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笠耘：他对文学出版的贡献和专业精神

王笠耘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他走得很安静，走后也很安静，一如他生前为人和做事的风格：深沉，因而沉静；真诚，因而诚恳。然而，唯其如此，这样的人愈发让我们长久地追忆。

我与笠耘先生接触不多，可以说，神交远多于近谒。很早就听说过，当年著名作家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著名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这两部优秀作品的过程中，王笠耘先生出力不少。文学创作界和出版界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说他是一位编辑高手，曾经编发过曲波的长篇小说《桥隆飚》；说他当年编辑加工老作家李六如的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老作家看后非常满意，即向出版社领导提出，把原已由另一位编辑经手加工的第一卷交王笠耘再做一次加工，重排出版；说他被内蒙古作家群称为“我们内蒙古作家的保姆”。后来他的专著《小说创作十戒》出版，十分引人注目，引动作家和编辑去探究，更是把许多文学爱好者吸引过去。我拜读过这本书，其时我既是一个小说作者，又在广西做着文学编辑工作，对作者崇敬而向往。后来，我逐渐有过一些到笠耘先生近处聆教的机会，感到很是幸运。可到了后来，由于工作岗位变动，又难得见面了。他撒手人寰的消息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一时心下十分怆然。他活得太安静了，安静得连离开人世都不让惊扰别人。

我第一次见到王笠耘先生，那是1987年的秋天。当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做编辑。鲁迅文学院的杨觉老师把他的长篇小说《名门淑女》交给我出版。杨老师是一位极认真的作家，在我们决定出版这部小说之后，他又请王笠耘先生帮助把关，通读了全部书稿。杨老师的夫人潘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在王笠耘手下工作，他们之间自是很熟稔的。我到北京组稿，杨老师把这情况同我说了，接着就问我想不想见笠耘先生。这在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当天晚上，我随杨老师到了笠耘先生家。笠耘先生友好儒雅地接待我。他对我简要地谈了对长篇小说《名门淑女》的看法。给我的感觉是他不太健谈，但始终是以对作者尊重和理解的态度来谈作品，毫无居高临下之状，也无故作高深之意。他平和的言谈与他那井井有条的书房一起，给我留下了清雅的印象。

我第二次见到王笠耘先生，已经是1999年的春天。那时我已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社长。社务会决定成立专家委员会并召开成立大会。王笠耘先生自然也在专家委员会委员之列。我向每一位专家颁发聘书。到他跟前时，我特别提到那次拜访，他说记得，我们就很高兴地笑了。我说请他日后多指教。他既不推辞，也不应承，只是亲切地笑着与我握手。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一年里总要向专家委员会做一次汇报，还要与全体离退休老同志举行春节团拜会，有时还要根据需要参加老干部支部的一些会议，这时总能见到包括王笠耘先生在内的许多老专家。笠耘先生在当中一径是不温不火，认真倾听，很少发言，但偶尔也为某一件事情与坐在身边的人认真地小声讨论。有一次会上，他发言了，情绪显得有点儿激动。他对我和社领导们提出要加强对年轻编辑的教育，要求大家遵守编辑的职业规范，一定要尊重作者，不能随意修改他人的作品，特别是修改他人作品的重要观点和主要内容，不能不打招呼就改，“强加于人，这可不得了！”他说着，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一如既往地文雅，但措辞坚决，表情严峻，脸色发红，这是我头一回见到王笠耘的激愤，而且，是唯一的一回。

会议下来我才知道，笠耘先生的一部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再版时，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位新编辑按照自己的理解“好心地”修改了。这样的事故本可以避免发生，因为作者和编辑都在一个社里，沟通并不困难。显然这是编辑素养和职业规范不足所致。事后我给笠耘先生去电话致歉。电话里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再一次不温不火地表达他对此类事情的意见，一点也不着急地回应我着急的致歉。

2002年秋天，我正式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中国出版集团工作。当然，由于这是一个紧密型的企业集团，也由于我从来就感觉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们心气相通，因此倒也不曾感到就此与大家没有了关系。那以后，我收到过严文井先生赐赠的文集、屠岸先生馈赠的诗集、何启治先生寄来的编辑业务文集，等等。2005年年末，我收到了王笠耘先生寄来的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她爬上了河岸》。这是他倾16年之功写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得真诚、善良、动人，语言洗练而流畅。内容写的是罪犯生活，却让我们看到作家美好的心地。收到书后，我特别打电话给笠耘先生表示感谢和祝贺。电话里他一径是那样客气。通着电话，我能想见到他那诚恳、谦逊的表情。(www.xing528.com)

不曾想，就这样，王笠耘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余生也晚，来出版社也晚，作为个人之间的交往，可供追忆的故事实在不多。然而，王笠耘先生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编辑家、作家，值得后人追忆的事情则不少。

王笠耘先生为文学出版事业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追忆。他参与了那么多重要的长篇小说的编辑出版工作，许多回忆他的文章都会开列出一个长长的书目，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想再重复追忆的是，一位老编辑被一个很广大的地区的作家们称为“我们的保姆”，这决不是一时一事可以感动所有作家的，而是用一以贯之的人格和大量的心血才可能换来的赞誉。而他本人则表示：“为他人做嫁衣，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就是作家“保姆”的情怀和境界。当今出版业，强调编辑提高策划能力的呼声此起彼伏，强调编辑提高营销能力的建言振振有词，强调编辑提高对作者资源控制力的策略层出不穷，这些理念一般来说也都不错，然而，却都不免有一点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的嫌疑。而谁还在说要提高编辑工作的“保姆”精神呢？至少很少有人说起。保姆就是为他人服务，保姆就是帮助别人过得更好，一个称职的保姆总是在服务劳作中任劳任怨。好一个编辑“保姆”说，直抵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让我们看到了编辑的可贵情怀。

王笠耘先生在编辑工作中高超的业务水平和职业规范值得我们追忆。他编辑加工过许多重要作品，几乎无一不得到作家的首肯乃至称谢。作家李六如的文笔是那么隽永，却对王笠耘先生的编辑工作心向往之。作家玛拉沁夫为自己的《茫茫的草原》和《花的草原》受王笠耘先生编辑之益，一再表示不能忘怀。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作家难以忘怀王笠耘编辑的帮助，只是我们无法去做一个回访和了解。出版社有老同志对我说，王笠耘参与编辑加工过的长篇小说在200部以上，大凡与他合作过的作家，对他都是满意和感激的。我想，得到这样的肯定，是需要一个编辑用出色而规范的工作来说话的。有时候尽管编辑水平很高，替他人改稿，却很可能吃力不讨好，这就需要编辑具有特殊的才能和遵守职业规范。美国著名编辑家韦克斯曼说过这样的话：“编辑不是作者，也不希望扮演作者的角色。编辑希望扮演的是观察入微、要求严格、活力充沛和耐心十足的探索者，能够奉献自己特殊才能和技能，与作者共同努力，推出好书。”（《编辑人的世界》）王笠耘先生正是这样一位“观察入微、要求严格、活力充沛和耐心十足”的好编辑。

王笠耘先生深湛的理论造诣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值得我们追忆。我从来就主张编辑要努力从事一些相关专业的写作。无论是研究编辑出版理论和实务，还是写作某一方面专业的文章，这都对搞好编辑出版工作是有益的。编学相长是编辑出版人才成长的一条重要途径。王笠耘先生于编辑出版专业研究方面发表过《编辑加工十忌》《抓重点书的十条经验》等重要文章，出版过理论专著《小说创作十戒》，还创作过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无论是做编辑还是搞创作，他始终怀着一个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进取心，始终把文学作为自己所投身的事业来热爱，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专业化应当是一切有抱负、有作为的编辑在职业之上更高的追求。王笠耘先生出色完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

王笠耘先生还有许许多多方面值得我们追忆，而最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作为一个编辑家，他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他的为人、做事的风格：深沉，因而沉静；真诚，因而诚恳。一个富有创作才华的人，一生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自己全部心血，编成了别人的数百部作品，却默默地对待这一切，真诚地对待这一切，末了只有一句“无怨无悔”的感慨，真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人们应当永远追忆他的无怨无悔。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笠耘先生的名字，有着很好的含义。笠者，古人称“御雨御暑之具也”，唐诗称“孤舟蓑笠翁”，都是辛勤劳作者的形象；耘者，古人说“劳于耕耘”，直指农人劳动。笠耘者，是笠翁耕耘的意思吗？我希望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这正是笠耘先生默默地辛勤劳动和真诚无私奉献的一生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