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已故的前辈和同事

在一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即组建的老牌出版社工作，作为一社之长，除了眼前要做的一切事情，还有一件至尊至重的事情，那就是要为社里陆陆续续先我们告别人世的老人送终。我们活着的人的任务就是尽一切所能挽留住那一个个宝贵的生命。然而，天命难违，人生无奈，我们最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让我们的先人得到应有的尊严和哀荣，同时要努力让他们的优良品格在社里得到纪念和弘扬。上面只是辑录了两篇，记录了我与严文井、高贤均、刘玉山三位先贤最后告别的情景。事实上，我查阅资料记录，在人文社任社长期间，以及后来到中国出版集团和韬奋基金会工作，这十多年里，前前后后我已经告别了100多位老前辈、老同事，而今猛然间回顾，不禁悲从中来。

在人文社，我最先诀别的老社领导是楼适夷。他是1926年的老党员，1930年代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著名的现代作家和编辑家。接着告别的是韦君宜，那是一位颇具风骨的老革命、老作家、老编辑家，她的遗著《思痛录》引来许多真诚读者哀悼。绿原先生因其诗歌而名世，更因其坎坷人生而受人敬重，老诗人的故去引得许多文学界名人大家前来告别。李曙光（黎之）先生生前有过多部著作，而最后一部《文坛风云录》最具可读性和史料价值，他的故去自然受到文化老人们的悼念。王业康先生是一位实干家，1980年代初，据说出版社经营管理一度主要靠这位上海籍的副社长操持。他后来担任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秘书长，他的故去引来很多出版业内人士。刘献文也是一位实干家，他与我同年，是我经营管理的得力助手，不幸在心脏搭桥手术中再也没有醒来，让我不由得在他的遗体前大放悲声。前不久刚刚诀别的是我们敬爱的屠岸先生，他是一位多么安静的老人，一位多么深沉的老人，一位充满激情的诗家，一位饱学的先贤。他清癯的面庞和明亮的双眼，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转瞬之间，这些老前辈、老同事就走了……

请读者诸君原谅我在这里絮絮叨叨，如数家珍——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掉书袋，倘若真要掉书袋，那是要写上一部厚厚的大书的——事实上，我只是在100多人中挑选了很少一部分来与大家分享，分享人文社深厚的人才和专业的底蕴。在人文社，与每一位老专家的人生诀别，几乎都像是轻轻地阖上了一部人生大书。

刚到社不久，我们就告别了外国文学编辑室的高长荣先生。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中文简体字译本就出自高先生之手。我们接着又告别了外国文学编辑室刘辽逸先生，老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好的中文译本。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蒋路更是我上任之初就去拜访的专家，我这位广西老乡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和《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曾经深深地影响过几代中国文学。在我们谈话过程中老先生一径地微笑着，而且还有一点羞赧。可是，那两本译著出自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引以为自傲的。

人文社的外国文学编辑团队从来就受到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的敬重。前面我曾经提到的专家黄爱和许磊然，也都相继告别人世。卢永福则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他的音容笑貌总是那么具有诗人气质。在专家委员会里，他发言的声音总是那么洪亮，像是要朗诵诗歌。还有胡真才，前不久我们在八宝山殡仪馆刚刚告别他，他为人文社的西班牙语文学的编辑出版奉献多多。我到社里后，他曾经陪同我去拜访杨绛先生，由我和杨先生续签杨译《堂吉诃德》出版协议。杨绛很是相信他，老人家的封笔之作《洗澡之后》有多少出版社心向往之呵，可她坚持只授权给胡真才所在的人文社，愿意让真才做责任编辑。还有陈斯庸，他的译著《别林斯基论教育》和《团的儿子》等一度是热门图书，他编选的《高尔基文集》（20卷）曾经获得国家图书奖的特别奖。谢素台老太太曾是一代才女，她与周扬合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目前仍是这部世界名著最好的中文译本。还有不能不提到的曹苏玲，她是著名作家、翻译家、鲁迅的挚友曹靖华先生的女公子，一直在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埋头编书译书。我在社里主持《哈利·波特》项目时，她已经退休，但还经常进出社里处理事务，《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一版的译者“苏农”，就是她和青年翻译家马爱农的联合署名。转瞬之间，这么多老专家就走了……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顾学颉先生，我还没有来得及前往拜访，老人家就驾鹤西返了。顾先生是我国元代戏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戴鸿森先生，他的《老残游记注释》《薑斋诗话笺注》《带经堂诗话校点》等专著是学习古典文学的基础性读物，而他在20世纪所作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曾经有过一书难求的盛况。还有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周绍良和《〈儒林外史〉精注》的作者杜维沫，《先秦两汉诗选讲》的作者王思宇，参与注释《杜甫诗选》、校点《后水浒传》的陈新，都是人文社古典室的前辈翘楚。转瞬之间，又有这么多老专家走了……

转瞬之间离开我们的还有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名编辑。牛汉无疑是这当中最出色也最具影响力的大家。我刚上任就去拜访过老人家。按说，诗歌界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可是牛汉的诗歌好像还不曾被某些标新立异的后生小伙子贬斥嘲笑过，因为老先生的诗作太深沉了，在一位深沉而且有过那么多苦痛的诗人面前，一般人不会犯轻狂病的了。牛汉先生的去世，在文学界也引起了很大震动。我还曾经去看望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林辰先生，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只是他那位年迈的大儿子代为接待。看着林先生蜷缩在小床上瘦弱的身躯，我心里无比难过，这可是令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肃然起敬的鲁迅研究专家呵。后来告别人世的王仰晨先生，他是巴金最信任的责任编辑。正因为他的存在，巴金先生早早地就答应由人文社编辑出版他的全集。我曾经到王仰晨家里拜访，他也曾经多次到社里来参加活动。王先生还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谈修订《鲁迅全集》的意见。他的字写得很小很密，感觉得到老人家的思维很缜密。前三年，《华人世界》《海内外文学》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许显卿、《新文学史料》副主编李启伦也都去世了。(www.xing528.com)

转瞬之间离开我们的还有当代文学编辑室的潘漪老太太。她是李国文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的责任编辑。由于我是她老伴杨觉老师的学生，老人家也就成为我最早认识的人文社编辑。通过潘漪和杨觉老师，我也很早就认识了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笠耘先生和老编辑周达宝。周达宝老太太则是张洁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的责任编辑。还有《当代》杂志的编委刘茵，她是那么支持我的改革和创新，她是那么不知疲倦地为出版社组织重点稿件；而她还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获得过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还有，主编过《中国当代散文精华》的季涤尘先生，曾经两次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的毛承志先生，主持编选出版“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的丛培香老师，长篇小说《张之洞》和八卷本《唐浩明文集》的责任编辑陶良华先生（其实良华还小我七八岁，是癌症夺走了他的美好年华）……这么多出色的专家，就这么安静地相继离开了人世。

转瞬之间，离开我们的还有我国书籍装帧设计大师张守义先生。他那手绘风格的书籍装帧，已经成为书装界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他晚年收藏灯具，曾经多次展示让我饱过眼福。还有，《当代》杂志编委、作家郭宝臣，他退休后，一直为《当代》杂志作品题写书名，他的书法已经成为这份名刊的审美内容之一。后来，他也安静地走了。

许多老员工也都是安静地告别了人世。姚舞雁就是其中一位。姚舞雁是名门之后，是现代作家、出版家姚蓬子的妹妹。她一直在社里做的是版式设计，早年间的书籍版式设计是不出设计者名号的，她就做着这份无名无利的事情，从无怨怼。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就是她设计版式，那么疏朗，那么大气。有的读者也许不知道，在“文革”期间呼风唤雨的“四人帮”之一姚文元是她的侄儿，可她却十分低调，默默地与世无争地做自己本职工作。她在2001年10月安静地离开人世。

还有一位我不能忘却的同事，他是闻树国。闻树国的名字还不曾出现在人文社的员工名录上，人却在人文社故去。他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是一位有知名度的编辑和作家。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托朋友找到人文社，愿意前来效力。那时社里的《文学故事报》正好在招聘主编，知道他曾经做过《天津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大家在文学界也听闻过他的名字，我们便同意聘用。我对推荐的朋友说，先聘用，再考虑调动。

闻树国，40来岁，身体挺精干，黢黑的面庞常带着谦虚的微笑。自他执掌《文学故事报》，那里的各项工作变得有条不紊，让我感觉到单单一份文摘类的小报不足以发挥他身上所蕴藏的能量。我是考虑过两年聘用期满后直接把他调入人文社，可他却因煤气中毒，在2001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在人文社安排给他住宿的一间小平房里罹难。人文社全社震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全社震惊，他孤苦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在八宝山殡仪馆告别室，他天津的老同事和人文社的新同事洒泪不止。我以为，闻树国也应当算是人文社故去的老同事。我们不能忘记他。

读者诸君，请原谅我的才疏学浅，也请理解本书写作主题的局限，不能深入展开对人文社陆续故去的老前辈和老同事的研究和书写。大家倘需要更深入地阅读，可以去阅读王培元先生的专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那是一部触摸人文社老前辈灵魂的好书。此时此地，我只能表达自己的一番感想，那就是：无论人文社取得或还要取得怎样的成就，无论那成就是出版社成立之初还是数十年之后，都要记住，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士和普通员工，他们在每一个时期默默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转瞬之间，许多老前辈、老同事陆续告别人世。当然，还有很多老前辈健在，还有很多的老同事还在岗位上，我们要永远把他们铭记。我这个只做了四个年头的社长，将终生感谢他们，包括在我到来之前已经辞世和来后不久就诀别的老前辈和老同事。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有前辈和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