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的研发密度显著负相关。刘胜强和刘星(2011)比较分析了不同成长机会下负债水平与R&D投资的关系,认为不同公司负债对企业R&D投资的作用机理不同,低成长公司,负债的存在有效约束了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而高成长公司,由于债务契约代理成本导致R&D投资不足,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负债对企业的R&D投资存在负向影响,实证也表明,在全样本公司、高成长公司、低成长公司中负债水平与R&D投资负相关。

(2)权益融资方面。Bhagat& Welch(1995)比较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欧洲及日本的R&D活动,发现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和英国的R&D投资受股票收益预期的影响更为强烈。Müller&Zimmermann(2009)基于德国中小企业的样本考察了权益融资与企业研发的关系,进而考察了企业年龄对这种关系的影响,发现企业的研发更依赖权益融资,企业的权益比例与R&D投资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年轻企业中。Carpenter&Petersen(2002)的研究发现,IPO形式的权益融资在小高科技企业中,能够在企业规模的范围内大幅增加,说明小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更依赖于权益融资。Brown&Petersen(2010)基于美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发现,新兴企业外部股权融资对企业R&D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外部股权融资的波动对R&D投资规模有直接的影响。

刘振(2011)的研究发现,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对高科技企业R&D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负债融资对R&D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是高科技企业R&D投资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