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诸君,这本来是一部关于出版人从业经历的自述,可是眼下这一章,却与出版中的组稿、编辑、制作、发行、营销以及经营管理等等无关,而基本上是我在京城做出版前四年中遭遇的一个意外故事。故事里有打打杀杀,有卑鄙的阴谋和下流的手段,这样的故事本不应当发生在出版社里,可是它毕竟发生了,而且曾经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纠缠着我和我的同事,弄得有点儿斯文扫地。不过,这也让我们这三年间的经历显得更为艰难,而取得的成绩也就更显得殊为不易。为此,踌躇再三,我还是把这一番经历客观地记录在这里。
2000年开春,心情较之于去年可谓大好。京城出版一年有余,虽然还不能说是风生水起,却也风调雨顺,处处显出良好势头。《国画》有惊无险,《牵手》出手就有,《突出重围》传来捷报,“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出奇制胜,“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胜利在望,《哈利·波特》志在必得。事实上社里还有许多新书得到行业内外的赞扬,《歇马山庄》《海子的诗》等是这方面的代表。1999年年终奖金基本兑现,尽管当时还没有哪一位编辑获得令人咂舌的奖金,可问题在于新社长年初的承诺基本兑现。《牵手》的责任编辑龚玉,《突出重围》《国画》的责任编辑刘稚,还是挣得盆不满钵也不满。王培元遇上我,佯作庄重地对我表示:还不错,总算有了一点过年的奖金,可惜《文化昆仑》算是2000年1月的书,要不奖金更不一样。培元兄一副差强人意的态度,令我忍俊不禁。全社气氛比较热烈,许多编辑志在新书好书,志在成为社里的重点产品——是重点产品就意味着会得到社务会的更多重视和投入,策划室、发行部会有具体的营销方案,也就意味着年底更多奖金的斩获。
2000年4月初,一天,刘国辉跟我谈到要调整发行部的储运业务。他说眼看社里会有大的发展,可是发行业务跟不上发展,储运拖后腿。本来这项业务按分工是张福海负责,福海被署里“扫黄打非”办借调,国辉就全面负责起来。他说他和福海原来就对储运工作很着急,一直想解决,现在“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将要入库发行,估计今年的储运总量要上涨一倍,可是现有的仓储运作能力不可能应付得了。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打算在储运能力上做一个大的调整。
我到出版社后,了解到人文社的仓储是与一家民营公司合作(以下就简称M公司),一家建设一排库房,各自出资;可土地证和房产证都署名M公司,人文社所有图书均存储在这儿,交由M公司收储和发运。其中,出版社那一排仓库,算是M公司租用,按年付给出版社房租。
刘国辉说,出版社发行部的全部业务经常受制于这家M公司,有时候要求他们按时发货,常常硬是被延宕下来,原因是公司雇佣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不给力。我说为什么不给力,回答是因为欠薪。1999年我上任后,对方算是比以往表现要好得很多,发行部紧催猛催,公司也下了大力气,可也只是发货7000多万码洋,差不多算是超水平发挥到天花板了。为此,发行部内部商量,认为必须在储运上挖潜增效。大家的想法是刚好原先双方的合作协议已经到期,需要重新签署,我们可以提出改为出版社租M公司拥有产权的一排仓库,储运业务收回到出版社发行部。
这事听上去合情合理,应当是可以商量的事情。可是想到合作方不托底,觉得对方几乎是不大可能同意拱手交出储运业务的,所以只是同意国辉他们先去谈判试试看。(www.xing528.com)
事情实在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并没有替对方设想,人家仓储业务,忽然一下就要交出来,岂不是要了人家的性命!谈判很快就陷入僵局。事情过后,我想想当时也是头脑简单,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怎么可能谈得下来!
然而,我方一旦提出改变仓储的方案,必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警觉,今后的合作可能会出现更多麻烦。发行部提出如果对方拒绝合作,出版社就断然放弃这座仓库,另外租用新的更好的仓库。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处国有企业放空多时的大型棉纱仓库。而且说干就干,我方用公文正式通知那家M公司结束合作,即日起即盘库搬库。
对方自然被激怒了。发行部请来的大货车要驶进仓库装货,对方就是不肯打开大铁门,双方争执半天,对方干脆把自己的大货车开来,堵在门口。一时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就在这时,“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准备送货了,此外还有一批新书要入库。此时正是春季发货的紧要关头,怎么办?国辉他们也真有办法,立刻建立起新仓库的储运队伍,所有新书在新仓库收发。同时启动法律程序,由管士光负责联系法院。本来士光并不分管此事,在社务会却主动请缨,他负责跟法院打交道。每每想起此事,我就对士光心存感激。当时的社务会成员年纪都偏大。士光确实是主动加入这场搬库风波里来的。我问士光是哪里人?他说是山东,我说山东人就是讲义气。他会心地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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