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遇到的麻烦仅仅止于无法搬动仓库，那倒也算得上是公事公办，可是，当事情恶化，威胁到个人的人生安全时，这就令人终生难忘了。
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正在跟管士光谈事情，忽然闯入四位陌生的年轻人，穿得不三不四的。为首的个子瘦高，耷拉着一头长发，当时这样的发型往往会被社会上当成不正经的人所特有。四位陌生的年轻人一脸的横肉，来势汹汹，一进门为首的就问谁是聂社长。我说我是，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为首的长头发说我们是香港红线公司，因为你们出版社欠债，债权方又欠我们公司的债，就把你们出版社1000多万的债务转给我们，今天来找你们收取。我问谁是我们的债权方，长头发说出了那家M公司，并且拿出了M公司开给他们的债券转移声明信函。
我问来人，有什么证据说明出版社欠M公司的钱。长头发说，我这里有复印的账单。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五年前出版社员工在仓库领取的劳务费清单。
不用说，对方决心大闹而且闹到我头上来了。
几个陌生人一副前来寻衅的样子，除了长头发稍微装作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其他三位让座不坐，在我办公室里贼眼到处看，可能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书架上有过那么多书。可是我这个读书人从没遇到过这种麻烦，心里想的是今天怎么对付这几个家伙。
我提醒自己，眼下必须镇静。
管士光知道来者不善，便起身要离开我办公室。我知道他会去招呼社里的人来助阵。我对士光说，把社领导和国辉他们叫上，到会议室与客人谈。
稍微磨蹭了一下，我这才领着四位不速之客来到会议室。我们的人已经坐好。对方大剌剌地寻得空位就座，一看就是没有教养的小痞子。
长头发说，怎么样，证据在这里，1000多万，答应划款吧。我觉得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好谈的，要他跟社领导再说一遍要钱的理由。他的一个跟班不耐烦了，一边摇着手里一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一边说你到底给不给钱！忽然他手中摇着的矿泉水瓶朝我头顶扔了过来，砰的一声砸在我身后的墙上。管士光立刻制止道：你们不能这样！——咱们到底都是文人，制止这种流氓行径也还是一派儒雅口气。我厉声说：不谈了！你给我道歉，不道歉不谈了——哈哈，还是一派要流氓道歉的秀才腔调呵。座位紧挨着会议室大门的刘国辉忽然大声喝道：这里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在这儿耍流氓！——给力！到底是东北汉子，血气方刚，到底是中国武侠小说学会的秘书长。
更给力的还在后面。
刘国辉猛地拍了一声桌子，立刻转身把会议室门拉开，大叫一声：进来！——就像武侠小说中经常有的桥段，主人公甩杯为号，埋伏在外面的刀斧手立刻冲了出来——顿时，出版社一大群小伙子冲了进来，发行部副主任李春凯冲在最前头。国辉喊：这些家伙耍流氓！我们一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呼啸着、呐喊着拥了上去，围住长头发他们四个人，大喊抓流氓，一副要动手揍他们的气势。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人群中还有几位女同事冲在前头，她们尖利的叫骂声特别提正气、壮声威。不过小痞子们倒也不示弱，对着咱们的人一直喊着还钱还钱。场面一片混乱。很快，朝阳门派出所就来了两位警察，简单问清情由，立刻提溜出四个小痞子，在出版社一群人的簇拥下，带往派出所去。
我亲爱的同事们呵，关键时候你们没有袖手旁观，更没有冷漠躲开，而是顶得上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我爱你们！为出版社打拼，值得！
管士光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说他去了派出所，警察要长头发他们写了悔过书，保证再也不来出版社闹事，这才具结释放了他们。据说长头发还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大概他们害怕被警察拘留吧。警察嘱咐管士光，以后像这样上门寻衅滋事的，一定要把他们堵在门外，要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就会以冲击机关、破坏社会秩序对他们实行行政拘留；如果让他们进到办公楼里再闹，这就变成一般的纠纷，他们就不好处理了。人民警察真是为人民呵！事后不久，刘国辉说跟朝阳门派出所所长见了面，他们很愿意跟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展警民文化共建，我们给他们捐一些书开展阅读活动，他们邀请我们参观东城区看守所。我当然非常赞成，有困难，找警察，现在警察要跟我们团结如一家，特别是惹上麻烦的时候，这有多么好！(www.xing528.com)
M公司一方面起诉到法院，要求出版社把五年前通过他们公司发放的劳务费400多万元人民币（从1000万降了下来）归还给他们，要求法院认定这是出版社的欠款，一方面继续折腾出版社，目标是我和刘国辉。
对方的大货车还堵在老仓库，出版社发货受阻将近一个月。
而我的麻烦接踵而至。两天后，我在劲松九区租住的家门钥匙孔塞满了大头钉，打不开了。我只好让社务办公室主任刘献文带人去处理，弄了半天，才算清理干净。又过了十来天，一个周日下午，有人来敲门，我问什么人？对方说你们答应还钱了吗？我说有事你们到单位去，不要来我家，不然我可报警了。外面这才没了声息。
刘献文跟刘国辉商量，担心早上我一个人上班时流氓来寻衅滋事，于是决定让发行部、策划室的年轻人轮值护送我上班。事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个安排，早上下楼，忽然看到策划室的孙顺临和发行部的李理两人在楼口守着，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他们那天做我的保镖。我哑然一笑，说太夸张了，没有必要。上了车，孙顺临还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把新疆英吉沙短刀给我看，表示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觉得有点好笑，看老孙的样子，跟我一样文绉绉的，甚至比我还要显得文气，因为他戴着一副颇有度数的眼镜，真要使起刀来只怕转眼间就要被对手缴械。不过我更多的是觉得感动。孙顺临可是名门之后。他父亲是已故鲁迅研究名家孙用先生，与鲁迅先生有过不少交集，后来一直在人文社工作，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专家。顺临与我是同龄人，一大早就来护送我，真是难得的一份真情和热心！
年底，我搬进北三环胜古家园的新居，以为可以从此避过纠缠了。不曾想，没过多久，一天晚上又有人来家里拍门，说老板让他们来问，说是出版社答应还钱了吗。我在家里怒斥门外的家伙，他们又赶紧走了。又过了半个月，某一天下班路上，太太打电话来，紧张得直喘大气，说家门口被人用红油漆刷了骂人的话。我赶紧通知刘献文带人赶过来。到我家门口时，物业管理的人员也都来了。墙上用红油漆画着几个大字：大流氓，还钱！大色狼，还钱来！我夫人气呼呼地在那儿对物业的人提意见，说楼道怎么没人管？物业的人不明就里，一时无语。刘献文已经带上社里的临时工赶到，二话不说，马上擦门框上的油漆，铲墙壁上的大字，然后重新刷墙，一直忙到天黑——我知道还是那个搬库风波闹的，既不害怕可也不知道何时是个了结。多少年后，刘献文有一次跟我说，那次家里被刷油漆，他特别佩服我的太太，看到那些家伙刷的侮辱性大字，他特别担心太太认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丑事，被人家骂上门来，从而对我生气，没想到我太太很镇静，没有对我表示任何埋怨的意思。
第二天，刘国辉说他家门上被人用黑油漆刷大字，把他骂得一塌糊涂。更有甚者，据说还摆了一个治丧的花圈在他家门口。
对方的这些手段，只能使得我们搬库的决心更加坚定。管士光和刘国辉二人加紧奔走于法院。在律师的紧密配合下，我们的起诉终于得到法院的支持，认为既然合作协议已经到期，我们搬库有自主权，对方不得阻挡。
出版社终于在年内将所有库存图书搬到了新租的仓库。为了安全起见，刘国辉还通过友好关系请解放军某部汽车连前来协助，想必也起到了震慑作用。
至于对方诉出版社归还劳务费案子，又接着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最后法院不予支持。
我的家人和我一起过了一年多担惊受怕的日子。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人敲门，全家都会警觉万分，多少患上了一点强迫症。我的儿子那时才两岁，就被我和他母亲一再叮嘱，要他在大院里遇到陌生人问话，一定不要理睬。结果，出版总署在小区的邻居见到保姆领着我儿子，觉得这小孩长得像我，就逗他，问他是不是聂震宁的儿子。没想到小孩十分警觉，涨红着脸，一脸的严肃，直把人笑喷。事后人家见面对我一番学说，我一边笑，一边心里有点儿难过。人家只觉得孩子好玩，而我知道都是我惹的祸，殃及稚子，对不起他。
我们时常听到对国有企业的负面议论，认为民企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民企的老板们谋求的直接就是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发奋努力；而国企与个人利益不直接相关，要国企的人特别是老总们发奋努力，不大可能。事实上，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利益，却已经冒着个人很大风险在维护出版社的利益，那完全就是职责所在，正义所在，其中还有一点儿英雄主义成分。好在最终都能通过法治的途径得以解决，出版社和我们个人不过是受到了一些干扰，也就算了京城出版前三年的一个故事。
2000年，就是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出版社还是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大发展，发货首次超过1个亿，达到1.4亿元总码洋，超过1999年将近100%。而这些大发展，可是在不断的阻挠、骚扰甚至以生命相要挟的情况下获得的。回首一年来的坎坷和险恶，刘国辉在发行部、策划室年终总结会上不禁哽咽弹泪。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