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王蒙老师的无私支持和帮助

说到作者对我的支持，我要特别感谢王蒙老师。

我和王蒙老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84年中国作协文讲所第八期期间。那时王蒙老师给我们上课，也有过座谈会，只是因为我总是“稍稍往后站”，并没有过直接对话。后来，他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该刊发表我的短篇小说《长乐》。据杂志社老编辑向前老师说，王蒙主编最后看清样时为拙作说了一句褒扬的话，他说：这篇《长乐》不错，排得太靠后了。不错归不错，只是还没有好到让主编断然决定调整版面。只是那时候王蒙主编的话很具权威性，向前老师很快就告诉我，鼓励我接着再写。

作者与王蒙在一起

我在漓江出版社曾经参与过接待王蒙老师的来访，那时他是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有点儿前呼后拥，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有过一点漫谈。再后来，我跟他开始合作，已经是1990年。那时他已经卸去了部长一职，基本还原于作家身份。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那时有点儿寂寥。那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我造访东四北小街46号院王蒙宅邸，邀约王蒙老师评点《红楼梦》；此后又多次造访，包括商量出版《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幽默小说自选集》和《王蒙蠢话》，渐渐地我们变结成了作家与编辑的合作关系。

后来，使得我和王蒙老师从编辑与作家的合作关系演化成文人关系，可能是因为我的一篇序言，即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包括《王蒙评点〈红楼梦〉》《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高晓声评点〈三言精华〉》在内的“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的总序。1994年10月在武汉全国书市上，王蒙老师头天夜晚读了我撰写的这篇总序，次日清晨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北大中文系，他微微点头，然后说：“你这篇总序写得不错。”当时李国文老师也在场。似乎从那以后（这只能是我猜测的“似乎”），我与王蒙老师的关系渐渐演化成了文人交谊。也就是说，我不再是有事就联系、无事不打扰的编辑，而是随时可以约着聊一聊的文人朋友。当然，在王蒙老师跟前，我永远执的是弟子礼。

不曾想到，就在刚到人文社当年，我与王蒙老师的关系竟然遇到过一次危机。

王蒙著《狂欢的季节》

1999年10月的一天，《当代》杂志主编何启治来见我，面有难色。我问何老师什么事。他告诉我，王蒙的长篇小说“季节系列”第四部《狂欢的季节》稿子已经到编辑部。我一听就高兴，因为我不仅知道王蒙的分量，也很喜欢他的风格。“季节系列”前三部《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我都读过，觉得很过瘾，现在第四部完成了，能在我担任社长时出版他的新作，我自然是高兴的。我上任后曾经专程拜访过他，请他继续支持人文社，凡长篇小说新作一律继续交由人文社出版。这是人文社与他此前有过的约定，他自然也很乐意双方加强合作。可是，何启治下面接着告诉我，编辑部对王蒙这部小说有不同意见。有资深编辑不赞成在《当代》发表，理由是“《当代》发表过王蒙的前面两部即《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读者反映不好，再发这部，怕把读者得罪了”，也就是说，《当代》杂志不同意发表王蒙这部小说。我既惊讶又好笑失笑。我说：读者反映不好，编辑部搞过读者抽样调查吗？显然没有，凭着几封读者来信做出对一个成熟作家新作的判断，这怎么行！怕把读者得罪了？这种说法也太武断了，好像就此确认绝大多数读者讨厌一个作家了。这样谈稿子不行。我很坚定地表示，王蒙的稿子不能被《当代》退稿。接着我又哑然一笑，提出了一个问题：咱们社过去从来没有退过王蒙的东西吧？总不能让我这个新社长来做这样的事情吧？这不是给我出了一个两难选择题吗？

王蒙在人文社五十周年社庆活动展板前

何启治显然从我这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支持，表情这才轻松下来。他建议我先读读书稿。我当即答应下来。读稿是我所喜欢的事情，而且只有读稿之后才有发言权。(www.xing528.com)

《狂欢的季节》还真是一部杰作。一如既往的王氏风格，汪洋恣肆，左右逢源，顾盼生辉，而这种风格正好用来书写十年动乱的非理性、癫狂性和盲目性，作品可以称得上黄钟大吕之作。在我有限的研究里，《狂欢的季节》是“季节系列”中最出色的一部，也是迄今为止王蒙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最好的另一部是他的《活动变人形》）。这部作品怎么就可以成为《当代》退稿？而依我的意思，不是能不能退稿，而是要大张旗鼓地出版，要为这部作品做出更多的营销推广工作。不过，这些想法我只能放在心里，对于人文社，我还没有一言九鼎一般的权威，新社长没有必要跟资深编辑们短兵相接；或者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出版业去权威化和科学决策的发展，社长总编辑们不妨采取更具柔性特点的办法来实施管理。

于是，10月18日，王蒙《狂欢的季节》书稿讨论会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总编辑陈早春，副总编辑高贤均，《当代》主编何启治、副主编常振家、汪兆骞以及几位资深编辑洪清波、周昌义、谢欣、杨新岚等参加。为了显得更加稳妥，我还决定特邀前总编辑屠岸和当代文学编辑室前主任王笠耘二位老专家读稿并出席会议。我的主持当然要体现更多的民主态度，只在开始强调王蒙作为作家和作为人文社老作者的重要性，强调对于一部题材重大的书稿应当有更加深入的讨论和慎重的决策。

参加会议的诸位几乎都有发言，大都是热烈称赞王蒙的新作。特别是屠岸先生和王笠耘先生，说得很激动，觉得十年动乱写到这个水准，是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会上没有任何反对发表的意见，只是有些与会人员认为作品中某些过度的嘲讽、反讽、议论恐有不妥，提出应当适度控制一下的建议；还有就是觉得篇幅过长，也建议作者压缩一下。最后我做了会议结论：一致同意在《当代》作为重点作品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鉴于有建议“适度控制”和“压缩篇幅”的修改建议，由我和高贤均、何启治以及《当代》编辑部负责人即日去王蒙府上与作者面商。

前面我说与王蒙老师的关系遇到过一次危机，眼下算是化解了一大半，也就是所谓《当代》退稿的危机化解了，而且是不动声色，基本上不用付出领导人的管理成本。不过，接下来要请王蒙修改压缩作品，谁知道作为当代最大牌作家之一，他将如何回应我们的意见呢？倘若他断然决定收回书稿，那又如何是好？

实际情况却是异常地顺利。王蒙可谓从善如流，对我提出的两条建议欣然接受，其爽快程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怀疑他已经感觉到出版社方面在这部书稿上有些磕磕绊绊——号称中国文学界最聪明的人，不会一点都察觉不到，特别是社长和副总编、主编如此兴师动众。可是，他不给我添一点点麻烦，也就彻底化解了这部书稿引起的危机。我不知道以往王蒙是如何处理跟出版社关系的，可这次如此对待出版社提出的修改意见，着实让我感动。我甚至认为他这是在善待我，帮助我，体谅我这个新社长的不易，因而一点都不为难我。

王蒙也是文学界公认的写作快手。很快就把《狂欢的季节》修改稿交回出版社，竟然压缩了将近5万字，对一些所谓过度的嘲讽、反讽、议论语句也做了认真的调整修饰。何启治大喜过望，跟我说：大家就是大家。作品即发表在《当代》2000年第二期。当时《当代》杂志社举办“文学拉力赛”，每一期都邀请几位著名作家、评论家评选《当代》每一期称得上冠军的作品。《狂欢的季节》即评上了第二期冠军。当年岁尾，在“《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决赛”中，这部作品荣登全年冠军宝座，奖金10万元人民币。

2000年《当代》文学拉力赛现场。右为评论家雷达

总决赛那天，现场来了不少人，记得有李国文、雷达、毕淑敏等评委，此外还有张抗抗、莫言作为特邀嘉宾到场。这个总决赛颇有意思，是评委当场投票选出，最后由我给总冠军颁发奖证和奖金。王蒙领奖后做了简短但很富感情的发言。在我的印象中，王蒙的每一次发言都能让听众发笑。这次他引人发笑的话大体至这么说的：自己已经获奖很多了，多得都不好意思来领这个奖了，可是又觉得不来不好，不来又让人说“王蒙太葛”，而且人家也没有告诉我一定就能获奖，所以只好来了。大家就笑起来。接着他又诚恳地说他很珍视《当代》这个奖，因为毕竟奖金1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字。大家又会心地笑。没想到的是，他话锋一转，说我还是想把这笔钱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用这笔钱建立一个专以青年作家为对象的文学奖，不知道聂社长你们愿不愿意接受？

不曾想，一个作品评奖颁奖会演化成了慈善捐赠会，在场的所有人都有点儿惊讶。我作为受捐单位领导，当即做了一个答谢发言。完全是猝不及防，答谢发言只能表达感谢，对王蒙的善举表示钦佩，对大作家提携青年作家的温厚之心表示感动。这就是王蒙《狂欢的季节》发表出版引起的一系列故事，也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颇有影响力的青春文学奖的由来。这个奖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随着我离开人文社，办了四届便无疾而终，殊为可惜。