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清明时节,我一直在读一本名为《怀念集》的书。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纪念建社60周年时,为怀念本社先贤而出版。全书共忆及28位杰出人物,自第一任社长冯雪峰以降,堪称前辈师长的有26位之多,仅有两位是我的同辈人,即刘玉山和高贤均。玉山和贤均不仅是我的好同事,也是我的好兄长。我在人文社任社长兼总编辑时,他俩都是副总编辑。我到中国出版集团工作后,玉山接任社长。就在我们一股热气投身出版和改革的关头,他俩相继病倒,英年早逝,令我痛惜不已。
高贤均最先来人文社,又最先离我们而去。他在人文社20年,参与、主持过大量当代文学重要作品的编辑出版业务,许多作家、学者得到过他的帮助。《白鹿原》、《尘埃落定》、《人间正道》、《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英雄时代》、《大国之魂》、《哈利·波特》(1—3部)以及“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等精品佳作的出版,都凝聚着他的心血。贤均一直是人文社改革的热情呼唤者、推动者,是最真诚最坚定的实践者。他罹病离开工作岗位后,社务会一时沉寂许多。
刘玉山来人文社很晚,却也在4年前离我们而去。玉山从上级领导部门调到人文社时已过了55岁。他做出版连生病的时间在内也只有6年时光,却取得了主持《笨花》《藏獒》《长征》《中国动脉》以及新版《鲁迅全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等优秀图书出版的业绩。他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巩固并发展了人文社改革发展的好形势。在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中国出版集团的整体部署下,人文社积极稳妥地进行转企改制,发展步伐加快,为此,作为入道不久的社长,要付出多少艰辛代价,实在难以与外人道。玉山罹病住院治疗后,曾撑着病体到出版社的新春联欢会上看望大家,一时间会场上掌声自发响起,不少员工弹泪不已。
我很早就知道贤均是一位文学编辑名家。我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友,却缘悭一面,直到1996年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才第一次相识。那时贤均已是人文社副总编辑。当时人文社有调我去做副社长的动议。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发出老朋友一般的邀约:“下决心来一起干!”到得次年,上级领导部门已初步确定我作为人文社新社长的人选。事情变得敏感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贤均邂逅,我一时有些踌躇。他年岁在我之上,又拥有比我好得多的学问、业绩和口碑,眼下我却要成为他的“班长”,彼此难免会生出一点尴尬。不曾想,他同先前一样,还是一番盛情邀约,还叮嘱我不要动摇,更不要退缩。他是如此的侠气、正气、大气,如此的肝胆相照,相较之下我起初的踌躇就显然大可不必了。
在人文社上班第一天,贤均主动陪我到各部门看望员工。他在社里人气很旺,各部门走下来便是一团热气,让我这个新社长顿有融入之感。那时我们开展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改革,贤均的参与和配合总是那么坚定,很具骨力。贤均与编辑的交流最多,因而常能听到来自编辑群体对改革的意见。他很善于同他们讨论,即便争论也不伤和气。有时他还能把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提供给我。他多数时候是笑脸讲真理,兼之面色红润,笑容尤显透明。面对贤均,总有“既见君子”的感觉,令我难忘。
玉山同样令我难忘。他是老大哥,是“文革”前吉林大学中文系高才生,新时期中国社科院首届现代文学研究生,又来自上级领导部门,在学问、资历和见识上我是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他礼貌尊重有加,同时也有最初面对贤均时的那一番踌躇。他却平凡地笑,说不用客气,怎么分工都行。虽然话语中有组织原则和客气的成分,却是如此的真实简明。我当时几乎没有感觉到作为社长在接受一位副总编辑的报到,更多感觉的是受到了一位老大哥真诚友好的认同和接纳。(www.xing528.com)
玉山上班不到一个月,贤均就病倒了,为此玉山愈发成为我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伙伴。那时改革还在推进,玉山支持配合从不含糊。有时为了慎重,他会事前主动来问我的意见,请我讲解决策打算的理由以便于他更好地理解和表态。他总是平凡地笑,表情透明,说话本色,使我感觉不出他支持帮助的慨然。
他俩患的都是肺癌。先是贤均。在日夜加班完成《哈利·波特》前3部的终审后,他咳血了,复查确诊为肺癌。他到办公室告诉我这不幸的消息,虽然还面带着那透明的笑容,却已透露出凄然和无奈。后来是玉山。他是在主持完成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后倒下,还是肺癌。我去医院看望他,他竟然还对我平凡地笑,笑容里充满了深深的惨然和焦虑。我一点也笑不起来。两位同样的好人,同样好的同事和兄长,竟然患上同样的重病,这直让我有宿命的恐慌和悲哀。临到末了,全社员工只能用热泪相继送走他俩。贤均是2002年8月辞世,年仅55岁。我领着玉山以及全体社领导在医院病房里,在贤均那尚未冷却的遗体前深深鞠躬告别。玉山是2007年7月离去,也才62岁。深夜里我去医院探望临终前的玉山。他忍着癌痛与我握手作别,久久不忍松开。他因癌痛汗如雨下。我因心痛潸然泪下。
两位亡友离去已有多年。这些年来,我几乎不曾切实地感觉过他俩已经告别人世。我们曾经相濡以沫地合作共事,却几乎没有过工作以外的私交,不曾有过私人间的结伴而游,不曾有过朋友间的礼物相赠,不曾有过合作者的利益诉求。也许这是一种江湖相忘吧。我们是相忘于出版事业,相忘于岗位职守,相忘于那一本接一本的好书和充满期待的读者群。我们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是出版社,还有就是作品,再就是作者和读者。彼此的友谊只成了今日的追忆。有时我想,我们素昧平生,他俩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竟给予我如此大度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想来,答案只能是这既出自他们的善良,出自他们的君子之风,更出自他们对文学出版事业的挚爱和奉献的精神,出自我们共同的追求。
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60周年成果展览。展览厅里欢声笑语一片。我又见到了他俩——在展出的图片里,玉山和贤均还是一如既往地笑着。我当时只觉得一阵揪心,不忍过久停留注目。他俩将长存于那些排列成阵的好书里。如同亲人,睹物思人,处处有他。此刻,在清明时节悼念先人的氛围里,我读着厚厚的《怀念集》,不住地想念两位亡友,想起他们的奉献、业绩和高尚品格,感念他们对我的厚爱和帮助,写下了这些文字和无尽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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