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探寻潜在人才的利器

按照我这一番理解，我们对人文社年轻人的成长以及我作为一社之长所发挥的作用就可以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我初到人文社，就召开过青年员工座谈会。当然，这样的座谈会就不能让那些已经担任中层领导的青年参加了，刘国辉、张福海自然就不让参加，还有几位已经成为部门副主任的30多岁的业务骨干也都不让参加。我的打算是要对青年员工有更多的了解，也要让青年员工对我有一些好的印象，更要鼓励他们敢于表现自我，敢于建功立业。

我原先担心会议不太好开，自己初来乍到，青年人还认识不了几位，估计会议一开头会比较沉闷。我有了思想准备，也就准备用尽可能轻松的言说方式让大家轻松下来。可是，基本上出乎我的预料，我只是轻松地开了一个头，跟大家介绍我在漓江出版社如何注意依靠年轻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我如何带领局机关青年组成篮球队出去比赛，接着讲到事业要振兴，必须依靠年轻人，引用了《少年中国说》中的几个名句——那个时候引用这个名篇的名句还不像现在这么常见——然后就请大家自由发言，大家对我和社里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对部门工作有什么创新的想法，或者发发牢骚，都可以。我的话音刚落，年轻人们立刻一个接一个地发言起来，让我大为振奋。有的说年轻人在人文社很难发展，而有的出版社同龄人不出几年就独当一面了；有的说人文社品牌宣传太少，弄得一些读者没法辨识人文社图书的品牌价值；有的说人文社的书装帧设计不够吸引眼球，有的又说一个封面设计个个都要说了算，设计人员没法做；等等。这些发言都让我愈发坚定了加快人文社改革创新的决心。

座谈会上，有几位发言人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

其中一位是排校部的唐俭。她很直率地替人文社几位生活遇到困难的青年员工反映情况。其中有一位小阮，好像是家在清华大学，那时清华还不通地铁，回家很不方便，只能在办公室窝在座椅上过夜。唐俭希望社长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我看唐俭年纪并不大，至多25岁的样子，模样还挺清纯秀丽，却像老大姐一样关心同事，给我留下很好的感觉。坐在我身旁的林敬副社长小声告诉我，她是团支部书记。我这才理解，她是具备了团干工作的一些经验。后来我了解到，她为人正派，做事干练，虽然已经结婚生子，在工作上却不曾有一点松懈，排校部的管理工作非常倚重她。一年多后，急于补充营销人才的策划室硬是把她挖了过来。我当然得尽可能支持策划室。她在策划室担任过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后，百事待兴，人才奇缺，我又把她调到集团出版业务部担任宣传处处长。2017年，集团又把她提调到中版昆仑传媒有限公司担任总编辑。18年过去，岁月并没有催她容颜老去，可是她为人一径是那么稳重，做事则更加老练了。

有一位年轻人的发言让我有别开生面的感觉。她就是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的青年编辑杜丽。杜丽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上大学时就发表过境界很不一般的散文，在老师和同学中有口碑。在人文社，在一群青年员工热气腾腾的发言中，杜丽的发言引起我的另一番兴趣，那就是更具学院味道的兴趣。记得她说到人文社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境况。她不批评，只说事实和一点感觉。她说自己特别喜爱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觉得如果不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几乎就没有办法读。1992她从北大毕业来到人文社工作，过了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听说王央乐就是社里老编辑王寿彭的笔名。王寿彭很不得了。他1947年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专业是英文和法文；1952年进入初创时期的人文社，他又自学了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翻译了拉丁美洲的许多诗歌、小说、散文，是中国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与作家巴勃罗·聂鲁达诗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个译介阿根廷作家、诗人博尔赫斯小说的西班牙语译者。杜丽说：当我知道王央乐就在人文社的时候，我很激动，很想拜访这位大家。听说他已经病倒，几次托外文部的老师帮助联系，想去探望，反而被问：“你为什么一定要见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总之，一直到1998年6月王央乐去世，我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直到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之后，我从老干部服务部那里得到了他家的电话，这才跟他的夫人顾老师联系上。(www.xing528.com)

我饶有兴致地听了杜丽的发言，仿佛回到北大校园。我一直都喜欢学院派的发言，至今也都如此。杜丽的发言不仅给了我一些知识。我正是通过她的发言才知道巴勃罗·聂鲁达诗作中文翻译第一人，我喜欢读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的译者竟然是人文社的老编辑王寿彭，这事在人文社里尚未听人说到。也许是还没有机会听到吧。更重要的是，杜丽的发言还给了我一个重要提醒，要重视人文社的文化传统，要强化对人文社人才价值的认识。一句“你为什么一定要见他”的反问包含着许多令人寻思的意味，给我们以提醒。当时我忽然就生出一个念头，可以成立一个人文社专家委员会！如果有了专家委员会，就不会出现堂堂大家王央乐却在人文社几乎无人知晓、无人问津的窘况，至少在专家名单上要让大家读到，要让社里的编辑们时时念及给我们带来光荣与梦想的前辈。于是人文社就有了产生于1999年5月31日的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里，除了当时还比较活跃的专家陈早春、屠岸、孙绳武、绿原、蒋路、王仰晨、卢永福、王笠耘等，也有移步艰难却很受关注的严文井等，还有已经不可能移步外出而依然被专业人士们念及的现代文学专家林辰和俄国文学专家许磊然等。

后来杜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请我做她的入会介绍人，我欣然应邀介绍了她。她出版了好几本散文随笔集，记得其中有《美好的敌人》《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为卡尔文疯狂》《谁比谁活得更长》《蓝色手指》等，现在已经成为著名散文作家。她为出版社也编发了不少有影响的书，俄罗斯电影《伊万的童年》《牺牲》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著作《雕刻时光》，就是她力主安排翻译出版的。后来“雕刻时光”这个词成为我国许多都市一些高雅店铺的标牌。据说，至今杜丽还在人文社安静地做着她的编辑，业余写她纯美知性的散文随笔。

在座谈会上，还有一位发言引起我关注的青年员工，那就是出版部的李春凯。春凯的发言风格显然是谨慎而务实的。听说他去年刚从北京印刷学院本科毕业来到出版社，却颇有少年老成的样子，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印象。他发言的内容不带锋芒，只是说到出版社年轻人越来越多，建议社里要重视开展各种活动包括体育活动。这一点我也是感兴趣的。我应答道，我赞成，你们应当组队踢足球，打篮球。那时候篮球还不像现在这么热，足球一直是热的。年轻人们立刻告诉我署直机关正在开展足球锦标赛。我说什么时候比赛，你们通知我，我去做啦啦队。后来不久，我还真去助阵了一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阵中国盲文出版社。切勿以为盲文出版社是为残疾人服务的，那家出版社的青年员工身体十分结实，一问，原来社里有复制工厂，青年工人的身体总要比我们伏案爬格子的编辑强得多。那场比赛好像是打了个平手。我发现张福海也在场上，显然他是球队领袖了。李春凯自然引人注目，小伙子身高肩宽都比较突出，二十三四岁，着一身红色球衣，可谓英气勃发，踢球很努力，球技倒也一般。我看重的是年轻人的精气神。以至于刘国辉后来提出把春凯从出版部调到发行部的想法，我一口答应，亲自给出版部主任做工作放人。当时各家出版社都很重视发行人员队伍建设，只要发行部需要，本人又愿意，基本上都是指谁要谁。何况人文社当时正要发力进军市场，我以为刘国辉他们看得是准的。

春凯到发行部一年多，就被提成副主任，而后以副主任主持工作，两年后正式出任发行部主任。这在当时可谓不拘一格使用了。不过，我们真没有看错这位年轻的主任。2001年初当我和出版社领导受到不法之徒武力相威胁的时候，就是他带领发行部、策划室、出版部一群热血青年冲进会议室来解救我们。春凯在发行部主任位置上扎根做了十年，直到2011年6月，我行将离开中国出版集团总裁岗位时，签署的最后一份副局级以上干部任命文件中才出现李春凯的名字，集团决定李春凯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而后，2016年集团把李春凯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总经理，让他执掌拥有四家分公司的世图公司，也算是重用了。只是，按照行政管理规则，世图公司仍然是副局级单位，这就给亟需人才的其他单位留下了机会。2017年8月，国家外文局便把李春凯调到正局级的新世界出版社任社长。他电话里向我报告，我为他高兴。我可是眼看着一位大学毕业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个能做事而且能做成事的环境里扎实发展，一步步走上更重要的岗位，成为我国出版界的一颗新星。至今，1999年春天他在人文社青年员工座谈会上发言的模样，在我的记忆里还是那么鲜活，18年就如此这般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