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李国文老师长期的支持和指导

说到作者对我的支持，我还要特别感恩李国文老师。

对于我为什么能从偏远的广西进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江湖上一直认为是一个秘密，说法也不少。我听到的说法就有几种，当然肯定有限。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某次会议上，我结识了某一位部长，很得部长赏识，于是这位部长成了我的伯乐。这个说法自然可以让人猜想我攀附之功不错。还有一种说法是，我的岳父跟一个大官认识，这才有了进北京的机会。这个说法自然可以让人想到乘龙快婿的传统故事。更有一种说法令我冷笑，那就是在人文社里流传的“广西那个地方买官卖官严重，弄不好他也是买官上来的”的说法。几种说法全部是子虚乌有，都是胡扯，对我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侮辱性，将我妖魔化。

作者与李国文在一起

说起来，我的这一番迁任，确实有一位伯乐举荐，只不过我与他并非新近结识，而他也不是什么部长——他的最高官职也就只是厅局级，即《小说选刊》主编，而且早已于1989年卸职成为专业作家，不过他在文学界的人望并非某些寻常部长能比。他就是李国文老师。

我对李国文老师也从来是执弟子礼的。因为他是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特聘导师之一，分配在他门下的同学是江苏作家储福金和安徽作家陈源斌，为此我得永远称他作老师。当时他担任《小说选刊》主编，把这份刊物办得很具权威性。我的《长乐》就是在他老人家的慧眼之下入选1986年第11期刊物的。后来，1991年我约他评点《三国演义》，1994年与王蒙评点《红楼梦》同时出版。经我的手，漓江出版社出版过《李国文小说自选集》，一时也是行销品种。李国文老师一直是八九十年代许多青年作家“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导师级作家。为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长乐——聂震宁小说选》时，我请求李国文老师替这部小书写了序言，我一直引以为荣耀。

据我所知——是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透露的——是李国文老师应承桂晓风的请求，举荐我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人选之一。

我是在桂晓风正式代表组织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时才知道，人文社原任社长已过退休年龄，新闻出版署需要物色一位新社长，这位新社长最好具有四个条件，一是最好曾经是一位作家；二是最好做过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三是必须是副局级以上的现职领导；四是如果从外地进京，必须是50岁以下，这是组织部门的规定。新闻出版署最先发现上海新闻出版局的孙，他就曾经是一位作家，曾经担任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时任副局长，年龄还没有超过50岁。新闻出版署为此专门派出考察组到上海进行干部商调的考察。孙人望口碑都很好，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可是，不曾想，时过不久，新闻出版署还在走程序，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一职出缺，上海方面挽留孙，让他出任局长。新闻出版署这边的调动计划便落了空。

新闻出版署只好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几任社长产生的路数，转向文学界寻找社长人选。据说，首选是著名作家陈建功。可是，建功兄当时正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任上，中国作协主要领导正需要他发挥重要作用，只好谢绝了新闻出版署方面的好意。桂晓风曾经担任过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与文学界很多作家熟稔，跟李国文尤其过从甚密，便请李国文推荐人选。李国文便推荐了著名作家梁晓声。桂晓风一听觉得晓声兄的名望和实力甚好，连声称谢。可是，后来了解到，梁晓声非中共党员，到人文社做领导不是不可以，可是做社长就不合适了。(www.xing528.com)

桂晓风不无遗憾地回告了李国文。李国文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古道热肠，觉得不能推荐出合适的人选有点儿对不起朋友。于是，反复斟酌好多天，不知怎的，忽然就想到了我。

这些情节，当时我是一无所知。那时我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安心地做副局长，用心辅佐局长。因为是行政管理工作，无事不出远门，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到北京，跟李国文老师也就没有了热线联系。那时与他保持联系的应当是漓江出版社。不知道老人家怎么就想到了那位已经断了音讯的前社长聂震宁。

由于李国文老师的举荐，我这才进入到新闻出版署领导乃至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视野。剩下的事情就是行政方面的决策程序和人事程序，一直到此书开头部分那些纠结的事情。

李国文著《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李国文著《中国文人的活法》

非常自然，我到人文社上任后，少不了要寻求李国文老师更多的支持。起初，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家眷没有到京，闲下来复兴门外铁二区李国文老师家就是我常去的地方。他喜欢听我讲工作上的事情，既鼓励我讲下去，又不失时机地做些点评。作为社长，工作上的事情毕竟平时难得与人言说，老人家是“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脱之人，这就成了最好的听众，安全是不用说的，同时也是睿智的听众。老人家读史既广且深，对我讲到的一些事情评点起来，给我很多鼓励，也有很多点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如何处理与前任的关系有很深见解。他一再叮嘱我，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他，对于你“就要坚持叫老师，把老师叫到底”。事后想来，倘若不是这样稳妥相处，不知道还会惹出什么样的怪事情来。

他老人家对人文社的事情几乎是有求必应，甚至《当代》举办的“文学拉力赛”，请到这位大作家来做评委，隔月就要开评一次，几十万字一本杂志大体需要读完，还要拿出意见，很是辛苦，他竟然坚持做了一年。世纪之交，他在读史随笔的写作方面佳作迭出，声誉鹊起，多家出版社、书商求要出版委托，李国文老师还是坚持交由人文社出版，其大著《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均为人文社争得很好的影响力和效益。凡此种种，我都明白，这当中都暗含着国文老师对我的支持。作为晚辈和学生，我唯有铭记在心，却从来没有见诸过文字，现在要忆及京城出版前四年，不能不写下这些。然而，我知道，写作往往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写了这么多，感觉还是没有完全表达对我对李国文老师感恩之情。或许，人之交谊，得失自知，永远都难以与外人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