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的中坚力量：刘国辉和张福海

我进到人文社，明显注意到，社里许多年轻人传递给我的表情基本上是阳光的、友好的，甚至是欢迎的，这让我受到鼓舞。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先前社领导班子已经把几位有作为的年轻人安排到经营部门领导岗位上，而且都已经历练了几年，省却了我再去招兵买马的功夫——当时许多空降而来的社长，最急于解决的就是重新寻找经营部门负责人，至于编辑部门负责人其紧急度倒还在其次。而我可是捡了个便宜。陈早春老社长交班时跟我说，经营管理部门这几个人你可以先看看，不合适就换。我当即就表示，不换，接着做就行。我是一派慷慨大度的样子，其实我已经在漓江边徘徊那一百天里就琢磨过了，一是抚民以静，二是不搬桌椅板凳，三是所有部门主任先干两年。特别是我已经了解发行部主任刘国辉和策划室主任张福海的基本情况，两人正是当打之年，更是愿打之年，也是我正需要用人之际。如果让他们离开，那才是我的失败呢。

我还明白，社领导班子除了总编辑是超期服役，另有三位也是退休在即，有了几位年轻人在中层岗位上历练几年，社领导班子进退也就有度了。

在中层岗位上的年轻人主要是刘国辉和张福海二位。1999年，世纪之交，出版社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经营人才最为难得，而又懂编辑又懂经营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两人都已经是副编审，而且都年轻，刘国辉刚满36岁，发行部主任已经做了四五年；张福海年方三十四，策划室主任也做了三四年。当时发行部和策划室合在一起开展业务，张福海还兼着发行部副主任，分管储运。刘张二位一个吉林人一个辽宁籍，地域上相近；两人都是从古典文学编辑室抽出来搞发行，原先就在一个部门相处，脾性上相通；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怀着一股建功立业的抱负，干活不惜力气，奔波不怕辛苦，在精气神上更是相投。为此，有的部门主任在私底下把他俩经常说成“那哥俩”，既有爱意，也有笑意，不过不能做深层次解读，一旦解读就好像有了贬义。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古典文学编辑室资深编审弥松颐先生跟我说：这俩孩子（因为他俩都可以被看成是弥先生的学生辈）聂社长你可以好好用，我曾经笑他们俩，说你们俩一个是机智，一个是勇敢，得！合起来就是机智勇敢。

我觉得有趣，便问：他俩谁是机智谁是勇敢？弥先生笑着对我说了。我觉得似乎与我的印象不尽一致，就笑着修正道：其实，还不如说，这两个人都既是机智又是勇敢啦。也许弥先生觉得我的看法另有一番意趣，当时笑得乐不可支。

作者与管士光、刘国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www.xing528.com)

弹指一挥间，如今这两位机智勇敢的年轻人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也都机智勇敢地经历了许多重要岗位，现在已经走上了更为重要的工作岗位。1999年10月刘国辉改任社长助理兼发行部主任，张福海改任社长助理兼生产调度室主任，我让他们二位尽早进入社务会来熟悉社领导工作方式。尤其是张福海改任生产调度室主任，一人协调全社图书生产经营的轻重缓急，压力很大，地位举足轻重。2000年8月，人文社领导班子改组，几位超期服役的老领导退出社务会，二位社长助理升任副社长（刘国辉）和副总编辑（张福海）。两年后，张福海先去了新闻出版总署任发行司副司长，刘国辉后去了新华书店任总经理。现在，刘国辉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社长；张福海成为国家外文局局长，十九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回想起来，具有如此远大前程的两位青年才俊，十八年前曾经机智勇敢地配合我的工作，尽心尽力地按照我的思路去落实一项项改革发展的计划。曾经不止一位业内好友跟我说，你那时有国辉、福海做你的左膀右臂，很难得啦。我从来是点头称是。试想，有机智和勇敢相伴左右，我也算是有福之人了。

本书前面好几个章节都谈到过国辉、福海二人在许多重要案例、重要关头做出过贡献，想必读者诸君会有印象，这里就不再赘述。我这里再赘言一点感想，那就是：“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这是现在已经说得很普遍的一句话，其实说这句话的唐太宗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贞观政要·崇儒学》）也就是说，用人很重要，可是用对人更重要。如何才能用对人，我们看到有的领导脱口而出或者潜藏不说的话就是“要用自己人”，可是唐太宗就有一代英主的胸怀，他说：“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公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用原先并不支持他的名臣魏徵的理由。我到人文社为什么能尽快开展初见成效的经营活动，为什么能让以国辉、福海为主要代表的经营团队十分投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用对了人。我用上了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用上了不谈条件就主动上前的人，用上了新时期迫切需要的既懂编辑也善经营的新型出版人，事实上也就是用上了老社长先前就倚重过的年轻人，我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决不以“新旧为差”。为此，我后来从不接受别人的一个赞誉：你培养了好多年轻人才。我说我那个时候哪里来得及培养人啊，我只能承认我用对了一批人，特别是一批年轻人。最多可以反过来说，由于我和社务会坚决推行改革创新，人文社里的年轻人得到了一个能够发挥自己才干的时机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