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文社的年轻人，不能不提到我担任社长后引进的一些新人。
1999年初我到任后，有的部门已经初步物色了一些前来求职的应届大学毕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还有博士研究生，分管的社领导就等着我来定夺。本来我想显得洒脱一点，请分管领导定，后来转念一想，作为新社长，对新人入社还是认真负责一些为好。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组织管理中，上面紧一尺，下面会紧三寸；上面松一寸，下面就会松八寸，久而久之，松紧就会无度。我让人事处魏新民处长通知初选的入职对象来见我。其中就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文学评论家李建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还有得到北京大学外语系李明滨教授热情推荐的北大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温哲仙，她的俄语水平已经相当高；还有北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陈彦瑾（原名陈阳春），是好几位北大教授推荐的她。陈彦瑾后来策划编辑的《朝内166号记忆》堪称扛鼎力作。此外还有几位本科生，都不错。这些新人个个让我满意，甚至可以说他们让我这个新社长为获得了一批同时入社的同道而振奋。后来，社里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年接收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都要在社长面见后才能做最终的决定。我不大可能会否定分管领导的意见，可这是必要的形式，让新人见到社长，让社长和新员工建立联系，这是一定要坚持的规矩。后来进来的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乔先彪、厦门大学毕业生王博文、江苏财经大学毕业生郝大超、吉林大学毕业生杨海峰等等，都是如此这般进社之前就与社长有过交流，进社之后就能很快融入集体。现在乔先彪成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副社长，王博文成为生活书店的常务副总经理，郝大超是北京三联书店的财务中心主任，杨海峰则是京东网店的图书销售总监。
还要说到几位我一心要引进的新人。
一位是文学评论家王干，他当时是江苏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部的主任，他的评论文章有一定的影响力，跟王蒙合作出版过《王蒙王干对话录》，使得文学界人士不敢小觑。他曾经帮助策划过云南的一本文学杂志《大家》，令人刮目相看；后来又帮助策划江苏有线电视台主办的《东方文化周刊》，让人觉得新意盎然。2001年初他专程到北京来找我，请求调进人文社。当时正好社里的《中华文学选刊》没人担纲，社务会全体见过后一致同意接收。王干进社过程很是顺利，可进社以后却似乎不太顺利，始终过得不怎么开心。不过，经他的手也做成了不少成功项目，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就是他组来的名作，为《中华文学选刊》的生存发展他也是左冲右突。后来，某一天他给我来电话，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名刊《小说选刊》。在我的感觉中，他从作家协会系统来，似乎更加熟悉作家协会系统的文化，听说现在全面主持《小说选刊》的工作，看来是得其所哉了吧？
第二位是李敬泽。2000年10月，人文社分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高贤均患肺癌入院治疗，社内一时产生不了可以顶替的人选。我百般寻思，如何解决这一大难题。2001年3月社庆大会上，忽然见到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前来参会，他当时还是《人民文学》杂志第一编辑室主任，我灵感闪现，想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他请进人文社呢？敬泽是北大系友，早年在《小说选刊》杂志做编辑，选发过我的短篇小说《长乐》，为此我们有过交谊。21世纪之初，他已经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似乎已经成了许多青年作家的导师。当时作家圈子里有调侃的桥段，说是青年作家到北京主要有三件大事，那就是看天安门、登长城、看李敬泽。我就忽然想到把他调来人文社担任分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有了把敬泽调来合作的念头，我很激动，会后立刻约敬泽吃个中午饭，他也不明白就里，也就应邀而来，两人就在人文社附近的一个叫九爷府的小饭馆共进午餐。席间我郑重发出请敬泽前来合作的邀约，他稍一沉吟，便很郑重地答应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畅想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出版的前景。我特别说到韦君宜老社长的名言“长篇小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牡丹花”，敬泽完全认同。一时间，我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颇有翩然飞翔的快感。
当天下午我就召集社务会，跟各位社务会成员大家酝酿调入李敬泽，先任总编辑助理，接手高贤均的工作，然后再请求总署提任副总编辑。社务会各位一时也都激动起来。记得张福海瞪大了眼睛，说：聂社长，咱们刚调来王干，又调来李敬泽，文学界可不就要轰动啦！会上立刻决定启动这项工作。管士光负责人事工作，我让他做好准备，待我先去跟《人民文学》杂志社领导沟通，然后社里给作协正式发去商调函，然后他再去面商。
我去《人民文学》杂志社会见主编肖复兴和副主编韩作荣，直接提出要调敬泽去人文社。在那里我们和二位主编大谈出版社和杂志社历史上的友谊，他们会心地笑了，因为敬泽事前已经跟他们沟通。他们说：老聂，我们支持你，再就是不能耽误敬泽的发展，他到你们那儿是提调，我们这里半天没有动静，那就支持他往高处走。
接着我就让管士光往作协人事部发函。很快，李国文老师给我来电话，说作协有领导说聂震宁想挖李敬泽，断然不行。我着急了，跟国文老师说，敬泽是您的老部下，我是您的学生，您德高望重，请您出个面，代为说项好不好？国文老师答应试试看，没过两天，国文老师电话告诉我，已经得到一个“那就支持聂震宁吧”的回复。第二天我赶紧让管士光前往中国作协人事部商谈，得到了口头同意的答复；至于函复，还需要等几天。不过这已经够快的了，士光赶回来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们俩都高兴得笑起来。结果那天中午的午休怎么也睡不着。(www.xing528.com)
可是，世事难料！没过一个星期，作协人事部给管士光来电话，说作协领导没有批准，抱歉。怎么会说变就变呢？我赶紧给敬泽去电话，这才知道，一天，他按照作协人事部的要求去面谈调动的事情，谈得很好，人事部让他回去等作协通知。谈完后，他内急，上厕所小便，碰上了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炳华书记问他来作协办什么事，他如实相告。书记顿时就急了，说不知道这事呀。因为作协下属单位的处级干部调动事项无须经过党组会，所以书记对此一无所知。接着炳华书记连说了几个“不行不行”，说聂震宁需要人，我们也需要用你啊，接着还是“不行不行”。炳华同志是上海人，我能想象他说“不行不行”时的语速。
看来事情很难挽回了。我叹口气，跟敬泽说，这事可惜了，不过，看来作协会很快启动你的升职程序。认命吧，也许你命中注定你就在作协发展，要不怎么眼看这一哆嗦就要成的事情就让一个小便哆嗦掉了呢？
很快，中国作协党组就正式任命李敬泽提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据说，由于李敬泽的提职，作协系统里跟他情况类似的多年没有提拔的好几位同事一并得到了解决。从那时起，我们看到，没过几年，敬泽就提成了《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继而调到中国作协担任书记处书记，2014年擢升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后来我跟敬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是故事，是现实，不过，我倒是乐见其成的。
还有一位自然要说到，那就是潘凯雄。我听说潘凯雄的名字是1980年代，那时他是《文艺报》的编辑记者、文学评论家，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转到了经济日报社副刊任主任，再后来就成了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我们调李敬泽不成，潘凯雄也就成了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还是副社长刘国辉最先跟我提到。国辉说有一个潘凯雄你认识吗？我说当然认识。他说老潘觉得经济日报出版社不太符合他的专业兴趣，想投奔人文社。我说他是文学评论家，又是副局级，平调倒也不太困难。信息想必是传回去了。2001年末，一次朋友聚会，凯雄和国辉都在，好像还有卜键，席间我向凯雄发出了邀约。看得出来，他很乐意。他精力旺盛、身体壮实，正是当打之年，于是一拍即合。
不巧的是，我提出要调潘凯雄，正好遇上人文社脱离新闻出版总署，参与组建中国出版集团，社一级领导的调动一律被延宕。等到2002年4月，集团领导班子开始行使职责，如此便拖了小半年。我是集团领导班子二把手，按说人事调整有一定的发言权，何况是我兼任社长的人文社，没想到，其实是愈发困难。等到正式把凯雄调入人文社，已经是2003年初。那时正是人文社领导班子最困难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兼任社长，高贤均已经于2002年8月去世，张福海于2002年1月调到总署任发行管理司副司长，刘国辉于2002年9月调到新华书店总店任总经理，人文社班子只剩下两个人，即刘玉山任社长、管士光任总编辑。这恐怕是人文社历史上领导最少的时期。我在集团领导班子心急如焚，逢会必为抓紧调动潘凯雄呼吁，这才勉强推动起来。以至于刘玉山在集团去宣布潘凯雄任职的会上，悄悄对我说你们集团对我们够狠了，就两个光杆正职，要我们顶了差不多半年。我无语。
原定潘凯雄做副总编辑，鉴于当时人文社班子亟须加强的是经营管理的力量，于是任命为副社长。他确实是当打之年，一进人文社，就把全社经营和当代文学编辑业务抓得有声有色。2003年人文社班子从社里中层产生了副总编辑刘会军和副社长刘献文，这才有了基本模样。不幸的是，2005年7月刘玉山罹患肺癌，社长长期困卧医院；一年后总编辑管士光又因滑膜炎不能行走，困守家中，这个班子又是七零八落的。好在几位副职坚守岗位，遇事不推诿，这才让人文社的出版经营没有出现滑坡。直到2007年12月，刘国辉回到人文社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主持工作，路英勇从山东文艺出版社调任人文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人文社的领导班子重新有了比较齐整的模样。经过一番努力，2008年5月潘凯雄才提任社长。算来，凯雄已经是人文社第九任社长了。
关于人文社的年轻人，包括后续进入出版社的许多新人，还有很多故事值得讲述。譬如：现任人文社副总编辑的周绚隆，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在我之前到社，很快便在首都古典文学圈子里活跃起来；装帧设计界的后起之秀翁涌和康健，在我之前后进入人文社，很快就沿着装帧设计界的权威张守义先生的足迹，在全国书装大展中获取金奖银奖，壮大了人文社在书装界的声威。还有很多值得褒扬的年轻人。然而，这毕竟是我本人的四年生活回忆，不能旁及太多他人，只能就此打住。人文社的年轻朋友们，请原谅我，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历数你们每一位给我留下的印象了。你们与出版社一同变革一同发展，在我和出版社都很困难的时刻，给了我最真诚的支持，同时也各自建立了你们各自的业绩。那时，和你们在一起，我只是想着大家将长久地在一起求生存谋发展，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一座老楼里同甘共苦，应当彼此善待，还真不曾想过日后会有分手的那一天。然而，命运终于还是把我们一个个带往各自人生的路途和远方，这是何等的宿命和无奈！然而，此刻，看到你们无论个人收获如何，可每一位都还在事业的长路上前行着，我就得到些许的安慰。人文社里的年轻朋友，我喜欢你们，衷心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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