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将获得长久回报

由于我的媒体合作观，人文社从此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媒体合作价值观和运作模式，在京城出版前四年里，我们跟不少记者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像《中国新闻出版报》的郭晓红、王坤宁等，《中国图书商报》的孟叶、陈斌等，《中华读书报》的赵晨钰、舒晋瑜等，《新华书目报》的戴昕等，《中国青年报》的徐虹等，《人民日报》的袁晞等，《光明日报》的庄健等，《北京青年报》的尚晓岚等，《北京晚报》的李峥嵘等，《娱乐信报》的赵明宇，《北京晨报》的刘婷，《新京报》的术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节目的叶咏梅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沈弘等，还有新崛起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遆宇昕等，时间久远，记得不够准确了。但有一点是准确的，那就是，这些媒体凡有记者与我们有交集，必定得到我们的善待；反之，我们常常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智慧。

在本书“帮助一个作家突出重围”一章中，我谈到过1999年6月7日，率领人文社一干人员前往解放军某部“红军团”赠送长篇小说《突出重围》的活动。那天是北京盛夏，艳阳高照，许多记者闻讯积极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那天临近中午，在露天操场上开了近一个小时的会议，记者小姑娘们都快给太阳晒蔫了。尤其是我们把这项活动信息告知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新闻部出动了一个小组前来采访，摄像记者扛着大机子在太阳下来回忙乎，摄取了最佳镜头，当天晚上就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

在本书“我拿什么献给你”一章中，我介绍过1999年8月，人文社组织“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活动。在那次活动中，我们邀请媒体记者承担终评环节的收发选票和计票工作，以示公正。他们不计麻烦辛苦，甚至不计报酬，从始至终认真负责，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一些猜疑。活动结束，记者们都做了报道，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华读书报》，该报头版头条题目套红发表记者赵晨钰的报道，题目是《文学殿堂开摆文学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评选百年优秀文学》，可谓有气度有深度且符合我的需要——既全面报道了这项活动，又强调了人文社“文学殿堂”的品牌地位。

在本书“一个出版社的‘全国书市战略’”一章中，我讲到过人文社在长沙第十届全国书市调整了对全国书市价值的认识和参展的态度，启动了全国书市战略。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参加全国书市的记者们我们会提前联络好。不过，想到书市上很多出版社需要这些记者到场，我表示也不必太过勉强。可是，忽然冒出来的一件事情，反而成了人文社记者工作的一个创新。策划室跟我报告，按照报社的管理规定，《北京青年报》记者尚晓岚不能报销往返长沙参加全国书市的差旅费，她不打算去长沙了。策划室觉得这位大牌记者不能前往有点儿可惜，他们请示我可否由社里给她报销差旅费。我稍做考虑即做出答复：我们邀请她作为特邀记者，随人文社参展团到长沙参加全国书市，差旅费用当然应当由出版社统一支付。我让策划室给她回话，她可以自由报道所需报道的书市新闻，只是对人文社的报道能成为重点就好。尚晓岚自然是高兴并感谢。其实，在我看来，一时的报道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文社与记者们的合作关系要更加密切。果然，尚晓岚后来对人文社的新闻更加关注。我讲过人文社举行《哈利·波特》版权引进新闻发布会。举办这个会议的源起还与尚晓岚有关。当时我和J.K.罗琳的版权协议刚刚签署，尽管我要求社里要做到绝密，可是外界还是有了风声。尚晓岚显然是听到了，她给策划室的孙顺临来电话了解情况，察觉到出版社处于保密状态，她立刻提醒老孙千万不可以搞假新闻。老孙赶紧来给我说了尚晓岚的建议。这才有了我们将计就计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举措。后来我跟同事说，尚晓岚这个记者咱们没有白交。试想，如果我们的假新闻真把一些记者搞惨了，他们对我们后续所需要的报道一定会有抵触，损失最终还是出版社。

每每想到京城出版前四年里，支持我们的记者越来越多，媒体的好评也越来越多，就觉得出版社事业有兴旺之势。按说，事业好坏，我这个社长最应当心中有数，可是，我发现，一个人尽管心中有数，总还希望听到第三方的评价。也许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使然吧。在这一节中，我说不出有多少记者给过人文社多少帮助，甚至有什么凶险的故事，也都曾经被我们的记者朋友化解，更说不出假如支持我们的记者不是多多的而是少少的，又将是怎样一番模样，可是，即便只是记者朋友们的喝彩，都能使得我和我同事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再接再厉。何况，媒体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喝彩，还有信息传播扩散，提升产品价值，形成追逐效应，等等。前面说了，大企业家们死活都不敢得罪媒体，在中国的环境里，也许这话不会被所有企业家认同；可是，从成功学的角度来看，还是可以说，死活都要做好媒体工作。在我们从事的为社会服务的事业里，支持我们的记者多多的，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当然，我在人文社确实还没有听到对我重视媒体关系的闲言碎语；至少，倘若有的话，还没有传到我的耳朵里，说明某些负面看法并没有形成舆论。反思起来，我对媒体关系的处理还是明智的。我多次取消了记者对我个人的报道。策划室出于好意，曾经计划在2001年人文社50周年大庆宣传档期里，要安排《中国新闻出版报》专访社长，宣传社长，也被我否决了。也是在社庆期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一位编导到出版社来见我，说是节目把我列入人物采访计划，她的任务是要整理我个人业绩材料，希望我能提供，也被我婉拒了。我的理由是我刚刚上任（其实已经两年），现在总结的都是前任的业绩，还是不要对我做个人业绩采访。那位编导可能很少遇到对上央视《东方之子》不感兴趣的，很不理解，说如果您想好了，就尽快把他们所需的材料发传真给她。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香港《文汇报》以专访社长的形式，希望能全面报道我作为共和国同龄人（其实我还是要小两岁）从事文学出版的所谓不俗业绩。我断然拒绝，一口否认我有什么不俗业绩。眼看香港记者完成不了任务，在总编室、策划室的协调下，我只好退让一步，答应由我来介绍了人文社的业绩、传统和经验，整整一个版。原先我是坚决不同意用专访社长的形式。香港记者一再解释，因为香港报业介绍内地的业绩，要么就是新闻稿，要么就是专访稿，在没有新闻事件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让记者独自采写大稿子来；而记者和报社又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很重要，需要做一个全版报道，全版报道就只能是专访形式。在记者和总编室、策划室的一再劝说之下，我才勉强接受下来。我对记者说，这个专访完全不要涉及我个人的业绩，我在那个专访中只是一个符号，甚至都没有我从哪里来、做过多少事这些内容，全篇都是人文社的历史贡献、优良传统和未来发展目标这些内容。

我明白，中国许多过来人对个人崇拜曾经有过难堪的记忆，倘若我一个小小社长胆敢这么做，必定招致众人的厌恶。我庆幸自己的谨慎。(www.xing528.com)

不过，我还是得承认，尽管没有让媒体为我唱赞歌，可是，记者们对人文社大量的正面报道，不仅为人文社的振兴和信息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这个做社长的带来了比较好的口碑。无论是社长还是普通编辑、员工，每个人的荣耀总是会附丽于集体辉煌之上的，而完全不必在共同营造集体辉煌的时候论功表彰，更没有必要突出个人，哪怕是历史性贡献，哪怕是挽救了集体、救民于水火的贡献。何况我所做的一点点贡献与这些大词还搭不上界。我更庆幸自己的诚实。

说到记者朋友对于人文社的支持和理解，我忽然回想起人文社2002年的一次诗歌朗诵会。

过去，每年春节之际，人文社总有一次全社员工新春团拜会。2002年我提出不要只是聚餐团拜，而是把聚餐改造成为新春诗歌朗诵团拜会，先朗诵后聚餐，这样既有喜庆气氛，又有文学氛围。我还设计，每年的人文社新春诗歌朗诵团拜会还可以由当代文学编辑室推荐一位著名当代诗人最后登台朗诵，并授予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诗人”称号。这样既把聚餐改造成为一项出版文化活动，又强化了人文社挺拔主业的出版主张，在诗歌出版极度不景气的形势下，振兴诗歌出版。因为这是一项出版文化活动，应当邀约记者前来参加，那天到会的在京媒体记者就有30多位。

据说，听说是这样一个团拜会，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有点深度，记者们来得都很准时。

新春诗歌朗诵团拜会从上午十点半钟开始。我作为社长，先做了一个致辞，然后带头先表演了一个诗朗诵，朗诵的诗歌是青海已故著名诗人昌耀的诗《高原上的高车》。我与昌耀有过交谊，而且由衷地佩服他的诗。我知道，我的朗诵传递的不是我的毫无表演艺术的表演，传递的其实是文学出版社必须挺拔主业的理念。出版社的编辑们接踵登台表演。大家也许多年不曾朗诵诗歌了，朗诵艺术是生涩的，可是努力表达文学情怀却是一致的。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几位年轻的女记者也自告奋勇登台朗诵名人诗歌。朗诵会一时达到高潮。最后，著名当代诗人西川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诗人”，登台朗诵了自己许多新作。记得那天西川准备的诗歌很多，一大沓诗稿好像总也读不完。我很担心大家没耐心。不过，那天好像与会的人员特别有耐心，始终比较安静地倾听着诗人用他那朴实平静的声调诵读自己诗作。有些冗长的诵读和比较安静的会场，形成了很大反差，忽然令我心生感动。这就是我们可爱可敬的编辑和员工，尽管大家领到的奖金还不够多，可是文学能得到他们无条件的尊重；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每日穿梭于各家出版社之间，时间对于他们很是宝贵，可此时却饶有兴致地感受着这里浓浓的文学氛围。

临近中午，诗人西川的朗诵终于完成，我代表出版社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诗人”的证书颁发给西川，全场掌声依然热烈。

据我所知，21世纪以来，这是人文社组织的唯一一次全社的新春诗歌朗诵团拜会。出版业内经济核算风越来越盛，出版社内能开展这样的纯文学活动已经很少见，为此，社内员工特别是编辑们觉得放松开心。不过，很遗憾，当年秋天我即正式卸任，前往中国出版集团任职，这个刚办了一次的朗诵会也就没能延续下去。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此事，乃是因为事后我从记者朋友们那里得到的赞许最多，不少媒体为此都做了报道。后来，我与一些记者碰到，偶尔回忆到这次活动，发现他们的遗憾特别溢于言表。由此我愈发知道我们可爱的记者是真心地热爱文学，对文学出版具有很深的理解。这大概也是支持我们的记者能够搞得多多的深层次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